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零：《禹贡》口义
李零講 拜石筆錄 【筆錄案語：甲午春夏之間，李零先生講授中國早期歷史地理文獻，聽者滿座，其來自清華、人大諸校者往往而有。方是時，余足傷未愈，差便徐行，亦往虱其間，聽習之際，速記為文，懼有遺義，乃錄音備校。既退，亟加董理，寫為一篇。如是者三。既而學業漸冗，忙無暇晷，遂爾中輟。故今所存，僅得三篇，皆疏講《禹貢》之文，其餘所記，闋略不全。比來多暇，檢出一閱，猶可想見當日盛況。先生敏於言，咳珠吐玉，霏霏不窮，興到處，雜引今事，發揮妙緒，尤令人捧腹。記為文言，神彩頓失，是為恨事。又耳聽手錄，不免有誤，亦不及就正先生矣。雖然，先賢片言，足可寶貴。余舊題《白勞先生禹貢講義》，今改稱《李零禹貢口義》。白勞者，先生別號，說見先生《待兔軒文存》自序。偶讀唐吟方氏《雀巢語屑》，謂嘗應先生之請，刻“白勞”印一方，則先生《文存》自序所云，固鄭重其事、有為而發也。先生有《禹蹟考——<禹貢>講授提綱》一文，刊《中國文化》第三十九期，他日當持校之。甲午七月二十，拜石自記。】 【第一講】 三代以降，中國地理學著作，累世而出，余謂堪稱經典者厥有四焉，曰《禹貢》，曰《山海經》，曰《漢書地理志》，曰《水經注》。雖多屬綿蕝草創，或出傳聞，或涉荒誕，而載記有序，非盡無稽，遂爲治上古史地者不祧之宗。本課所講，擬以《禹貢》爲首。 今人倡言經典，一一案之，實以《詩》《書》《易》爲最古（科以今之學科分類，則《詩》屬文學，《書》屬史學，《易》屬哲學）。《三禮》之類，其次也。《論語》《孝經》之類，抑又次焉，特儒家之子書而已。《禹貢》爲《書》之一篇，其影響古代思想（所謂世界觀、天下觀）者至巨，不特爲地理著作而已。使准此例，觸類而長，則《禹貢》爲地理之源，《堯典》爲天文之宗，陰陽出於《易傳》，五行肇乎《洪範》，觀《漢人》之著述可知矣。《易傳》屬《易》，自不待言，余三種，莫不備于《書》。然則吾人自典籍中考索古人思想，舍《書》而何求？ 或問中国地理學何昉。漢六部分類法，晉唐以後四部分類法，均入史部，則其源甚早，所謂“史地之學”是也。然古者無專門之地理學，《禹貢》但《書》之一篇，非專治地理之比。迨班固撰《漢書》，始有《地理志》。惟漢人所撰可稱地理著作者，佚而弗存。所可知者，漢因秦制，加以權宜變更，郡國、郡縣甚夥，則地理著作之出，非末由已，此爲權輿。或者謂：《山海經》，非其類歟？按之實際，《山海經》多神話傳說。近代以來，學者多據《山海經》考求古神話，此其驗，蓋受西學之啓發刺戟而必欲求一神話體系與之相參照也。《山海經》雖分篇目，而系統性不強，《禹貢》則條理過之。且也，《山海經》雜糅至多，所包不一，非可以類限，舉凡山川地理、動植礦物（多屬博物學知識）之屬，莫不叠陳。又，竊以謂古有找藥尋仙之習，《山海經》多不經之說，或出于此。至于所載，或涉祭祀及諸多“雜”神，乃至渺遠國度之傳說，若海外、大荒之類，彌複紛紜，非可覼縷。此乃世界共象，非我國所獨。今西方治神話學及人類學者，喜赴野外及僻在遐方之部落調查，職此故也。以今之術語言之，斯有“觀察”與“被觀察”之別焉；我國古代有《諸蕃志》《蠻夷列傳》之類，亦猶是也。十九、二十世紀，探險考古頗風行，率以采集殊方異域之民族標本爲事。竊恐《禹貢》成書，亦略涉此類，惟不多耳。此其絕不同于《山海經》者。憶數十年前，治《楚帛書》[1]者，持以與《山海經》相較，創獲甚多，試舉一例，則五十年代李學勤先生之考論“十二月神”是也。[2]但有一事，不可不提，邇來學者或於此等處或漫加比附，則所謂迹近猜謎，似不可風。前提及《山海經》與博物名物有涉，茲亦復舉一例。有“育沛”者見諸《山海經》，實即琥珀，“育沛”其上古音也。考之英文曰“amber”，其音正同于“琥珀”。加以精研，則《山海經》不但有裨博物學而已。 史地之學，雖昉《漢書地理志》，然求其所以著明天下郡縣，著眼初不在山水，在于行政而已。由《地理志》觀之，我國“大一統”之局面乃至思想，自秦漢已確立，其畛域疆界曆兩千祀而無大變，所變者名稱而已，或稍加损益增删而已。雖今之行政劃分，與秦漢無大不同。考其沿革，溯流而上，靡不豁然。甲骨金文所載商周地名，多茫無端緒，弗從攷訂，以其無地理記載流傳後世也。商周史地所以難治者在此。劉漢而降，詔書、文書頒布者亟，留存者多，有迹可征，足可窮源。此其大異處。且世以古之行政機構，至于郡縣而止，郡縣以下，宜不可知。然竹簡所出，頗有軼出縣級以外者，則史地之學，余地尚多。 我國素重史地傳統，至清季而弗替，蓋以此爲經世之學也。時西人多自東南沿海或西北邊境巡行禹域，其身份往往兼學者、間諜而有之。又彼西人之屬不同國度者，亦頗互相刺探，各秘所得，唯恐泄露。其時以法國漢學爲最精，新疆、蒙古史地之學，環顧中西，莫之或先。流風所被，寖成顯學，學人若沈增植、王國維亦頗浸淫其間。然考其宗旨，則與彼不同。蓋彼乃自外觀之，我則自己身觀之，是所謀者亦異。惟所治範圍，頗相魯衛。若王國維之于蒙古史地、陳垣之于宗教史，均與彼有桴鼓之應，肸蠁之通。然能爲此學者，我國學人百無一二。或以此爲國人之恥，彰彰較著者，陳寅恪、傅斯年是也。漢學爲日、法等人所獨擅，國人反無從先之。此亦有說，蓋自專業訓練、研治方法乃至語言儲備，莫不後人一著。是以國人負笈渡海，上下求索，以冀盡得其所長。然陳寅恪歸自歐土，忽改厥初，“盡捐故伎”[3]，專治華夏固有之學。此亦頗有意趣。伯希和復來中國，或問華夏學者，誰爲第一，不舉陳寅恪，亦不舉胡適，獨舉王國維、陳垣。愚見以爲，殆以其所治者近故也。雖然，伯希和猶以王國維於西人研究不甚了然。循是以言，厥所稱賞，尤在陳垣。 我國史地傳統既久，自有軌則，然則中西學術或有不可調和者，未必我不當也。以圖書分類言之，傳統地理學著作自當隸之史部。然若以西方爲准，則甚難措置，蓋彼有自然地理一科，又有地層、地質等細目，自與我有別，遂使我傳統史地無所歸屬，不得已，乃置之環境地理學院。審矣，其爲不當。西方漢學家，幾無專門從事地理研究者，亦以其屬于別科也。然學者生丁今日，有不得不屈從者，故於地理學及傳統史地之交叉處，當知其大概而善處之，庶使兩得其全，成我功用。今考古發掘，草爲報告，首則地裏描述，次乃征及地志，故是善法。考古乃基礎行業，自給自足如此。治文學者固毋庸如此，略檢方志斯可。治哲學者並方志而弗問矣。所操之術異也。 既述史地傳統如上，今略說《禹貢》。現代《禹貢》學之興起，以顧頡剛先生爲首庸，其傳人若譚其驤、劉起釪等先生莫不承其緒余，探賾索隱，精於斯學。顧創有《禹貢》半月刊，諸君所知，不待贅言。顧雖以“疑古”著聲聞，然於史地頗下功夫。特《禹貢》一篇，卒未有以得其端緒者。顧之門人劉起釪，踵其故業，著有《尚書校釋譯論》，疏通詳備，但未免繁重紛亂之病，翻檢爲勞。李氏整理本，較爲簡豁，便于參閱。