加西亚·马尔克斯：神话与其他故事
今天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八周年的日子。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这位二十世纪最有力量的作家，就像是想起一个遥远的神话故事。当保罗·策兰说“世界已不再，我必扶住你”，加西亚·马尔克斯用文学扶住了整个沉沦的世界，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没有停止书写，他写一段失落的家族往事，写一桩瘟疫时代的不朽爱情，写一座大陆的失败，写一首血腥的独裁者长诗……直到那些记忆，成了我们自己的故事。
死亡降临在圣周四
2014年4月17日，那一天是圣周四——基督教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日子。在那一天，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城的家中逝世。《百年孤独》的汉语译者范晔曾写过一篇《王的葬礼》，讲述了加博的讣告在哥伦比亚传开后，当地人如何向这位“哥伦比亚最伟大的人”表达他们的的怀念和敬意：他喜爱的食物、他说过的话、他小说中的地名——一切都在他的故乡留下了记忆的烙印。
事实上，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作家几乎忘记了所有的事情：他的书，他的爱人，他关心的事业。对于二十世纪最杰出最受欢迎的小说家而言，这大概是最为戏剧性反讽的一种命运。他用充满想象力的文字建造起一座座宏伟、壮丽的记忆迷宫，为西班牙语美洲叙事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他的小说代表作《百年孤独》作为拉美“文学爆炸”的标志性作品，掀起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潮；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公开讲述一个被遗忘的大陆的困境，试图改变这个充满暴力和不公的世界——最终，创造这一切的人却被时间驱逐在这个伟大的记忆国度之外，独自面对着死亡降临时的绝对孤寂。
他的人生是一段波澜壮阔的迷人旅程，如同他讲述的那些魔法般的故事，永远地改变了文学的样貌，在启发未来小说家的同时，也在他们的未来投下绵长的阴影。一个人只要曾经被这些故事吸引，就再也无法忘记加西亚·马尔克斯，忘记他创造的那个无与伦比的文学世界。
梦中的阿拉卡塔卡，或马孔多小镇
1927年3月6日，一场暴雨过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小镇阿拉卡塔卡。四十年后，这个加勒比小镇将会因为这个男孩而声名大噪。阿拉卡塔卡的雨，绵绵不绝地落下，它落在地球的所有角落，奇迹般地唤起亿万读者的狂热。然而，在马尔克斯三岁那一年，他的父母却由于无法在当地谋生，离开了小镇。
作为家族的长子，小加博和外公外婆一起住在小镇上，直到九岁那年，外公去世，美好的童年时光随之戛然而止。对于马尔克斯而言，童年是一座空旷闹鬼的大房子，外婆在那里和幽灵聊着天，外公和他讲述千日战争的故事——据说战争期间，他在婚外生养了许多神秘的私生子，这令马尔克斯感到终生困惑。童年的马尔克斯在那里认识了世界最初的样子：关于男性与女性，关于历史和幽灵，关于死亡和生育，也关于增殖的时间和裂变的空间。
很多年后，这些主题将在他的小说里不断回响。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马尔克斯回忆起过去的日子，说童年是他后来写小说最重要的来源。他常常在梦里回到那个多雨的小镇，那间幽暗的屋子。整个青年时代，他一直在心里默默地孕育着一部叫做《大屋》的家族故事，那就是后来的《百年孤独》。从此，梦中的阿拉卡塔卡有了传遍世界的新名字：马孔多小镇，而关于马孔多小镇的梦变成了人类共同的纸上幻梦。
新闻报道，带蜂蜜的刺
威廉·福克纳曾说：“作家的家最好安排在妓院里，白天寂静无声可以写作，夜间人声鼎沸时可以喝酒。”作为福克纳的忠实追随者，青年时代的马尔克斯确实尝试过这种生活。在五十年代的巴兰基亚，他为《先驱报》工作，住在四层楼的顶层，和那里的妓女们成为了好朋友。他替她们写信，而她们替他熨衣服。没钱交房租的时候，就把手稿抵押在门房。
青年时代的马尔克斯选择当记者，固然是为了谋生，然而马尔克斯确实是发自内心地热爱着新闻行业。他曾说，写小说的看家本领是通过当记者学到的。在他早期的记者专栏文章，显示出他对死亡题材非同寻常的兴趣，字里行间散发着一种怪异的幽默感。
