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父子的「版權」問題
劉盼遂在〈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經義述聞〉下，有這麼一段話：
王靜安師云：在津沽曾見石渠先生手稿一篇，訂正《日知錄》之誤，原稿為「念孫案」，塗改為「家大人曰」。盼遂案：據此事知《經義述聞》中之凡有「家大人曰」者，皆石渠札記原稿，非經伯申融會疏記者也。石渠有與宋小城書云：「念孫於公餘之暇，惟耽小學，《經義述聞》而外，擬作《讀書雜記》一書。」此《經義述聞》為石渠所著，伯申則略入己說而名為己作之切證也。……數年前上虞羅氏得王氏稿本七十餘冊，為書凡數十種，皆石渠手稿，伯申則寸幅無聞。靜安師誥盼遂云：「伯申之才作〈太歲考〉、《經義述聞‧通說》為宜，謹嚴精覈者恐非所任。」……石渠先生成《廣雅疏證》第一卷時，伯申年纔二十二，從事舉業，而書中已屢引其說。……去歲傅氏斯年收得王懷祖〈呂氏春秋雜志稿本〉，以較《讀書雜志》，則凡引之說者，皆為念孫案也。
我們在前面討論王氏父子手稿的刊佈與流傳時，還引到劉盼遂的一個說法：
校讀〈呂氏春秋稿本〉，條數較今多數倍，藏聊城傅氏。許駿齋全收入所著《呂氏春秋集解》。
按許駿齋所著為《呂氏春秋集釋》，非「集解」，此不必論。但劉氏的說法，則頗值得玩味。
王靜安所謂將「念孫案」，塗改為「家大人曰」，我們在前文〈地從也聲〉時已加以證實。但王引之這樣塗改，也許別有用途，或如我們讀書作卡片、筆記一般。而《經義述聞》中的「家大人曰」，有些原來也可能是王念孫的札記（說詳下），但不管是什麼原因，即使塗改為「家大人曰」，作者仍是王念孫，這跟把「念孫案」改為「引之曰」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比如我們讀《史記》作卡片或筆記，即使抄一大段「太史公曰」，也不能算是剽竊，王引之的情況正同。註[一]
關於《經義述聞》，王念孫除了在〈致宋小城書〉中提到外，在〈與朱郁甫書〉中說：
《經義述聞》增補未竟，《漢書雜志》容再寄呈，秋冬間可付梓矣。
〈復朱郁甫書〉也說：
《經義述聞》新刻者譌字甚多，又板在江西會垣，手頭見無存者，此書年來又續添三四百條，擬于都中再刻之，容俟刻後再呈。註[二]
從這三封信中，可知王念孫對《經義述聞》確曾投注相當大的心力，而且一再增補。但《經義述聞》是否真如劉氏所說「為石渠所著」，而王引之只是「略入己說而名為己作」呢？
《經義述聞》中的確有許多「家大人曰」的意見，王引之也確曾「略入己說」，有些「家大人曰」之後，甚至沒有半點王引之的意見，但並不是全書都如此。《經義述聞》既然是王引之「謹錄所聞於大人者」，註[三] 則這位「大人」對這些意見一再增補自然是情理中的事。除了「大人」的意見外，《述聞》中「引之謹案」的內容仍然甚多，通篇為「引之謹案」而沒有王念孫意見的亦隨處可見，這就不僅僅是「略入己意」而已了，除非我們能證明這些「引之謹案」，原來都是「念孫案」。
史語所藏王念孫〈經義雜志〉手稿，札記經義二十則，其中十二則的內容寫入《經義述聞》十四條中（《經義述聞》先後有嘉慶二年家刻的不分卷本、嘉慶二十二年盧宣旬刻的十五卷本、道光七年壽藤書屋的三十二卷本。不分卷本及十五卷本無《爾雅》，這裏所說的「十二則」指三十二卷本而言，釋文中所標示的頁碼也是指三十二卷本），王念孫〈古音義零稿〉也有二則寫入《經義述聞》。從王念孫的手稿，跟《經義述聞》「家大人曰」的內容作比較，雖然仍是王念孫的意見，但並不是像把「念孫案」改為「家大人曰」那麼簡單，如王念孫〈古音義零稿〉中有關於《易‧大畜》的札記說：
蓋剛健謂乾也，篤實謂艮也。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煇光日新」，此釋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正，乃釋利貞之義。「煇光日新」與下正、賢、天三韻正協。
《經義述聞》「煇光日新」條則說：
〈大畜‧彖傳〉：「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王弼注以「煇光日新其德」為句，釋文曰：「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家大人曰：「鄭讀是也。蓋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煇光日新，此釋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正，乃釋利貞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與『其德剛健而文明』，句讀正同，如輔嗣讀，則亂其例矣。『煇光日新』與下正、賢、天三韻正協，如輔嗣讀，則失其韻矣。虞翻注曰：『二己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為日，故煇光日新也。』鄭傳費氏易，虞傳孟氏易，而句讀相同。蓋古無以『其德』二字連上讀者，故漢〈荊州刺史度尚碑〉『令聞彌崇，暉光日新』，魏劉邵《人物志‧釋爭篇》『光暉煥而日新』，晉張華〈勵志詩〉曰：『進德修業，暉光日新』，《初學記》載晉傅咸〈周易詩〉曰：『暉光日新，照于四方』，皆以『煇光日新』為句。」錢氏曉徵《答問》亦以鄭說為長，而引《漢書‧禮樂志》「煇光日新」、《魏志‧管輅傳》「易言『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煇光日新」為證，與家大人說相合。各有援據。謹並記之。