《禹貢》年代，牽涉綦廣，約有二端：一曰文本形成之年代，二曰文本所形容之年代。近世“疑古”風熾，顧先生領袖群倫，導夫先路。今既說《禹貢》，何可繞過此節。或以《尚書》之爭，今、古文而已。非也。經學既潰，今、古文之爭亦于是乎熄，而《尚書》一案，猶聚訟未已、迄無定讞者，以其本末萬端，繁而且杳。疑古派多宗崔東壁《考信錄》，其思路亦略相近，質言之，則一反曆古相傳之舊說是也。顧頡剛以《禹貢》爲戰國時書，頗加考證，想諸君當知之。[4]時王國維爲國學巨擘，天下仰望，在清華大學講授“古史新證”，乃與顧說針鋒相對。其大意謂：《禹貢》甚早，秦漢以前之文獻若《詩》《書》並姬周銘文，均有“禹蹟”之說可征，必謂戰國時始有此說，其誰信之？且秦人去中原較遠，而秦敦亦有禹蹟之銘，尤足證此說之古，其來尚矣。[5]可怪者，顧頡剛以王氏《新證》足以旁證其說，是大不然矣。[6]古書年代，非最要者，其形成過程，尤所當辨。竊以古書演成，譬猶河流入海，自有其上源，下遊，入海口。自入海口而上溯其源，纚纚相陳，靡不昭然。古書之文本，亦猶是矣。此略似顧先生之“層累”說。既知此系一過程，則源既不能替其流（中有無數彙流及分流），入海口亦不足以定其全，審矣。惟在昔西人有世上無原始文本之說，則似是而非，譬猶人焉，安能無祖先乎？若謂窅靄難徵，不知其祖先爲誰某，則誠有之。此蓋萬事之公例，試以文字起源爲例，其必非考古學所能悉數解決。文字以漸累而成，何能遽指爲創於某日、完於某日？諸君膺古文獻專業者，當知文本有摻和演變，其理甚明。析而言之，則治文獻者喜求定本，而攻考古者喜求原本，術有專攻，各得其所。至于治史，當如治水，過程實爲最緊要處，萬勿執源、海以爲說。否則蹶矣。顧先生雅崇王氏，至于睡夢中猶冀得其獎勉。然按其實際，王必不肯同其說。顧先生爲學，初甚振奮，舉凡舊說，無不欲摧陷廓清之，洎乎暮年，則妥帖斟酌，惟恐不中。何耶？吾人當三思之。其門人劉起釪著《尚書校釋譯論》，即叛師說，以《禹貢》爲西周時書。學未三傳，其變有如是之劇者，劉甚至謂《禹貢》或西周以前之書。此幾與邵望平先生以《禹貢》所言爲新石器時代之事相合矣。[7] 曩者考古學有夏（鼐）、蘇（秉琦）之爭，[8]類型學之于考古可謂極要，今證以《禹貢》畫分，殆無不合。用知書之年代難言矣，當以口耳相傳爲准耶，抑以寫定文字爲准耶？此問題極要。故《書》之年代，不宜急定。當細讀《禹貢》文本，作深切之思。要其基本思想必甚古，則無疑也。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藏有一西周中期青銅器，鐫有銘文，首句即曰：“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廼釐方設征。”[9]按《書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其相似自不待言。抑余猶有未竟者，《禹貢》開篇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亦與茲銘合。則謂《禹貢》諸說，出戰國以後，寧非誣耶。此足證王國維說之精當不可磨滅。由是可知夏商周三代之說，口耳相傳，雖有遞嬗，本真猶在。且也，張光直先生至以爲考求三代史，不當以宋元明之相承視之，當以魏蜀吳之相望視之，或其並立于世，未可知也。[10] 鄙人籍貫山西，說者謂我山西有可以誇耀于人者二：一曰地下有煤，一曰地上有廟（祖宗文化）。此雖戲言，足啓人思。凡古史傳說之人物，山西每有其宗廟祠堂或故迹，情僞暫勿論。以禹爲例，山西而外，若四川、紹興等地亦往往有禹穴、禹碑、禹廟之類。或者謂：安得有如許禹之故地？當出後人之附會及紀念云爾。禹畫九州，更不可信矣。余曰不然。僅以王氏《新證》言之，則似“三代”以來，各諸侯國均有“禹蹟”之說。此何故哉？若曰大禹其人，天生不群，有輪足翼背，江河沅湘，靡所不曆，若東坡《次孔毅父韻詩》“萬裏隨身只兩膝”然，則雖秦皇漢武，未克成之，宜近人不之信也。魯迅先生《理水》之“禹爺”，終是小說人物。否則，“禹爺”以佝僂之身，走遍山河兩戒，“禹域”莫不被其足迹，其不老死者幾稀。惟周秦以降，均以大禹爲一人，數千年來，未有疑之者。余謂後世相傳之“禹”，或非一人，當系一團體也。使有“禹”其人，其有過人之處不待言，然尤重要者，則在殊方異域，同時開化，各就山川道理之便，遣人以行，輻輳乎禹都，既會，各記其所曆所從之地，然後以一人總其成，因便區劃，則《禹貢》之最原始面貌成焉。春秋戰國之際，“禹蹟”之說，各地皆有，其故或在茲歟？ 余既授《禹貢》，諸君宜備：一、劉起釪先生《尚書校釋譯論》；二，通行之中國地圖一冊，不必十分精密，但附有各省地圖斯可。 至于讀法，複宜備《禹貢》之相關材料，若馬遷《夏本紀》、《漢書地理志》、《詩經》（石經？）是也。讀《禹貢》當先注意其敘事結構。或分五節，或分十一章（九州各一章，首位亦各一章），各從其宜可也。 九州之名，遞有異說。《夏官·職方氏》曰：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蔽曰云瞢，其川江漢，其浸熲湛。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其浸廬維。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養，其川河■，其浸葘、時。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正北曰並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 與《禹貢》所載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梁州、雍州、豫州相較，則有幽州、徐州，而無並州、梁州。《呂氏春秋·有始覽》曰： 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閑爲兗州，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 各州之下，附以國名，亦有幽州，無梁州。《爾雅·釋地》曰：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是有幽州、營州，而無青州、梁州。其故未詳。顧頡剛謂《禹貢》當西北人所作，職此之故。惟《呂覽》於各州後，釋以國名，當系後起。按周初定天下，當與解放戰爭初畢同，其劃疆分界，亦猶我設軍區也。《左傳·僖公四年》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豈有有功于國，但賜一“履”之理？