比如这个时期的专栏《死神是个很不守时的妇人》中的句子：“这本来应该是个办丧事的早晨，却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节日，好奇的人们都推迟了干活的时间，大老远地跑来看一个人会怎么死去。”又比如在一篇名为《拉谢尔佩镇的奇异偶像崇拜》的报道中，他写道：“每当谁家死了人，拉谢尔佩镇的家庭主妇们便会出门买东西。在这样一个地区，守灵是商业和社交活动的中心，人们平时没有机会相聚相会，只有等待偶尔有个认识的人死了的时机。”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一篇新闻报道大概是1955年发表的《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在马尔克斯接手这篇报道之前，事件已经被报道多次：一艘军方的驱逐舰上，有八名水兵落水失踪，官方搜救未果，正式宣布了八名水兵死亡的消息。然而整整十天过后，一位水兵出现在哥伦比亚北部的荒凉海滩上。这个幸存者成了全国的英雄，得了勋章，接了广告，发了些小财。
一个月后，马尔克斯和这位幸存的英雄倾谈了二十天，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一次，故事以第一人称讲述，马尔克斯身临其境地描述了遇难者贝拉斯科在海上的漂流生活，这则长篇报道是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新新闻主义风格，以小说般丰富的细节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吸引了很多读者——文章在《观察家报》上分十四天连载，使报纸的发行量因此翻了一倍——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还揭露出军政府的政治谎言：根本就没有暴风雨，而是因为驱逐舰运有超载的走私物，这些胡乱堆放的货物随风散落，导致了水兵落水。
这则报道最终激怒了哥伦比亚政府，导致《观察家报》在几个月后关张，而不满三十岁的作家本人也从此流亡至海外。很多年后，马尔克斯这样定义贝拉斯科：“一个有勇气亲手将自己的雕像炸毁的英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记者这个职业，既迷人又危险，就像带蜂蜜的刺。
《百年孤独》，王冠与十字架
多年以后，谈起马尔克斯，人们会想起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的情景，无异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这本小说也是冰块一样神奇的存在，自面世的那一天起，就凭借自身的能量掀起了一股文学飓风，搅动了拉美大陆，并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间席卷了整个世界。从巨大的销售量和译本数量来看，这本小说在西班牙语文学世界的名声可能仅次于《堂吉柯德》。
《百年孤独》的写作过程也十分传奇。据说在1965年夏天，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塞德斯准备前往阿卡普尔科度假，车行驶到半路，马尔克斯突然停了下来，他说：“我知道怎么写了。”于是两人迅速折返回家，马尔克斯开始写作《百年孤独》，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梅塞德斯典当了自己的首饰，支付房租以及维系家庭生活开支。完成《百年孤独》以后，家里剩的钱只够半本手稿的邮费。他们不得以又典当了一些东西，才把剩下的手稿寄出去。
这本不可思议的小说在阿根廷面世后，立即带来了一切：名誉，金钱，奖项，权力。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创造了一种独属于后殖民世界的文学语言，来表达一个高度魔幻、扭曲、怪诞的世界，这种“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长远地影响了世界文学的走向。然而马尔克斯对这种说法兴趣平平，他更愿意将《百年孤独》称之为一个家族故事，通过写作这个故事，他回应了那些从童年起就一直困扰着他的记忆：外婆的幽灵，外公的私生子，香蕉公司大屠杀事件，外国势力的渗入对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影响……现在，他可以去开垦新的题材了。
然而，在《百年孤独》之后，无论马尔克斯写下多么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在美学上进行了不同方向的尝试，让读者见证了作家的野心、胆识和勇气，然而再也没有复现《百年孤独》那样的奇迹。对此，巴尔加斯·略萨则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重现神迹是因为类似的成就是很难复制的。他在之后写的东西是一种追忆，是他幻想出来的那个世界的遗漏之物。”他接着补充道：“可是我认为批评他是不公平的。如果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不如《百年孤独》精彩，所以他不是部好作品，这么说是不恰当的。你不可能每天都写出《百年孤独》那样的小说。”
