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学对话：一次失败的尝试
在我看来，与社会学的对话失败，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一种社会学理论倾向——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model）。
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model）是最早出现也最直言不讳的受众反应模式之一。这种模式把传媒讯息比作通过皮下注射器注入体内的药品。该模式基于一种假设：受众（患者）被动并直接地接受了讯息，没有以任何批判性的方式介入它。皮下注射模式还假定，社会全体成员接受和解释讯息的方式，大致都是相似的。（P 500）
这一模式并不仅仅适用于媒体，而且很多社会理论都假定，人们是一种无声的刻录机，会牙牙学语般照搬所有“伟大人物”、“伟大理论”，成为它们的囚徒。虽然事实上
皮下注射模式现在已经不再流行，常常只是大众传媒早期研究者的著述中未曾明言的假设。然而，当代有些伦家对大众传媒对于现代社会的效应颇感疑虑，他们的著述当中仍然体现出该模式对于传媒的假设。（本书P 500)
我很难信服出现这样倾向的社会学理论，比如很多后现代理论，假定人们被某种宏大的议题支配。我觉得它们常常把人想的太蠢了，而他们的理论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度太差了，甚至比宏观经济学对世界经济的解释更令人吐槽。其中还包括对暴力解释时的贴标签理论，它假定人们的标签伴随人终身，就像是心理学上刻板印象威胁 和 皮格马列翁效应的终生版。但事实上，对刻板印象的研究发现，人们常常会很快修正自身的刻板印象，比如那个很著名的实验，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人的歧视让很多餐馆表示拒绝接待华人，打电话过去很多老板拒绝接待，但真正一身戎装的华人夫妇出现时，几乎所有的餐馆都接待了他们。这种状况还包括，我们认为某个地区的人不聪明，但当一个聪明的这个地区的人出现时，我们往往把他放在孤立的地位，当成特例，直到我们遇到下一个....我们会不断修正自己的刻板印象的，事实上这种修正有点像贝叶斯概率模型，而不是社会学假定的那种一直存在的“标签永固”。
另外，就像我对于社会学假定人类“很蠢”一样厌恶至极。我同样对社会学不断强调“我们应当忽略所有的生物学因素”感到厌恶，反而用一种极度歪曲的理论去解释，最后一地鸡毛，只能说一句“尚待研究”。
具体例子如下，在解释两性巨大的犯罪率差异：
关于性别与犯罪的统计资料令人震惊。根据最近的数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已知违法分子当中，女性仅占大约19%（Home office 2003）(P 671)
但在全部犯人当中，女性依然只占很小的比例：大约为全部犯人的6%（Home office 2003）。而男女两性所从事的犯罪类型也截然不同。如图19.3所示，女性犯罪很少涉及暴力，更多的是小偷小摸，通常是在商场里顺手牵羊。
为了取得更“社会”的解释方式，而排除掉作者认为“广受批评的生物学解释”和“尚待研究的心理学人格特质解释”，作者煞费苦心：
女性主义者更是为了躲开“生物学解释”拼尽全力
为了使女性犯罪更“可见”，女性主义者开展了许多关于女性犯罪的详细调查，从少女团伙、女性恐怖主义者直到监狱中的女犯。这些研究显示，暴力并非只是男性犯罪的特征，女性参与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远比男性要小，但也的确会做出类似的暴力行为。
真的让人哭笑不得....甚至他们假定女性之所以更不容易犯罪，是因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更重（那为什么激情杀人的女性没有更多）；或者认为司法工作者大多数是男性，这些“好色之徒”对女性“大开方便之门”，以体现“绅士风度”。但作者最终承认：
然而，男女所收到的不同处置几乎不能阐释两性犯罪率之间的巨大差异。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问题的原因与说明其他领域性别差异的原因是一样的。
早在19世纪末，犯罪学家就已经预言，性别平等将会降低或消除男女之间的犯罪差异。但到目前为止，犯罪仍然是个社会性别化的现象。女性和男性犯罪率之间的差异是否有一天会消失，我们仍然不能确定。
社会学对于两性之间暴力的差异解释的失败，不会是孤证，因为这是两性最重要的差异之一 ——暴力因素的差异，而解决这一为何两性差异会如此显著的原因也如此简单：两性之间睾丸酮激素水平的差异。睾丸酮作为与攻击、权利欲伴随的激素，在两性之间差异明显。而刻画为何会出现睾丸酮激素水平的差异的理论也很简单 —— 亲本投资理论 （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 ，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养育后代的投资不同，导致了两性在性态度（投资更大的雌性更谨慎）、求偶行为发生于投资更小的性别（通常是雄性，也有例外）。由于雄性的投资更小，它们经历的更剧烈的种间竞争，因此暴力作为一种“武器”被演化出来。这一点，无论在麋鹿，山羊，还是人类近亲的黑猩猩中都能够发现。
事实上，解决两性攻击力差异的最简单理论，就是作者极力抵制的“生物因素”，所以当作者解释卖淫行为时说：
作者在第十九章 《犯罪与越轨行为》总结时所：