杜預注：“履，所踐履之界。”爲較近情理，然其說未徹。唐蘭先生據金文釋爲“踏勘”，引而伸之，即“履田”是矣。[11]蓋古者測量土地，須仗步量，以確定其範圍。至于所謂“五侯”，或謂當系公侯伯子男之類，非也，實指齊、魯、晉、衛、燕而言。據銘文，則五大諸侯悉聽令于齊太公，即姜子牙是也。[12]用知戰國之際，其於九州，每以國名稱之，有其由矣，《呂覽》《爾雅》班班可征。出土竹簡《容陳氏》所記九州爲夾州、塗州、競州、莒州、蓏州、荊州、揚州、敘州、虘州[13]，亦與傳統文獻有別，然所謂“蓏州”乃隸定以後之寫法，銘文中兩瓜字均自上而下呈粗黑狀，極易演爲“並”字，是“蓏州”當即“並州”。且其中敘二水名，有“蔞”“易”二水。按《山海經》有“蔞水”，當與滹沱河交彙，而易水亦相去不遠，是其爲“並州”無疑。[14]此簡尚有州名不易辨認，如所謂“ 州”，不知何謂。要必有說，且足以證明禹畫九州傳說之古。 以上僅是讀法一例。今觀《禹貢》，於每一州，均按同一模式書寫，先州域，次山川澤原，次土田，次賦貢（賦自田出，貢自山川出），次貢道。矩鑊秩然，可得而征。玩味其文，參以輿圖，固知其時貢道當以水道爲主。揚州、徐州、青州爲一脈，荊州、豫州、袞州爲一脈，雍州、梁州爲一脈，貢者沿其水道，彙於黃河，而後轉往冀州，則禹之所都也。[15]征之殊方，此非個案。古者波斯帝國鼎盛之際，萬邦來貢，今猶有職貢圖存于博物館，適堪與《禹貢》相比照。故余斷言曰，禹蓋以來集之殊方異域之人串聯天下，董所聞見，因便區畫，而其時地理知識之儲備亦于是乎始矣。 【第二講】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山海經·海內經》：“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燹公盨》：“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廼（釐）方設征。” 辛甲《官箴·虞人之箴》：“芒芒禹迹，畫爲九州。” 以上所書，想諸君皆知之。《禹貢》篇首，凡十有二字，可視爲總綱。敷者，布也，分也。古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征之西周金文，“溥”當作“匍”。“禹敷土”三字，所以言分畫天下（古者先民謂之“天下”，不云“世界”，此漢魏以後所輸入之佛教名詞）。禹足履所曆，“隨山刊木”。“刊”之義有二說：一曰砍木以成道，一曰刊樹以表道（譬如砍爲木樁，或刳其皮，要所以表記也）。奠，定也，猶言分類，使成譜系。合觀《書序》“隨山浚川”，可以想見禹之所爲，不外導山導水而已。自地理言之，水隨山轉，故治水必先勘山。山水既定，審土田以決賦貢，故曰“任土作貢”，亦猶解放軍“查田”。貢者，語之省，兼言賦貢。地理四書，皆有關聯。故《山海經·海內經》，既言海內，亦及禹事，所謂“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亦然。可取參觀。 至于燹公盨，李學勤先生讀若遂，蓋取稱謂之便。或者謂“燹”，當即《詩》之“豳”，形近而訛。聊從茲說，以便指稱。所鐫銘文，與《禹貢》略同。今或以“隋”從二左字，然古文字多從二又（右），隸定爲“聖”（《說文》有之），與今“聖”之簡化字同；怪、恠諸字，亦從此出。“廼”即乃。至于“”（釐）字，說尤不一，自裘錫圭先生以降，人各有釋。竊疑即字，拜也，別也。“設”字易定。“廼釐方設征”，即“任土作貢”之意。前爲言王國維《古史新證》舉先秦舊籍並彜器銘文以證“禹蹟”之說由來久矣，決非戰國時人所杜撰。商人、周人以逮齊、秦，莫不有是說。今所謂民族認同，自系舉語言、風俗、宗教而言之。我國疆域遼闊，商周以來，先民即有極強烈之天下觀念，是亦民族認同之一端。關于“禹蹟”，最著名之說，見于《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引辛甲《官箴》。按辛甲爲周初能臣，與太公、召公、鬻熊相上下。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類下，列《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皆出天下能臣，《老子》厥在五家之後。《辛甲》久已亡佚，曆來多弗之信。今則不爾，中華書局已將輯本梓行。《左傳》引辛甲《官箴》之《虞人之箴》，有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其來久矣。虞人者，以督管山林爲務，蓋猶今野生動物園館長之類，故其箴銘，不忘九州所自。 九州之說，其來尚矣。今繙《禹貢》，當次第揣摩之，其于中國，關系非淺。西人咸以“中國”二字最常用之義，其範疇但同于秦皇漢武所直接管轄之境（其所定郡縣是也）。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以東北、新疆、內蒙、西藏爲中國之四大邊疆[16]，蒙古、藏、羌等族所宅，環文隱義可得而推，其以茲四者別于“中國”是也。其實不爾，讀《禹貢》可知。九州之名謂及其次第，諸書所載，多有不同。《禹貢》先敘冀州，然後敘東四州，即兗州、青州、濟州、揚州，復從揚州折返，依次敘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每敘一州又有範式，分而爲五：（一）州域；（二）山川地理，又略以山（原）、水、澤爲序，後來《水經注》遵焉；（三）土、田；（四）賦貢；（五）貢道。 惜《禹貢》之文，或有脫誤，間有不盡相合者，昔儒往往曲爲之說，穿鑿附會，未足爲訓。今先講冀州，不妨拈以爲例。冀州二字，煢然孤出，無河澤系之，大與以下八州有間。乃儒者謂冀既禹都，天下攸歸，不必別爲之說。是大不然。《爾雅》《呂覽》莫不有說，何獨《禹貢》無之？其爲脫簡所致無疑。按《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宜補曰“兩河惟冀州”。“惟”一訓爲“是”，一訓爲“即”。《禹貢》既以大禹治水爲說，其始于冀，理固宜然。堯、舜所宅，與禹同，大率在晉南，即今山西境內。山東出聖人，山西出祖宗，即此可見。此章自山西西側黃河講，所謂“壺口”是也。何炳棣著《東方之搖籃》（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0 B.C.）即以黃河爲華夏文明之搖籃。或者非之，以爲長江亦堪相埒並舉。此說是也。但北方文明，賴黃河爲多，則確然不可磨滅。