也许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而言，拥有神迹般的代表作注定有着双重意义：既是王冠，也是十字架。
一座海岛的可能性
“没有更好的方式去展望拉美。
我理解古巴，就像理解我的爱人……”
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曾在诗里这样写道，表达了那一代拉美作家对“古巴革命”的深沉爱意，他们曾经相信那座海岛上发生的事情正影响着拉美大陆的未来，代表着一种自由的可能性。一种更激进的说法是：没有“古巴革命”，也就没有六十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
然而，到1971年，所有人都觉察到了变化：古巴革命政府开始限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作家们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然而，马尔克斯的立场却十分耐人寻味：这位和古巴政府关系较为疏远的作家，选择了继续站在古巴革命政府那一边。
1975年，马尔克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密友，终其一生，他始终是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捍卫者。据说，他在古巴的政治事宜上十分活跃，对于古巴政府释放政治犯决议的问题上影响深远，正是由于他的坚持，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家人才被允许返回故土。
后来，对于他的政治立场，马尔克斯的解释是：“政治上的成熟能使我更有耐心、更人性化地去理解现实。”这种“成熟”当然是相较于政治上更理想主义的科塔萨尔和略萨而言。1968年，在苏联入侵捷克之后，马尔克斯曾说：“那次事件证明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两种同样残酷的帝国主义的夹缝中，那其实也是意识层面的一次觉醒。”
也许支持古巴，对于马尔克斯而言，就意味着支持活在两种同样残酷的帝国主义夹缝之中的人们。因此，马尔克斯一生都没有放弃这座海岛的可能性。或许，比起一个理想中的完美世界，他更能理解这个矛盾重重的现实世界。比起分化成无数割裂的个体的世界，他更喜欢纠正一点错误，虚构一点巧合，使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得到一点点的修复。不过，比起政治家的事业，这更像是小说家的事业。
又或许，真相还要更简单一点，他只是喜欢“不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传奇的革命故事，就好像他天生喜欢世界上的奇闻逸事，只需要读他的小说标题就知道了：《世界上最美的溺水者》《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霍乱时期的爱情》……不过，比起政治观念，这更像是小说家的本能。
黄金时代的友谊与政治
如果说，古巴革命的胜利开启了拉丁美洲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么，1967年则是奇迹之年。这一年，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了《绿房子》，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了《百年孤独》……这一年，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两位主将在加拉加斯相遇，开始了一段美妙的友谊。马尔克斯提出要和略萨共同写一部小说，略萨则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写了一部论述马尔克斯作品的专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在这本书里，略萨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将马尔克斯视为理想作家的形象：一个野心勃勃的反抗者，一个敢于杀死上帝的人，一个用文学重新创世的人。
