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罗伯特·贝拉的三重尺度（郁喆隽）

2013年7月31日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N.Bellah）在加州奥克兰逝世，享年86岁。贝拉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社会学。他1927年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阿尔图斯，195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学士学位，后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贝拉从1967年到1997年退休，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他在1967年被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00年克林顿授予贝拉国家人文奖章。颁奖词称，贝拉是“杰出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让我们注意到了那些处于我们民主体制核心的价值，也让我们认识到了未经社会责任检验的个人主义的危险”。2007年他又获得了美国宗教学院的马丁·马蒂公共理解宗教奖。

　　本文所谓阅读贝拉的“三重尺度”，也可以被称为“三种境界”。每一重尺度都对应贝拉思考问题的一个视角及若干代表著作。相应地这些问题的背景时段从短到长分别对应人类历史（以及史前史）中的十年、百年和千年三个尺度，而其关涉对象从小到大分别是民族、文化和人类。这里的尺度和境界，没有高下之分，但它们相互支撑，构成了阅读贝拉的话语框架。笔者试图将贝拉置于一以贯之的脉络中来加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想突出学者个人的研究旨趣如何与社会乃至人类命运之整体融贯起来。

　　公民宗教

　　阅读贝拉的第一重尺度是十年，其核心概念是“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关涉的对象是美利坚民族。“公民宗教”概念来源于卢梭，经过涂尔干的中介，而被贝拉所接受。但贝拉加上了一个限定，成为“美国的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 in America,1967）——即指从美国立国至今，在公共生活中，将美利坚民族的经验和精神加以神圣化和体制化的信仰、符号和仪式。贝拉认为，美国的公民宗教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三次考验”：第一次考验是独立；第二次考验是奴隶制的存废问题；而他写这篇的文章年代，美国恰好面临“第三次考验”，即在革命的世界中如何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当时的美国被越战和种族问题所撕裂，缺失统一的目标，无法就未来发展的方向达成共识。在此意义上，贝拉公民宗教论体现了美利坚民族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困惑和愿景危机。贝拉属于典型的先知型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文化危机感。他试图以公民宗教的历史叙事来重构美国精神，团结国民意识，并指出一个宏远目标。同样，《心灵的习性》一书在这个尺度上，对80年代美国社会中盲目的个人主义进行了反思。两者都具有相近的实际关切，即在短期困境中，防止价值分裂，达成民族内部的共识。

　　不过贝拉在撰写《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公民宗教”遭遇误读的可能。他自己就说：“公民宗教被扭曲的危险很大，而其自我捍卫的能力则较弱”。虽然公民宗教通过对国家的神圣化，在功能上起到了团结国民的作用，但它首先是指某种特定的体制化宗教（例如基督教），其次也绝不等同于国家崇拜或者宗教民族主义。公民宗教并不以维护国家为终极目标，且受制于国家之上的更高标准，因此其目标也是超越单一国族的。贝拉一再强调，“如果不能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应接受更高的裁判的话，那么公民宗教的传统就将是危险的”。他用梭罗的话提醒他的同胞，“他们首先是人，然后在某一偶然的时刻才是美国人”。而在重印该文的前言中，贝拉写道：“我并非把美国公民宗教的中心传统看作国家自我崇拜的一种形式，而是试图将国家置于道德原则的制约和批判之下。”贝拉认为，美国公民宗教将成为世界公民宗教的一部分。这一设想虽然非常理想主义，但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公民”理念。

　　日本文化

　　理解贝拉的第二重尺度是百年，所关涉的对象是（日本）文化，代表著作是其博士论文《德川宗教》（Tokugawa Religion:The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1957）。该书可能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贝拉著作。《德川宗教》从表面的分析框架上来看是帕森斯式的，但在根本问题意识上却是韦伯式的——即试图理解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反过来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宗教。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加尔文宗为典型代表，讨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亲缘性”，并随后在其宏大的研究计划《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将此问题扩展到了新教之外的其他文化。贝拉延续这一思路，试图在日本文化中寻找新教的“功能等价物”。现代化是韦伯给后世学者开启的一个巨大问题——现代化是否仅仅意味着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是否在深层次上需要有文化和国民心智的保障？贝拉选择日本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基于一个很简单的考虑，即日本在50年代是唯一一个将自己改造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非西方国家。贝拉系统考察了德川时代日本社会的价值系统。除了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之外，他着重分析了作为终极价值的宗教对经济和政治理性化的影响。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他甚至预言，中国将成为第三个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欧社会。不过若干年后，贝拉自己坦诚所使用的现代化理论存在不足：“财富和权力的无止境积累不仅不会导致一个完善社会的诞生，而且会从根本上逐渐破坏每一个现实社会所需的条件。”在贝拉心目中，日本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案例，而是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起点。此后，贝拉走出了一条韦伯式的研究路径。他从《德川宗教》出发，随后在《超越信仰》一书中对中国和伊斯兰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思考，并试图对韦伯的现代化论题进行反思和扩充。在此，他更多地突出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张力——如果这一张力无法在意义层面得以化解，那么极有可能出现浪漫民族主义和激进社会主义。