黃河發源于青海之巴顔喀拉山脈，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諸境內，灌于渤海（詳圖1）。惟商周以來，黃河屢改其道，未可以今准古，其下遊尤不可一而論之。“兩河惟冀州”之“兩河”，即西河、東河，皆黃河之主幹（詳圖2）。南河、北河、河西，示如圖。南河、東河以及太行山脈之間，原隰谷地所在，古謂之“河內”，其南略與今河南之最北部重合，爲殷商之核心地帶。東河以東謂之河東。至于東河，今已改道，古者偏北，自天津、滄州出而灌于海，嗣有南、北之移，反復無常，古衛國最受其殃。因之，或奪濟水之道，或奪淮水之道。其奪濟水之道，遂取而代之。故今所謂“濟南”，已名不副實，當謂之“河南”。其奪淮水之道，在南偏愈甚之後。抗日之際，花園口大決口實蔣公預爲之謀。先是，僵持不使南下，然後決黃河淹之，滔滔而下，所沿即淮水之道。 要之，冀州與今山西、河北西半部相當，其主體自是山西。其範圍甚廣，故演而有並州，即河北是也，又演而有幽州，即北京一帶是也。《呂覽》《爾雅》並有冀、幽二州。《夏官》則分而爲冀、幽、並三州。遷衍靡恒，愈以紛亂。今者以冀爲河北，並爲山西，幾幾乎與《禹貢》相反矣。上博簡《容成氏》無冀州，但有蓏[並]州，尤爲可怪。乍觀之，似並州包舉山西、河北，但細按其文，知其所指，厥爲河北。所云“蔞水”“易水”，參以《山海經》：“滹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漊水。”按而考之，原委可得。溇水，漢謂之滱水（《水经注》谓即嘔夷），出翠屏山，是亦一證。是蓏州为并州无疑。第一講已詳及之。冀州之東西走势，于是乎可得而推。古者戎狄虔劉中原，多自山西而東，竄及洛陽、南陽，坦然無沮。當禹之時，冀南線路及輪廓想亦如之。冀之北，殊未易定，疑稍稍及內蒙、遼西之地。無已，姑征之貢道。蓋歷來少數民族，多有朝貢之役，考其貢道，庶得以定其疆界。下文有所謂“鳥夷皮服”者，“鳥夷”自東北碣石山而來，即今秦皇島一帶。由是言之，冀之北或且及遼東半島矣，然此特臆說，未敢以爲必。 冀之山五：曰壺口山，曰梁山，曰岐山，太嶽山，碣石山。“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按載者，治也。或曰讀如裁，猶言開也。壺口在西河之南端，吉縣與宜川縣之間。壺口之下（南）爲龍門山，其東毗鄰今河津市，其西有梁山，周遭爲古梁國所在，即今韓城是也。然則“岐”何謂也？驗之輿地，非今岐縣，或謂即龍門山，庶幾近之。“既修太原，至于嶽陽。”是謂壺口、龍門既治，而後及于太原。然《禹貢》之太原當非今之太原，古之晉陽，如曆來儒者所云然。古者原、隰有別，原者坦闊，隰者卑濕。又據《爾雅》，原與陸類，特陸視原爲尤高。是原也者，其殆盆地之謂乎。揣《禹貢》之文，“太原”當在壺口、梁山之東，相當于今之運城北以及臨汾盆地。“嶽陽”之嶽，即今之太嶽山，在臨汾、長治兩市交彙處。可知，太原既治，復由其東而北折，至于今霍山、沁源一帶，古趙國所轄之地。“覃懷厎績，至于衡章。”按，“厎”，舊訓爲“致”，是也。惟“覃懷”稍有異說，舊謂“覃懷”即“懷”，覃懷共爲一地[17]，蓋今河南焦作市武陟縣也。或者謂覃、懷非一，覃爲沁水。[18]山西最重要之水厥爲汾河，次爲沁、漳。沁自上而下，流經陽城、晉城，繞過太行山，至于河南省焦作市，即“覃懷”之“懷”所在，舊謂河內是也，復流經武陟，然後彙于河。或謂覃懷尚包括濟南。余嘗躬往厥地，至于沁陽，復走太行陘、軹關陘，反復相較，殊不謂然。“衡漳”或謂即“橫漳”[19]，可備一說。漳水今有二，一曰濁漳，一曰清漳，流而西，經太行山而出，入河北境內。其敘次圖而表之，如右（圖3）。 以上四山而外，本節之末，又提及碣石山，有“夾右碣石入於河”。太祖詞曰：“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東臨碣石有餘篇。”太祖在秦皇島游泳，故有此作。時在文革難作以前，天下宴泰，國人不必捲舌鉗口，是以或謂：此詞有誤，豈太祖誤記耶？其實，碣石何在，眾說不一。《水經注》以碣石瀕于海，為海所淹，久不可復見。然其地亂石山叢出，傍海岸線者不下數百十，蘇秉琦因以別創新說，指海中一石曰：“此碣石也。”余亦嘗往一觀之。昌黎碣石，去海甚近，霽時猶依稀可見。竊以此即《禹貢》碣石山，曹孟德以降，帝王登臨者靡計。位於秦皇島者非是。夾者，帶也。“夾右碣石入於河”，一說謂鳥夷入貢皮衣，遵遼東之西岸而南行，復循其右，以達渤海北岸，然後入於河。或者謂碣石有二，尚有左碣石，即今平壤是也。 冀之水：曰黃河，曰彰水。又土田賦而下，有“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當系錯簡，宜改置“至於衡彰”之下。恒即恒水，衛即衛水。大陸即大陸澤，亦即鉅鹿澤是也。恒水即今通天河，與恒山相關。恒山即大茂山，非今之恒山，今之恒山，在山西省渾源縣，至清順治間始改祭北嶽於此。大茂山在河北曲陽縣，歷古以來，此地以漢白玉雕像馳名天下。近其地之人，競以土木為事，廣建宮宇，切漢白玉如豆腐然，略不顧惜，罄可計日。懵不知寶，胡瞻其機？今其地碎石殘雕彌望，毛太祖頭像亦滾落滿地。古者祭恒山（大茂山），創廟曲陽，按其實，曲陽去山猶有二百里。恒水即從曲陽流過。衛水，在靈壽縣，即西柏坡一帶，匯入滹沱河。滹沱河上游在山西五台山，沿其流，遵道而下，略無沮隔。黃河亦流經河北。是以冀之州域，奄有山西及河北省之南部。“大陸既作”，即謂鉅鹿澤，在今河北鉅鹿縣。《禹貢》講水，多曰“澤”。《爾雅 釋地》曰“藪”，有“十藪”之說。《呂覽》高誘注以為有水曰澤，無水曰藪。循是以推，藪當即沼澤地。 以上，冀之山川地理，次講土田賦貢。天成曰土，人造曰田，區以別矣。土多白壤，故非肥沃，蓋鹽鹼地之謂。《禹貢》未明言何處，當系河北，其地水患甚亟，其土或多鹽化。“厥賦”“厥田”有錯簡，當改之。其田中中即第五。其賦上上即第一。夫以九州之大，土田萬殊，賦貢亦然，是以禹劃九州，別其所產，上上以下，遞有九品，至於下下而止。冀、兗、青、徐、揚、荊、梁、雍、豫，皆同此例。惟諸州所產，有田上而賦中者，亦有田中而賦下者，此殆與其所處之位置、州域之大小以及土田之性質有關。雍、徐、青三州水患最小，故其土田居上品。豫、冀、兗三州河患較大，故其土田次之。揚、荊近江，而水患亦甚。曰“厥田惟上上錯”者，冀田居於第一昭然，而錯者，謂間或降而為二等也。“厥貢”未及，當補“鳥夷皮服”之前。 時之貢道，以水路為主，以陸路為輔，匯于黃河。鳥夷，在遼東半島或遼西。自秦皇島海岸而來。《禹貢》於少數民族例曰“某夷”，諸州同之。冀環於三河，曰東河、西河、南河，故天下有貢，輻輳於此。 兗州。“濟河惟兗州”，是兗州在濟水、黃河之間，即今河北、山東交界處，大約相當古衛國所在。