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随记
我最早接触柯文先生的“中国中心取向”思想，印象中是在前年准备考研复试的时候，那时正在看宋晓霞老师《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的课程，里面她提到了“中国中心取向”的核心观点。“中国中心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未产生过多的震动，只是留下了粗略的印象，因为其内容对于作为中国人的我而言，理所当然得让人不以为然。
直到最近读完了这本著作，我才开始明白“中国中心取向”所携带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固然在于警醒了美国历史学界在对待中国近代史议题时所不能自知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对于中国自身近代史研究取向与范式的参考和启发
但于我个人而言，柯文在书中对于历史研究范式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角度和方式更能刺激我的一些思考。因此，本文旨在简要总结书中于我本人思考和研究有关的内容和观点，以作阅读记录。
一、对“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批判与矫正
关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取向，柯文分析了其两大弊病：
1）忽视“西方”本身即是一个相对概念，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作为整体的西方”这一抽象概念实际上从未对任何社会产生过冲击；而中国所接触到的西方，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还会因语言而蜕变，甚至扭曲。
2）将“中国回应”过分抽象化，将其作为一个代表错综复杂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中国回应”所指向的历史问题是多向的，也许是回应西方入侵，也有可能是回应西方入侵后所催化的原本根植于本土的社会问题。
针对相对空泛的理论框架，柯文主张将“冲击-回应”的过程精细化、具体化，采用划分层带和情境分析来开展研究。这一矫正方案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将瞬时的冲击过程不断放慢，进而细究其每一帧画面；既要研究撞击点，还要研究其他受力程度各异的部分；不仅需要关注首次相撞，还需注意撞击发生后的一系列后续效应，进而“将注意力灌注于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
二、对“传统-近代”/“近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否定
在对这一研究取向展开批判前，柯文追溯了其根植于19世纪西方社会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和刻板印象，相关分析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学理论（柯文在第四章也明确提及了萨伊德相关论述）。
与之前的方法类似，柯文再次辨析了作为空泛概念的“传统”与“近代”，以及二者组成的理论模型，在历史研究和分析时所引发的问题：
1）“传统-近代”模型迫使我们只能按照两极来划分历史和现实。即使将“传统”与“近代”这两极视为流动、渗透的两端，依然会排除一些带有超越性质的历史经验。
2）这一模型所遵守的“历史能量守恒假定”（即“传统”与“近代”的势力此消彼长），并不符合历史现实，因为革命变化的净增与传统价值的加强极有可能且时常同时发生。
3）这一框架的根本弊病在于“传统”的所指过于空泛，仅能用于描述，而不能用以分析事物；相反，“近代”却又是一种过于封闭的概念，它带有过于浓厚的目的论性质，规定了历史的线性发展，并且在政治发展方面往往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因而携带着浓厚的种族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
鉴于这一理论框架所包含的落后、狭隘的价值观，柯文主张“根本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对于柯文这样的“局外人”而言，这也许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而言，恐怕并非易事。于我们相对容易做到的，也许是剥离对于“传统”和“现代”概念所附带的价值评价，进而公正的审视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之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作用和影响。
三、对“帝国主义”研究取向的审视
第三章的内容最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柯文批判的矛头所指何处。柯文在书中列举詹姆斯·佩克对“冲击-回应”、“近代化”理论的攻击时，看得我连连点头。重读时我才恍然大悟，从小到大的历史教育塑造了我跟佩克相似的历史认知逻辑，此即柯文所着力批判和审视的地方。
总体而言，“帝国主义”取向尽管意在批判和否定前述两种理论框架，但实际上却又与其共享着相同的认知前提，即认为①中国在19世纪早期出于停滞状态（即使存在着循环着的“斗争”与“暴乱”）；②来自西方的外部因素对中国的近代变革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这导致“帝国主义”取向的面貌具有复杂性。
如詹姆斯·佩克这类强调帝国主义入侵之于近代中国具有消极作用的学者，往往过度着眼于中国自身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如反帝斗争，因而与“传统-近代”理论一样，带有极端的目的论色彩。而部分关注经济领域的美国学者则认为帝国主义入侵，无损于，甚至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
柯文总结了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在于：
1）未将帝国主义入侵的消极作用与其他诸如国内政治动乱、中国统治者的阶级利益、传统价值观念等消极因素进行系统性的对比与衡量，进而错误地（过度或过轻）评价帝国主义的历史影响。
2）将整个中国经济作为唯一的分析单位，进而忽视了单位内部的重要差异。
3）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历史分析时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帝国主义”作为概念，其含义为，“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建立全面的殖民控制”，而中国的帝国主义入侵却存在“多国的、有层次的、半殖民的”历史特点，因而并不适用于一般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
其次，这一概念本身同样具有语焉不详的特征，需要加以分解，对其各个部分加以辨析。例如，高家龙在《 中国的大企业》一书中所作的分类讨论。
此外，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矛盾评价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否（像西方那样）发达起来——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真正需要反思的问题在于“这种发达或近代化到底是否可取”。
柯文在此抛出的这个问题，触及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议题，即人类历史道路的选择。关于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柯文在书中虽然着墨不多，但实际上已然有意无意地贯穿于整个写作过程当中，读来让人感到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很受振奋。
最后，柯文指出，在不得不沿用帝国主义论述框架的当下，应将其作为各种历史情境中起作用的若干力量之一，而非一把打开中国百年历史的万能钥匙。简而言之，依旧延续了其将历史问题具体化、情景化的主张。
四、关于中国中心取向
在第四章，柯文简要回顾和总结了中国中心取向的特征：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
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同时，柯文还提到了采取中国中心取向研究时的误区：
1）将中国中心取向转化为另一种新的狭隘主义，即低估了西方在19-20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2）将中国中心观视为一种无视外界因素，将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取向，即中国中心主义。
此外，译者林同奇在《“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中还详细分析了柯文及其研究取向在方法论上的特点，认识论上的渊源，及其在历史哲学层面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
五、零碎的读后感
去年准备毕业论文开题的时候，柯文先生的《历史三调》曾对我的研究思路有过不小的启发，那时我便隐约觉察到了历史学方法论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这本具有研究综述性质的著作，如今进一步让我领略到了史学思辨的魅力。
以下算是本书带给我的收获和感受吧：
1）对过往研究的回顾、反思和批判首先建立在对其充分了解和认知的基础上，尤其是其深层于潜意识的前提和假设，不要让自己陷入和批判对象一样的认知陷阱中。这点不仅适用于反思他者和前人，也更应施用于自己。
2）批判的目的并不在于完全否定和取消对象的价值和作用，对其进行矫正和修订更考验研究者的手艺。
3）任何理论都有其生效的边界，需警惕任何抽象、泛化概念所构筑的理论体系和框架。时刻记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是读完这本书（同时也是近来形成）的一个朦胧感受，即史学研究的确很似一门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