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电影《莎拉的钥匙》中女主无法逃出集中营去解救被她锁在柜子里的弟弟，终其一生不能自拔，反而在解放多年后的平静生活中自杀。彼时许多人不能理解，历经磨难终于过上好日子的莎拉为什么想不开？而同维度一直困扰我们最具代表性的问题还有这些：六百万死难者为什么集体不反抗，以至于只剩下几千名幸存者？为什么纽伦堡大审判迄今为止还让人觉得暧昧不明，从而使得后人对屠杀带来的警醒体会稀薄？

我们看过关于灭绝营庞大体系的资料，痛陈、呐喊、哭泣、忧伤，回过头来却发现对这些问题的解释还是语焉不详。正如《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作者普里莫·莱维所表达，在历史长河中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太过幽深，不是非黑即白就可以解释清楚，因为那里还有个“灰色地带”。

通俗历史以及学校中所教授的历史，被这种二元论的趋势所影响，非黑即白，简单直接一一它易于把人类历史的长河引向冲突，把冲突引向斗争一一我们和他们，希腊人和斯巴达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当今阅读（或书写)集中营历史的人都会显露出一种倾向（事实上，一种需要)去区分邪恶和善良，以便去支持其中的一方，好像救世主在审判日的地位一一这边是信徒，那边是恶棍。

莱维在去世前这最后一本书里并不纯粹记录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禁，而是带着哲思剖析自身，审视他者，每个段落都适用于所有ji权社会下被残酷压迫的人性。他通过碎片化的记忆表述将本书和其他资料区分开来，拒绝为读者提供具象化图像以获取廉价同情心。

莱维书写的目的很明确，他认为幸存者必须为责任和义务去书写创伤，但个人经历要承托起普遍的人类灾难，要激发后人对他者的想象和对苦难的反思。所以我们读到的莱维作品从不过分渲染痛苦，他冷静、克制，流露着理性与道德上的真诚，“他的证言有一种第四维度，而这正是我所阅读过的同一类主题所缺乏的”。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的扉页摘录了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古舟子咏》的一段诗文：“从此后这无比的痛苦，时时出现，将我折磨；我的心在剧痛中燃烧，直到我把这个故事诉说。”

莱维将灭绝营囚犯区分为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两种类型，“被淹没者”群体占绝大多数，是自然淘汰法则下的牺牲品，他们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个个囚徒编号；“被拯救者”群体则是凭借自身的“出类拔萃”留存下来，摆脱了被无声掩埋的命运。

普里莫·莱维在1945年属于被拯救的那一类人，但在他完成《被拯救和被淹没的》这本书后的1987年以坠楼的方式重又淹没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正如和他相同经历的塔杜施·博罗夫斯基、让·埃默里和保罗·策兰，以及电影里的莎拉。总要为完成任务后的沉重精神负担付出些什么？仿佛只有生命才可以等价交换。

莱维有众多头衔：科学家，哲学家，诗人，作家，而所有这些标签最后还是淹没在编号为174517的囚徒身份里。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彼岸在哪里？“我们都在隔离区内，这隔离区高墙森森，墙外便是死神的领土，而死亡的列车正静待着准备出发”。

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一、为何为数不多的持枪者竟足以屠杀上百万人？

“粉碎敌人的抵抗能力”本就是灭绝营里管理者们的主要目的。这片残酷的地带就如同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丛林，在暴力掌握者的施害下受害者迅速蜕化成食草类动物。在“深渊之底”，这里受到的折辱完全“摧毁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物种进化池讲求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强者剥夺、占有弱者的资源的法则被无限放大。“天上地下，我们都无同盟，我们只有孤军奋战”。

整个世界漠然坐视不管。而犹太人本身（几乎所有人），都屈从于纳粹德国的虐政，在客观上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他们逆来顺受，接受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命运。他们在纳粹多年营造的扭曲世界中被诱导：唯一的理性就是服从。

犹太人在欧洲各个角落被驱赶上死亡列车，又列队慢慢走向毒气室，受害者放弃反抗（也存在极少数反抗），服从施暴者为他们厘定的世界，这种平静的服从令人战栗。但莱维在写作中拒绝以幸存者的羞耻感来进行道德谴责。莱维解释这种看起来的软弱，并不该成为谴责犹太人的口实，他作为亲历者，早已经明白囚禁与逃跑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变异。

纳粹的目的是使犹太人“非人化”，在摧毁受害者意志的同时也持续凌虐着他们肉体的虚弱。在集中营里，“集中所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受害群体隔绝于其他生命体验之外，自我保存的理性甚至使同一个群体中的人可以静观他人的毁灭，或互相敌对。然而，比起将罪责归咎于受害者，问责的中心应该是施暴者，但他们这类人却选择逃避和更改记忆。