这一形象不仅描画出略萨对于“作家”这个职业的最高期待，也诉说着那一代拉美作家的共同经验：面对拉丁美洲复杂的社会现实，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作为对抗极权主义的方式。因此，作家们不仅因文学而相聚，也因政治激情建立了命运间真实的连接。所有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关心或介入政治：富恩特斯是墨西哥外交官，卡彭铁尔是古巴驻巴黎的文化参赞，科塔萨尔写过关于切·格瓦拉的游击队题材小说，马尔克斯后来成为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终身好友，略萨本人后来则参与了秘鲁的总统竞选……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以各自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然而，这也为未来的分离埋下了种子。
不过，在1971年新年，大伙儿依旧像一家人团聚在巴塞罗那，那时马尔克斯和略萨两家住得很近，他们敞开大门，接待远道而来的“亲戚们”，包括胡里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及这些作家的妻子和孩子们。后来，据何塞·多诺索的妻子玛丽亚·比拉什回忆：“我们吃晚餐，跳舞，真心实意地许诺要成为永远的朋友，男人们真诚地互相预祝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
后来，由于政治分歧或私人恩怨，短暂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昔日的好朋友或分道扬镳，或离散各地，也许唯一永恒的乌托邦只能是文学中的乌托邦，如同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大家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富恩特斯写墨西哥的一章，胡里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列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
秋天，一首长诗
同样是在1967年，卡洛斯·富恩特斯曾提议拉美作家们共同写一本大书，鉴于拉丁美洲悠久的独裁者传统，作家们可以以各国的独裁者为题材，“写一部我们美洲的黑色纪实作品，去亵渎那些亵渎我们的人。” 不过这个计划只出现在富恩特斯寄给略萨的书信里，并没有真的付诸实施。
刚刚写完《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也正在准备一本关于独裁者的小说，他已经为此搜集了几千页材料：“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坦纳用一场盛大的葬礼埋了他的一条腿。洛佩·德阿吉雷的断手沿河漂流而下，见到它的人都瑟瑟发抖，他们认为哪怕是在那样的状态下，那只手还是有能力挥舞屠刀。尼加拉瓜的安纳斯坦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在自己家的后院里有一个动物园，里面有两个大笼子，中间只用铁栏杆隔开，一个笼子里关着野兽，另一个笼子里关着的则是他的政敌……”
类似的罪行无法穷尽。我们完全可以期待马尔克斯交出一部更恢弘的史诗，一部光怪陆离的拉美大陆罪恶故事集——这是作家最擅长的事情。马尔克斯用《百年孤独》赚来的巨额版税在巴塞罗那买了房子，开始专心在斗室里和老族长搏斗。然而，写作并不顺利，他不得不靠写一些短篇小说、或者写信来转移自己的焦虑。直到1975年，经过八年的字斟句酌，马尔克斯终于交出了他的珍宝——一首三百页的长诗。比起马尔克斯的其他小说，《族长的秋天》的风格令人惊奇，全书没有分段，一个长句接着另一个长句，像肮脏的潮水般秘密地潜入一个衰老的独裁者被权力扭曲的心灵深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而他却永远不能知晓，他带着自己年迈死者那疝气的温柔哨声，被死亡一棍击中、连根折断，他在他秋天的最后几片冰冷树叶的阴暗声响中，飞向了被遗忘的真相的黑暗祖国……”
也许，族长根本不必拥有具体的姓名，就如同世界上的人总是如同飞蛾扑火一般，被权力的荣光吸引，被权力的黑洞吞噬。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濒死的族长如同拉丁美洲大陆上所有独裁者的幽灵，被囚禁在他亲自建造的牢笼之中，那里充满了他亲自缔造的腐败事物，如同一个静止的噩梦，统治着他死前与生后的所有时间。
马尔克斯以抒情的笔触，写下这首充满肮脏、血腥、恐怖的长诗。它来自所有沉默的罪行与所有缺席的审判，来自历史的荒诞进程，来自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类之心随时可能堕入的黑暗陷阱。
拉丁美洲的神话，拉丁美洲的孤独