晉國之於冀，衛國之於兗，齊國之於青，多有重合，可以一一參定，研治古史地者假為津逮，自是善法。故以言兗州，則晉居其左，而齊魯居其右。黃河故道經滄州、天津而出，注於渤海，今之河道乃奪濟水而成，知此而後可以言古史地。兗，舊作兖。渤海，古謂之“北海”。《容成氏》曰：“禹親執（枌，畚也）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于是乎夾州、涂州始可處。”夾州，即兗州，原作，蓋寅字之訛，權以通假。當禹之時，河北水患最亟，故禹疏明都、九河以治之。“九河”之名今不可考，或謂虛指，極言其多而已。然《爾雅·釋地》有九河之名。今惟一二河、縣之名猶存，無從考知。此地甚要，以故京杭大運河由此而歷河北、山東。 《禹貢》：“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或謂九河皆黃河之支流，未知然否。欲考兗州，則濟水似較黃河為尤要。江淮、河濟，南北是別。古之四水，濟固居其一也。又，黃河之入海口有三，北口在天津市、黃驊市一帶，黃河故道也，中口即今之河道，南口即黃河河道。戰國至西漢，以北口為主。東漢以來，或走北口，或走南口。今之黃河與濟水故道合而為一。九河，自在兗州境內。河之有九河，猶江之有九江。《爾雅·釋水》“九河”，或改名，或改道，或斷流，均不可知，即今之名有偶與《爾雅》同者，亦未必確為一物。據《爾雅》，黃河之支流為灉，濟水之支流為沮。沮，《爾雅》作“濋”，通假。別有“漯河”，亦河之支流，在灉、沮之間。或問：何以知之？曰：自貢道知之。雷夏澤，在今山東菏澤。“大陸既作”，謂修水壩之類；“雷夏既澤”，謂蓄其水。 兗州有水而無山。故《禹貢》曰：“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詩經》有“桑間濮上”之說，今濮陽故堤甚多，蓋所以防河之改道。且今其地猶多沙，深至十數米。曩者夏商周斷代工程有子工程曰五帝工程，而濮陽一帶有顓頊、帝嚳二帝陵。按《左傳》已謂衛國在“帝丘”，即故帝之丘墟。惜乎黃沙甚厚，考索為難。考古者卒無所得，但得衛之“帝丘城”而已。依《禹貢》，則此地故宜蠶。“降丘宅土”，是謂洪水既治，其民自高處徙居於低地。桑蠶既興，此地商業亦甚發達。陶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孔子亦在此久居，则定陶、商丘，繁華可知。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黑墳，當破讀，謂其土黑而肥也。自馬融已窺其理，東漢應劭益知其所以然。其所以膏沃，蓋全賴曩之河患。繇者，抽也。條者，條暢也。其田中下，則第六等也。“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貞，古或釋為正。其實，校以體例，必原作“正”，而正者，又因重文而誤，當作“下下”。古之重文，以“一”相示，遂有此誤。昔儒善讀書者，已得其朔。同者，即“九州攸同”之同。言治水十有三年，始克成功。《史記·河渠書》有夏書，亦謂大禹治水十三年始竟其功。或者謂十三年非實指。此地有水而無山，又多河患，故其賦居於下下。貢則漆、絲、織文。 貢道：“浮於濟、漯，達於河。”按，“浮”字為《禹貢》術語，就水道航行而言。茍為陸路，則但舉域名以示之。進貢之時，則由濟水而上，經陸路入於漯水，然後轉往黃河。且不獨兗州為然，青、徐、揚亦輾轉泊於濟水，而後沿兗之貢道前行。 【第三講】 前為講授冀州、兗州兩章，今稍加詮次。九州之名甚偉，其地實非至廣，大略為秦、漢所轄之地。冀之州域，《禹貢》云在兩河之間，按其實，當作三河，即東、西、南三河是矣。然則何以獨謂兩河？是當求之於體例。《禹貢》之文，定一州之畛域，率以東西為界，其在東部（即中原一帶），尤準茲例，未有以南北為說者。冀州，為夏之核心所在，其南部即河內乃殷商之核心所在，其關係於上古史者非淺。又貢者遠自碣石山北，則冀之州域，或并包部份遼東之地矣。參稽各章，可知《禹貢》初非就所有山、水而敘之，不過擇其一二貫串之，蓋其時人心目中固有一體系在。凡《禹貢》所表之山、川，猶今之“座標”耳。冀州章之梁、岐即屬此類，而呂梁山、太行山不與焉，然遽謂呂梁、太行非冀州之地，則非也。今觀冀州一章，其敘次自東而西，其所表述，又可析而為三，一脈遵西河自北而南（以壺口、龍門為座標），一脈稍東，從太原谷地之南端（即約略在運城、臨汾交界處）敘至北端（即今霍山一帶），一脈再稍東，自太行、王屋而及於長治盆地北部之彰水。即此，冀州之大概範圍可知。華夏地級約略可分三層，華北平原為最低，自太行山而西則又是一級，高於華北。太行山之重要性，於此可知。《禹貢》雖未說及，實已隱含。惟此章所述，以山西南部為主，北部略不一及。西周以降，文物日進，冀乃析而為三，一曰冀州，略與山西相當，一曰并州，略與河北相當，一曰幽州，略與北京相當。冀之北疆，究在何處？自考古學言之，石家莊、太原以北，皆蠻夷遊牧之所，北京自亦屬蠻夷之地（憶余童稚時，北京尚有駱駝負行，往來市廛之上），是冀（狹義）之北疆易定。而并之北疆，茫乎難稽，惟有待豪傑之士發其覆。要之，凡讀《禹貢》，須把其脈絡，未可拘於文本。即如冀州一章，當知三河，而非兩河，又須知此章有脫文、錯文，脫者“兩河”“厥貢”，錯者“厥賦”“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於此句，又須知澤、隰、原、陸四者之別）。且也，治古史地者須知，有山多有水，有水必有路，當路之交匯者斯有聚落。《禹貢》雖無涉於城市、聚落，然苟能援此義以索其隱、探其賾，固當有助於探討古史。因說冀州章，牽連及之。兗州章，則曰“濟河惟兗州”，自系謂濟水、黃河之間，即舊黃河河道與新黃河河道之間，主要在山東、河北交匯處，若河北之黑龍港，山東之德州、聊城，河南之封丘、延津一帶是已，古衛國、古宋國當屬此境。至於大陸澤，即“鉅鹿”（古書每以鉅字代大字），今已乾涸，惟留鉅鹿澤之名而已。兗州境內又有雷夏澤，因其地卑也。凡此，皆須注意。 今授青州、徐州二章。其曰“海岱惟青州”，是青州三面環水，以山東半島為主。其北為渤海（古謂之北海），其南為黃海（古謂之東海），其西為濟水，但言岱者，省之耳（濟水既為兗州之東界，自屬青州之西界），兼所以區青、徐而別之。今號“海岱考古”者，實即山東考古，取其雅誼云爾。岱之北為齊，岱之南為魯。前謂九州之與列國，往往相應，故審閱《禹貢》，當與後人所著所考之戰國史地并觀之。若齊國之於青州（後亦演稱齊州，李賀詩：“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洩。”），衛國之於兗州，是其例也。