莱维让我们思考，纵观历史，你见过有奴隶自己打破沉重枷锁的吗？我们被不断营造的流行的浮华纪念碑所迷惑。而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其他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枷锁可以轻松挣脱。例如，比尔克瑙的起义，是由负责焚尸炉的特遣队发起的，他们有特权，才能看到重复的悲剧，但不要忘了他们有着充足的饮食、衣物和鞋子；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暴发的起义是唯一的一次起义，但它是政治精英们的杰作。同理，他们也保留了许多基本权利。

在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离亲历者越来越遥远的后人用一种愚蠢的眼光和视角认定：似乎在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一顿晚饭；似乎从奥斯维辛逃跑，就像逃出任何一所普通监狱。

二、道德的灰色地带和人性的缺陷

道德的脆弱性是人在极端环境犯错的根源，但莱维否认这是唯一的根源，他认为囚犯以一个文明化的产物进入集中营，他所做出的任何选择，受到曾经所接受文明教化的影响，而囚犯接受的文明教化不仅仅是道德的修养，还包括理性的修养。理性修养亦是造成“恶之果”的根源之一，这个“恶之果”不仅仅是被动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们，更重要的“恶之果”是集中营体制本身。集中营体制是纳粹对西方理性哲学运用所构建的体制，这一体制却成为了屠杀犹太人、政治犯、民工甚至无辜百姓的工具，而这正是理性的悖论之处。

伊恩·汤姆森在《普里莫•莱维传》里曾试图解释莱维患抑郁症的各种原因：灭绝营留下的创伤、家庭生活的不幸、写作的焦虑、时局的动荡和反犹主义的抬头，以及亲朋好友病逝或自杀，这些都使莱维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形单影只。但说到底莱维最终还是被他抑制不了的羞耻感打败，他写道：“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持久到四十年后向深渊一跃而下。

莱维说过灭绝营里的幸存者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才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耳戈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们是‘穆斯林’，是被吞没者，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

suo尔ren尼琴也有过类似表达：“所有在长期徒刑中生存下来的人，以及你为他们是幸存者而恭喜他们的人，几乎都确定无疑是‘普里杜尔基’，或者在他们服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集中营就是为了灭绝，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作为一名需要道德洁净感的人，负疚和耻辱一直刻在莱维的心里。莱维让我们看到的是ji权统治下几乎所有人的集体灵魂崩溃，灭绝营成为这种地狱式统治的最极端的缩影。而在这样的地狱之下，抵抗和逃脱他人的杀害成为唯一目标（所以灭绝营里自杀的事例很少）。莱维在灭绝营时“几乎从来没有时间去考虑死亡。我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忙一一找到一小块面包、避免精疲力竭的工作、修补我的鞋子、偷一点豆料，或者分析和解释我周围的面孔和迹象。生活的目标是对死亡最好的防御，这不仅适用于集中营的生活。”

在极端的处境里，人有自我保护和求生的本能，这是不受伦理道德约束的自然本能，压抑羞耻和罪恶感便是这样一种本能机制，也就是书里提到的帮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不至于完全绝望或者彻底堕落的“弱势美德”。但是一旦脱离地狱，道德困境将浮上水面。

人性之恐怖在灭绝营里淋漓尽致的展现：纳粹党人毫无人性地屠杀犹太人、波兰人、苏联政治犯；囚犯们为了抢夺一点点面包渣或者怕被出逃的人牵连而出卖自己的同胞。有的人道德沦丧，有的人依旧追求精神食粮，有的人宁死也向往自由，有的人行尸走肉地活着。极端环境中的人不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皆已丧失正常世界的规范约束。在莱维的《休战》中他选取的个体样本则更为复杂。（暂不在这里讨论）只有认识到人性阴暗和丑陋，我们才知道怎样保护灵魂，才能撕开面纱去理解“一个人可能在晚上阅读歌德或里尔克，弹奏巴赫与舒伯特，然后早上继续到奥斯维辛工作”的矛盾现象。

普里莫·莱维在回答读者的问题时更是提到“如果没有奥斯维辛的经历，他可能不会写任何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有原谅，也没有释怀。莱维书写的目的是：“通过见证和反思承担历史与道德的责任，从而实现对人类的救赎”。

灾难见证因此对他们有特殊的教育意义，“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莱维要提醒世人，尤其是青年人，纳粹造成的灾难是发生在不久以前的过去，他记录的不是古代史，也不是像基督教殉道者那样的传说历史，而是与今天人类息息相关的人道灾难历史，记忆和见证这样的历史是为防止在未来再发生同样的人道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