人们曾经提过生物学与体格学方面的理论，认为犯罪与其他形式的越轨行为一样是由遗传决定的；但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站得住脚。
然而演化视角下的所谓越轨人士与“遵纪守法公民”的基因比率是一个稳定的值，虽然这一稳定的比率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他们基本上在不同的生态位上竞争。这一理论是不是与涂尔干“越轨行为是一种社会调试功能”和埃里克松“一个社区能够认可的越轨者的数量很可能长期保持稳定”很相似？
事实上这种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生物因素真空”，导致其理论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容还有很多。依旧以图1中的例子为例，为什么不能承认男性就是比女性有更多性冲动？为什么在“全世界都能发现语言技能方面女性领先男性”（P 592），而不去问问为何会如此？事实上，在演化心理学看来这样的问题解答无疑很简单：两性在演化中具备了稳定的性别差异，这与他们所面临的演化问题息息相关。
但社会学在这些问题上要么沉默以对，要么视而不见。我很奇怪时至今日依然有人会坚持这样的观点，“男女并无本质不同”。为什么在择偶偏好、性态度、激素水平、生理差异，从底层到高层如此紧密的闭环理论下，社会学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就是不承认男性爱看A片就是因为他们“好色”的本性，就像女性更喜欢看“肥皂剧”一样？
事实上，我们从社会学的立场问题中就能够发现答案 —— 社会学立场一直都是激进的左派文化。还记得Paul Bloom教授提到过一个问题，“你是否听说过保守主义心理学家呢？事实上真正坚持自己是保守主义心理学的，我只听说过3个。为何如此？因为我们做学术，就是要求对新知识和内容的包容性，这天然的偏向自由主义人士。”同样的，我认为社会学本身的底色浸染着激进的左派文化，比如社会学的三大视角里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冲突论视角，比如社会学在性别问题中更关注女性的权益，在劳资双方的争端为题上更关注员工的利益，在国家问题上关注公民权问题。事实上，社会学对于弱者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寡头和强势地位者 —— 还包括在学校教育问题上更关注学生（被压迫的视角），对性别少数派的关注，对少数族裔的关注，对全球经济中弱国地位的关注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学立场，在先后天问题上，它会更倾向于谁自然不必多提，它很多激进的理论企图消灭一切“生物因素”，消灭性别差异，也自然无可厚非。
事实上，在这本书写就的2003年，在教会任职问题上（教会拒绝让女性担当教职和主祭），女性主义双方正面临激烈争论。女性主义者主张，男女并无不同 —— 而教会的观点如何不问自知。我相信如果这时候有演化心理学工作者提出，其实两性之间稳定的差异还是蛮多的，大概会被喷成什么样子。就像一位社会生物学教授调侃他的文化人类学的同事，我觉得他蠢不可及，他觉得我是“希特.勒”。笔者在这篇评论里对社会学进行的“输出”、“指责”，也不过是站在自己学科的牢骚。仍旧有相当部分的社会学人士企图真空化“生物因素”，除了提供躯体以外，认为人类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任社会因素涂抹编制（想象皮下注射模式），是相当令人难以理解的.......对这一观点的反驳简单的令人发指——“如果你假定社会因素起作用，那么在身体中一定天生就存在一个允许社会因素施加影响的程序”。更何况早已经普及的心理学常识，人格的各个维度都存在遗传的影响。
我始终记得一段话，“70年代双生子实验有力的证明了先天因素的影响，远比弗洛伊德以外的所有心理学家认为的要大”，同样也记得行为遗传学里谈到的“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基因的作用，但事实上，后天因素的影响力很少低于50%”。我并不想在抨击社会学激进的立场问题上走的太远，但在最后，我仍旧想引述
现代进化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在1963年写下以下这段话时，极富远见地预计到了后世近40年的争论：
尽管存在着明显的生物学上的差异性，平等这个概念仍是比较复杂的，它需要一定的道德高度，而这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以企及的。这些人或者否认人的差异性，把平等等同于人们在生物学上的同一性，或者认为人是独一无二的有机体，只有其形态特征会受到基因的控制，而其他心灵特性都是由“特定环境条件”或非遗传因素造就的。这些人对那些关于双胞胎的研究和动物非形体特性的基因研究视而不见。这种建立在明显错误假定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只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它对人类平等的倡导建立在生物学同一性的基础上。一旦同一性被证明不存在，这种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支撑。
我不希望很多社会学理论最后落到这个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