青州，考《爾雅·釋地》，謂之“營州”，或為通假。但上博簡《容成氏》謂之“競州”，其文曰：“禹通淮與沂，東注之海，于是乎競州、莒州始可處也。”乃以競州與莒州并講，不知何故。“莒州”之名，傳世文獻未見。今山東有莒縣。戰國之際，山東小國林立，莒亦其一，在齊、魯之間。至於莒之西，與魯之東，以何為界，尚未了然。要之，荊州、濟南、淄博、萊蕪、濰坊、青島、煙台，皆當屬齊國。泰山以南，泰安、濟寧、菏澤一帶，皆當屬魯國，其東為沂水。莒當在沂水之東乎？今莒國墓，多有發掘。頃者一老板欲闢沂源縣以為勝地，齎工鑿土，掘得莒國古墓甚夥，惟出土報告未出。是莒之為國，非蕞爾可比。齊之邊界當有移易，要大概可知。戰國時，齊長城以立，可作古齊國之邊界。岱南岱北，魯、齊斯分。岱山即泰山。 山東有大山六（一千米高以上），泰山最高，蒙山次之，其次則嶗山、沂山、魯山、徂徠山，就中徂徠山傍于泰山。泰山，《禹貢》謂之岱，其他古籍或謂之岱宗。今稱曰泰，或始於戰國以後。秦人於大山喜稱泰（太），或泰山之名所由起。驗之古史，不獨岱宗為然。若山西之霍山或稱霍太山，陝西之華山或稱華太山，河南之嵩山或稱太室山，皆是其例。然則，何以泰山為五嶽之首？水自西而東。山之見於《禹貢》者，亦多東西走向。水朝宗於海，而泰山亦居乎五嶽之東，故雖卑於華山，而古者天子獨尊之，以其東也。 青州之水四：濰、淄、濟、汶。惟先曰“嵎夷既略”，與其他各章之例不同（某夷云云，多在章末敘貢道處）。所以然者，青之為州，略與山東半島相當，而本章所敘，適自東而西。今半島之東，厥為榮成。“嵎”者，古、今文寫法不同，或作禺，或作隅，或作鬱，其說亦遂以異。竊以馬融舊注曰海隅者，最清簡易通。榮成之西，有俗云成山頭者今猶挺立，在昔為仕女公卿娛遨之勝地。胡公耀邦一訪其地，未幾而有桐宫之厄、瀛台之囚，其地遂被不吉之名。此亦有說。先是，胡造其地，為題“天盡頭”三字，曾未及旋踵而禍作矣。天下議以為不祥，天之盡頭，非末路之兆歟？遂收其碑，請范曾別書一碑曰“天無盡頭”。不廿年，又改為“好運角”，直是山寨版“好望角”，可發一燦。此一帶海岬甚多，“嵎夷”者，當即寓焉。再，山東半島環於瀛海，其地甚殊，故秦始皇頗置行宮。其“日主祠”舊址故在，嗣因主事者謀建氣象站，大興土木，故址蕩然，僅殘存一二玉器，藏青島博物館。此地尤宜觀日出。《堯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東嵎，古以為太陽所由出。是以古者創八主祠，此為日主祠。自此而西，有濰水，又有淄水，其地今猶有濰坊、淄博之名。淄博之臨淄區，即古齊國首都所在。聞之近來考古者在臨淄之南發現商之故跡，可喜也。又西向，則有汶水，自西南流向東北，穿於齊、魯。 至於土、田，曰“白墳”者，其土故沃。“海濱廣斥”，則傍海之地多鹽，所謂斥鹵之地。鹵者，實古鹽（去臣、人二字）字所從。厥田“上下”，是為第三。厥賦“中上”，是為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絺，即細葛。海物，即水產品，魚蝦之類。“惟錯”二字有異說。或謂即綜錯之意，非也，錯者，所以磨玉石也。“岱畎”即岱宗以下之河渠溝壑耳，其所產有蠶絲、麻、松樹以及大石頭。按，山東之石，著於天下，今研究礦物之專家，多注意及之。民國之際，章洪（鴻）釗著《石雅》，淵雅精微，綜古文獻、礦物學而一之。章氏其人，與丁文江雅善，亦近世一豪。《石雅》為“雅書”（古之博物學，固稱“雅學”），與我國自來之博物學，一脈相承，不但可見最新之礦物學，亦可見中國文化嬗承之跡。章以《禹貢》“怪石”，即泰山文石。古人所謂“玉”，即西人所謂“軟玉”；瑪瑙、大理石、漢白玉、葉臘石之類，多硬，固非其儔，當謂之“文石”。石之精而非玉者，《石雅》謂之“文石”。古又有“珉玉”之說，與文石同意，似玉而美者。泰山之花崗岩，片麻岩之類是也，其質硬。《石雅》又引王嘉《石遺記》：“魏明帝時，泰山下出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色彪發，如人雕鏤，自上及下皆合而中開，廣五尺。”是泰山文石之大者，與喬木相當矣。研治山東古史者，若王獻唐先生等，多注意“萊夷”，蓋迄於今茲，山東猶有蓬萊、萊陽、萊西、萊蕪、萊河、萊山等，其間牽連衍變，所宜深考，而萊山一帶，在龍口市內，最當窮究，或即萊夷所在。萊山之下，有歸城遺址，頗出西周銅器。曩者李峰教授與余供職考古所，君頗銳意考覈其地，以期得土著與漢族之關係，進而為研治姬周史地之助。此章有“嵎夷”“萊夷”，可注意。萊夷有畜產品、養殖業，今山東人猶喜吃黑山羊。“厥篚檿絲”，與尋常不同，謂柞蠶絲也。厥篚，竹筐之類，所以盛絲，凡貢絲，《禹貢》必及之。 關於貢道，此章之末曰：“浮於汶，達於濟。”次第甚清，不待贅述。然則，濟水之為通往黃河進而造于禹都之中轉站，益可由此知之。總青州一章，自東而西，幾微所在，可得而窥。 徐州章：“海岱及淮惟徐州。”按淮即淮水，可與青州章參看，但多一淮水。冀、兗之界為河，青、徐之界為岱，觀此可知。徐州之域，在今山東半島西南、江蘇北部，古屬魯國。徐之東為黃海。适才講及莒，莒為楚滅，越國鄙遠，勢所不能，遂以歸併齊國。齊亦瀕於海，青島一帶是也。青島而南，遞及連雲港等地，海岸線之劃分准此。連雲港之島礁，存有新莽刻石，敘及劃分海域之準，自青島至於連雲港，屬東海。徐亦瀕海。岱北為齊，岱南為魯。齊、魯兩國，相與盟約，率至萊蕪之地，故岱宗未宜隸於誰某之下。徐既以為界，此當知之。考求徐之州域，淮、泗為要。《呂覽》曰：“泗上為徐州，魯也。”李學勤先生《東周的文明》有曰《泗上諸侯》者以此。泗，固徐之要津。《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殊籠統。青州亦在濟水之東。二者何別？曰岱宗。《周禮·夏官》無徐州，想其時，州有增益，為湊合九州之名，遂去之。 徐之疏浚劃分，《容成氏》曰：“禹親執枌（畚）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于是乎夾州、涂州始可處。”此以兗州（夾州）與徐州并講，可與前講青州與兗州並講參看。“枌”，余以為“朸”，或以為讀若“畚”，此古文字家之事，存而不論可也。明都、九河皆在兗州。而後及於徐州。《禹貢》曰：“淮、沂既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總徐州章，敘及岱、蒙二山。蒙山之於徐州甚要。蒙山今在山東省蒙陰縣、平邑縣之間。《論語》“顓臾季氏之憂”之“顓臾”，其古城即在平邑縣。去平邑縣不遠，蒙山腳下，頗有神祠。余嘗往考求之，惜今之宰官，好興土木，闢其地以為廣場，而神祠遂夷。