從引「家大人曰」，到「與家大人說相合，各有援據，謹並記之」，已經「融合疏記」到不露痕跡的地步了。《述聞》中「家大人曰」的內容比〈古音義零稿〉多，可能為王念孫手自增補，也可能是王引之「推廣庭訓」註[四] 的結果。但引錢大昕的說法為證而說「與家大人說相合」，卻無論如何不能說原來也是「念孫案」！
劉盼遂所稱，傅斯年先生所收的〈呂氏春秋雜志手稿〉，即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王念孫《讀書雜志》手校本，註[五] 有校語四三五條；今《讀書雜志》刻本的呂氏春秋雜志共三十八條，確實比王氏手校本少很多，且其中尚有十一條未見於手校本，刻本見於手校本者只有二十七條。可見劉氏所說「稿本條數較今多數倍」，以及許駿齋書所引是來自傅先生所得王念孫稿本，註[六] 都是可信的。但劉氏所說的「則凡引之說者，皆為念孫案也」，卻是厚誣古人。
今本《讀書雜志餘編》收有王念孫〈呂氏春秋三十八條〉，即劉氏所說的「讀書雜志」。《餘編》目錄下有王引之的小記說：
先子所箸《讀書雜志》十種，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中月而先子病沒，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為《餘編》二卷，以附於全書之後。道光十二年四月朔日哀子引之泣書。
王念孫於道光十二年一月廿四日卒，而〈呂氏春秋雜志〉則是在王念孫死後由王引之刊刻的。今按〈呂氏春秋〉三十八條中，有「引之曰」的共十條，其餘為「念孫案」。《餘編》既然是在王念孫死後才刊刻，王引之如果存心把「念孫案」改為「引之曰」，則何不全書皆改，即可以「名為己作」，何必只竊取十條，而仍留二十八條「念孫案」呢？從情理上來說甚不合理。
除了情理不通外，刻本《讀書雜志》中的「引之曰」，在許氏《集釋》中，毫無例外的仍是「引之曰」，並不是「念孫案」。可見「引之曰」並不是王引之從「念孫案」竊改所得。註[七] 王靜安也只說把「念孫案」改為「家大人曰」，並沒有說把「念孫案」改為「引之曰」，這中間的差別是很大的。
羅振玉所得王氏稿本七十餘冊，「皆石渠手稿，伯申則寸幅無聞」，並不能作為王引之「不自著書」的證據，畢竟羅氏所得並非王氏父子稿本的全部，這種按「比例」劃分的做法，其實並不能說明問題。何況羅氏所得，亦非全無王引之稿本，《遺書》中即有王引之文稿兩冊，劉氏不應無所見。
至於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已引王引之說，當時引之纔二十二歲，故劉盼遂「于此不能無疑焉」，註[八] 恐怕也未必。《廣雅疏證》經始於乾隆五十二年，刻於嘉慶元年正月，則其完稿至遲應在乾隆六十年，時王引之三十歲。據王念孫《廣雅疏證》敘云：「最後一卷，子引之嘗習其義，亦即存其說」，則王引之完成此最後一卷的疏證，必然也在三十歲前。如果三十歲時能獨力完成第十卷的疏證，何以在二十二歲時即無能力對第一卷的內容贊一詞？此似亦可不必致疑。註[九]
王靜安說「謹嚴精覈」非王引之所能任，尚稱持平之論，但若如劉盼遂所論，謂引之「不自著書」，或竊改「念孫案」為「引之曰」便「名為己作」，我們從情理和事實的分析，認為這是厚誣古人的說法。
[一] 周鳳五先生見示：曾於屏東見王氏後人所藏王念孫手稿，內容為經義之討論，乃用上下二欄紅界格之賬簿書寫。其中「念孫案」亦塗改為「家大人曰」，但從筆蹟看，並非王引之所改，而是王念孫手改。然則從「念孫案」到「家大人曰」，有些應是王念孫所「故意」或「授意」的，可能王念孫只是起個頭或舉其綱目，而準備交由王引之增益前，自己先做的改動。
[二] 以上二信見劉氏《王石臞文集補編》二十一頁。
[三] 《經義述聞》自序。
[四] 語見《清史稿‧王引之傳》。
[五] 參見張錦少，〈讀新見王念孫《呂氏春秋》手校本雜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古道照顏色¾¾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1.16-18。許維遹在《呂氏春秋集釋‧引用諸書姓氏》中已提到王念孫「著《讀書雜志‧呂氏春秋校本》」，原註「即〈呂氏春秋雜志〉初稿」。
[六] 許書所引，條目有與刻本《讀書雜志》同者，而文字偶有小異，亦可證許書所據非刻本。
[七] 進一步論證參見李宗焜，〈王念孫批校本《呂氏春秋》後案〉，《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¾¾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頁495-503。
[八] 見劉氏《高郵王氏父子年譜》乾隆五十二年。
[九] 引之於二十四歲時成《春秋名字解詁》二卷，必謂其二十二歲時無能力對《廣雅》表示意見，恐亦不必然。
（摘自本書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