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是少有争议的选择。智利作家何塞·多索诺在《“文学爆炸”亲历记》中说，这件事“就像是给一个情节复杂且千头万绪的故事带来一个圆满的结局。”在书里，他还回忆六十年代以前死气沉沉的文学气氛，那时拉丁美洲的本土小说曾受制于单一现实主义的审美标准，直到六十年代，小说家们不约而同的冲破地区的禁锢，尝试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被遗忘的拉丁美洲的故事。而现在，那一代小说家的代表人物，站在了颁奖台上。
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穿燕尾服，而穿着一件白色加勒比西装（liqui-liqui），胸前佩戴着一枝象征幸运的黄玫瑰（仿佛携带着另一位被文学奖遗漏的文学大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西方媒体则调侃他打扮得像从后台走出来的厨师。而当晚，这位加勒比厨师将代表着被遗忘的拉丁美洲讲话，他的获奖演说为《拉丁美洲的孤独》，他没有讲他的文学生涯，而是讲述了拉丁美洲疯狂的历史与异乎寻常的现实：
“五次战争，十七次军事政变，还冒出一个恶魔似的独裁者，打着上帝的旗号率先开展了拉丁美洲当代的种族文化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夭折，超过一九七〇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镇压与迫害造成的失踪人口近十二万，好比乌普萨拉全城市民不知去向。难以计数的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分娩，婴儿被军政府送养或送进孤儿院，至今下落不明……”
这一切意味着欧洲人和美国人无法理解的痛苦、压抑和孤独。而正是拉丁美洲的孤独，造就了拉丁美洲的文学神话。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痛彻的关联，如果生活在不同大陆的人们能够通过文学相互理解，那么也不应该忘记，他们也分享着现实世界中同样的深渊，和同样的末日。
传记的二分之一，消失在羊皮纸上的记忆
《活着为了讲述》出版于2002年，不过只有半本：故事从马尔克斯回到老家，和母亲一起回乡卖房子的故事开始，到1955年，马尔克斯离开拉丁美洲为止。此时，作家的文学生涯才刚刚开始。比起一本传记，这本书像一本精心构造的小说，作家采用了复杂的叙述手法，将前半生经历的故事写得分外动人。不过，出版之后，这本书收到的唯一批评是：写得太像小说了。然而，谁又能够如实叙述自己的真实生活呢？唯有被讲述的故事才真的存在——这正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对于马尔克斯而言，也许最不愿做的，就是讲一个无聊的故事。
在晚年，为了节省写作的精力，马尔克斯渐渐退出了公众的视线：不讲课，不接受采访，不参加活动，也不接受任何采访。只剩下写作这一件事，正如他在《百年孤独》出版四十周年的讲话上所说：
“从17岁那年开始，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每天早起，坐在键盘前，填满一张白纸或空白的屏幕，使命只有一个：写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让一个还不存在的读者获得开心。”
那时，马尔克斯还有未完成的写作计划：传记的第二卷，几个短篇小说。但这些计划再也不会完成了。在生命里的最后时光，由于家族遗传的阿尔兹海默症，马尔克斯的记忆在慢慢消失，然而作家依旧尝试写作：有时写到一句话的一半，就会忘了那个句子是怎么开头的。这简直是世界上最悲伤的玩笑——一个会出现在马尔克斯小说里的情节。如同《百年孤独》的结尾，奥雷里亚诺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望着羊皮纸上的字，它们出现的一瞬间就立即消失，而大地上经受过百年孤独的家族也被飓风抹去，堕入遗忘之地。
如今，这本传记永远地停留在二分之一的位置，就像一个绝妙的隐喻：文学世界是一座镜子之城，所有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人终将被遗忘，唯有人类书写的故事替他们保留着消失的记忆，穿梭一百年又一百年的时光，倒映在未来的世界之上。
参考书目： [1]范晔《诗人的迟缓》，上海三联书店，2016
[2]安赫尔·埃斯特万、安娜·加列戈·奎尼亚斯《从马尔克斯到略萨》，侯健 译，三联书店，2021
[3]玛丽亚·比拉尔·塞拉诺《“文学爆炸”的家长里短》，收录于何塞·多诺索《“文学爆炸”亲历记》，段若川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原文首发于《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新增补两个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