比至，惟殘碑尚在。余馳告主事者，勸其收掇。後聞余去未久，殘石立為人攫去，不知流落何處，恐惟有余之照片可供玩摩矣。孔子，大聖人也，其登山之傳說甚多。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或者謂東山即沂山，非也。沂山在魯之南，不得謂東山，且其高不過五百米，是必出於附會。東山或即蒙山，高一千餘米。又，連雲港有孔望山，謂孔子登茲山而遠望。連雲港去魯較近，似有其事，然孔子實未嘗之江蘇。關於孔子之想像，類多不稽。太行山又有回車嶺，亦附會孔子。其實，孔子久居衛國，恒思“跑官”，必以大國為尚。國之大者，曰晉與楚。欲之晉，而門人沮甚堅，孔子不覺赧顏，事遂寢。欲之楚，又遭“拒簽”。總之，未嘗之山西、江蘇。泰、蒙為徐之關鍵，二山而外，又有羽山、嶧陽。羽山甚卑，在今連雲港東海縣境內，其地多水晶，今已垂罄。嶧有多說，一說為岠山，又名葛嶧山，又稱嶧陽，甚卑，在今江蘇睢寧縣。又有嶧山，在山東鄒城。“嶧陽”有二說，一說即山名，一說謂嶧之陽。嶧山有碑，秦始皇所立，今為兵燹所毀，不可復見。嶧山高五百米，而岠山高二百米（江蘇無高山，最高者厥為雲臺山，在連雲港），揆以情理，前者為近。 徐之水四：淮水、沂水、泗水、菏水。“淮、沂既乂”，謂淮水、沂水既治。淮水发源於河南桐柏山，其地故存淮主廟，今傍有学校，占其舊基，刨移碑刻，疊而加之，棄若無物。淮水流經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蘇北部，自江蘇之濱海縣流出，為徐、揚之界。五十餘年以前，糧運有“四五八”之說，可謂太祖時之“禹貢”，黃河（四百斤）、淮水（五百斤）、長江（八百斤）之謂也。淮之為水，亦猶秦嶺之為山，皆中國南、北所由分。又，河之與濟，江之與淮，皆為姊妹河，北方、南方文明所賴以成。千祀而下，猶曰河濟，曰江淮，是其徵也。沂水有沂主庙，四主庙之中，惟此保存最完。沂水為南北走勢，起自山東沂源之艾山，南而之沂水、沂南、臨沂、長城，入於江蘇，在睢寧縣附近注入泗水。故曰“浮於淮、泗，達於菏”。泗水，子路老家所在，有泉甚清，滿清諸帝尤好之。源於泗水縣東之陪尾山，西流，而後南折，經曲阜、兗州（今之兗州市）、魚台，入於江蘇，經沛縣、徐州，至淮安而注於淮水。菏，或作河，誤也。蓋行進之序當為菏——濟——河，昔人已攷正之。既至，則其貢道又與青州合。“大野既豬”，即鉅野澤是也，可參前說大陸澤（鉅鹿澤）。此謂鉅野澤有水，非枯涸，居於“十藪”之數，所謂“魯有大野”是也。“東原厎平”，謂其地多平原。今猶有“東平縣”，蓋即“東原”之變，其地至今有湖；孔子為官汶上，其地卑濕（螺螄殼隨在可見），甚愜意宜人，正爾去東平不遠，故今汶上之人謂孔子為其第一任縣委書記，雖可笑，究非無稽。 土田及貢賦。“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赤謂其色，埴謂其性甚黏，墳謂其質甚肥。包者，苞也，表茂密。其田第二，其賦第五。“土五色”，謂五色土也。今中山公園之社稷壇猶有五色之遺，當中析而為五，梯形，五色具之。[20]近日高慶縣掘得古城遺址，聞即有五色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按羽山產五色雉毛；夏者，五色也。嶧陽多木，可作古琴。泗水之濱，產有浮磬；其石蓋在水中。“殸”（），古聲字，磬石，即擊之而有妙音者也。“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淮夷，在西周金文中屢見不一見，即淮北（安徽、江蘇北部）一帶之民，（西周末）數侵周邊，而周之西北，復苦犬戎，弗能征，兩難交作，討伐不遑。其人與山東諸國交際甚早，又多與秦嬴氏為同姓，若江國是也。以故，及江為楚滅，秦人哀之。蠙珠，即蚌珠。暨，假為，及也。西周金文，皆作。玄者，黑也。縞者，白也。纖者，黑白相間之謂也。 “浮於淮、泗，達於菏。”按菏為濟之支流，今已乾涸。大野澤亦涸，舊在梁山泊。今梁山縣猶在，而其泊已竭。聞其宰官，近欲再造梁山泊，未知成否？ 笔录者附注 [1]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上个世纪40年代出土，辗转归国外。64年，商承祚在《文物》上刊布了照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巴纳在1970年编了帛书的彩色幻灯片，很快又在1973年出了《楚帛书·译注》，附帛书红外线照片。 [2] 按指的当是李学勤先生《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60年第7期。不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及《山海经》，倒是在后来出版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二篇《楚帛书研究》有明确讨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需要指出的是，早在40年代，蔡季襄先生著《晚周缯书考证》，已经就帛画中的十二图像问题，参引《山海经》等古书给出初步考释，尽管结论不确，但无疑是先驱，此书有民国三十三年刊本，又1972年台北县板桥镇艺文印书馆据此重印。关于楚帛书与十二月神的考论，文章很多，可参通论性质的《古代帛画》，陈鍠著，文物出版社，2005，第92到113页。李零先生也著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6。 [3] 按关于尽捐故伎一事，陈寅恪先生先后有好几次提及，但与李零先生所讲都不太合。李零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陈寅恪虽然学了一套可以与法国汉学对话的来自西洋的本领，但归国后，却忽然收起这份心，改治中国旧学问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误解了李先生的话。陈寅恪先生捐故伎之事，分别见致刘铭恕、周一良等人信。致刘恕铭的信中说：“弟近年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伎，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这封信作于1957年，显然指《柳如是别传》而言，见《陈寅恪集·书信集》279页。又，致周一良的信说：“《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敢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见《夏鼐日记》所引，“别受新知”也是指的“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而不是说法国汉学那套。 [4] 按顾颉刚在《询<禹贡>伪证书》李就曾拟定《<禹贡>作于战国考》目录：（1）禹治水之说的由来；（2）古代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3）古代只有种族观念而无一统观念；（4）古代的“中国”地域不甚大；（5）九州之说的由来及其影响；（6）九州之说的“扩大”（邹衍“大九州”之说）；（7）战国虽有“九州”之说，但九州之说未尝统一；（8）“九州”之名的取义及其初现；（9）九州疆域与七国疆域之比较。见《古史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175页。 [5] 按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二章。又见《古史辨》第一册216页。 [6] 按见顾颉刚跋《古史新证》，《古史辨》第一册，217页。 [7] 按此说见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兼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九州学刊》第2卷第1期（1987年秋季）。又，邵望平先生别有《禹贡九州风土考古学丛考》，载《九州学刊》第2卷第2期，认为“九州实为黄河长江流域公元前第三千年间龙山时期即已形成”。 [8] 关于夏鼐与苏秉琦两先生的争鸣，大抵见于各自的文集，其争论核心在“类型学”，其次是社会史研究。有人以“史语所传统”和“中国学派”区分他们。可参张忠培《考古学当前的几个问题》，收在《走进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陈洪波《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 [9] 按，这件青铜器即是燹公盨，现在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全部铭文如下：“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 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 作配乡（享）民，成父毋。生我王 作臣，厥沫（贵）唯德，民好明德， 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贝鬼]（废）。心好德，婚 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 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 民唯克用兹德，亡诲（悔）。”参见李学勤《论燹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裘锡圭《燹公盨铭文考释》、朱凤瀚《燹公盨铭文初释》、李零《论燹公盨发现的意义》，四篇均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10] 按此说见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0。 [11] 按见唐兰《五祀卫鼎注释》，《文物》1976年5期。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也引了唐兰说。 [12] 按关于此事，《左传正义》已经说道：“郑玄以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为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为东西大伯中分天下者，当各统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则各有九耳。”至于先生所说的“铭文”大约是指《呂行壺》、《小臣□簋》、《小臣宅簋》、《召尊》、《御正衛簋》、《師旂鼎》等，这些铭文都提到了“伯懋父”，据考证，即是齐太公姜子牙。诸铭中以《小臣□簋》为最重要，铭文如下：“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唯十又一月，遣自□，□述东□伐海眉，雩厥复归才牧□。白懋父承王令易□征自五贝，小臣□蔑，□眔易贝，用乍宝尊彝。” [13] 按可参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苏建洲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校释》，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 [14] 按参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 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收在《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3。 [15] 这里说“汇于黄河”，需要解释下。按我的理解，李先生不是说这些贡者在黄河某处集合，然后转往冀州，这不大说得通。确切的理解，应是说这些朝贡者的线路在黄河处相交。 [16] 按说见拉提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7] 按即《孔疏》说。 [18] 按即郭豫才先生说，以为“覃”与“沁”同音，详《覃怀考》，《禹贡半月刊》三卷六期。 [19] 按即《孔疏》说。 [20] 按，《日下舊聞考》曰：“社稷壇在闕右，北向，壇制方，二成，高四尺，上成方五丈，二成方五丈三尺，四出陛，皆白石，各四級。上成築五色土，中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