　　人类之整体

　　理解贝拉的第三重尺度是千年，所关涉的对象是人类之整体，其代表作是2011年出版的《人类进化中的宗教》（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From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需要指出的是，贝拉对进化和宗教关系的思考并非仅仅出于最近几年的新兴趣，而是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早在1964年他就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宗教进化”（ReligiousEvolution）一文。贝拉并不简单地认为“进化”是不可避免或不可逆的，也不认为“进化”具有特定的方向，而是指“逐渐增加分化和组织复杂性的过程，这一过程赋予了有机体、社会系统或无论什么组织更大的适应其环境的能力”（在此意义上，evolution翻译为“演化”可能更不容易引起误解）。他将人类宗教分为了五个阶段：原始宗教、古代宗教、历史宗教、早期现代宗教和现代宗教，并分别从宗教象征体系、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和社会意义四个方面对上述五个阶段进行了理想型建构。

　　2008年7月，贝拉和汉斯·约阿斯（HansJoas）在德国埃尔夫特大学的马克斯·韦伯中心组织了一场题为“轴心时代及其对随后历史和当下的后果”的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贝拉的论文《轴心时代的遗产：资源还是负担？》被分发给所有与会者作为讨论底本。该文可以很好地说明贝拉进行宗教进化研究的出发点。他此文中提出，以往理论界将历史和进化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前者是文化的，后者是自然的。但他认为，“进化和历史是两个相互可兼容的途径，他们可用来观察自然与文化的长时段发展”，“我们人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我们自己的进化……社会的学习能力本来有可能让我们应对如今的挑战，但现在看来这种能力还是不充足的”。

　　而贝拉也道出了对进化问题的基本旨趣所在：首先，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基本方法论，还深深地受到其文化悲观主义的影响。他相信，目前的人类文化正处在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贝拉提到，在《美好社会》（TheGood Society）中他的朋友提到了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未来全景”（Futurama）展厅。设计师诺曼·基德斯（Norman Bel Geddes）向人们呈现了他心目中1959年的景象——技术的进步、物质的极大丰富等。贝拉当时12岁，在旧金山参观了另一个等量齐观的博览会。不过，这两个博览会都具有讽刺意味——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时代在进步，美好的梦想会成真。然而1939年的世界恰恰处在一场人类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前夜。基于这种文化危机感，贝拉进而追问，从人类进化的大尺度上来看，我们祖辈在轴心时代发展出来的那些能力，对我们这些处在危机中的人而言，究竟是资源还是负担？贝拉尤其看重人的批判能力。他认为在轴心文明中，社会批判与宗教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而轴心时代象征化的形式与内容就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形成的。

　　在《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中贝拉重拾以上主题，对自己以往的理论框架进行了修正和充实，系统考察了部落宗教、古代宗教和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古代以色列、希腊、中国和印度）中的宗教。该书涉及考古、历史、文化人类学、进化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在700多页（注释近150页）的篇幅中试图为读者描绘出一部人类和宗教演化的恢宏图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经这样评价该书：“这本著作是一位涉足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等领域的杰出理论家，在寻求突破过程中，对其学术生涯的一次知识丰收……在该领域中，我所知还没有成果在志向和广度上能出其右。”贝拉自称是新达尔文主义者，但绝非斯宾塞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考察“进化”的重点是生物演化过程中出现的诸种能力（capacities）。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教，其根本能力是通过象征来建构起不同于物理实在的文化世界。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宗教，在贝拉看来可以被放入一个进化秩序中，但这一秩序并不意味着好坏，而是创造了各种能力。这些（文化）能力虽然具有其生理基础，但并不全然被基因所决定的。因此贝拉认为，对进化的思考有助于理解我们身处何处，将去往哪里。贝拉虽然搁笔于轴心时代，但如若他再有几年时间，定会继续向前推进。即便轴心时代离开我们有两个千年之久，但也可以看出他的思考具有强烈的当下关涉——我们处在“第二轴心时代”，同时处在一场深刻的危机中。

　　如果我们从上述三重尺度来重新审视，就会发现国内知识界对贝拉的阅读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性。贝拉和很多西方理论家一样，如宿命般地无法逃脱某种“拿来主义”的命运——它们都被特定中国问题、语境、视角所选择、过滤、裁剪乃至随意发挥。近年来，他的“公民宗教”概念在汉语学界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和阐发，《德川宗教》似乎已经被遗忘，而人类进化和宗教的话题尚未获得重视。公民宗教在表面上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和讨论，但实质上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和刻意的工具化倾向，也有用西方语词来粉饰“中国特殊论”之嫌。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与第二和第三重尺度的缺位或遗忘直接相关。没有现代化理论和人类整体意义演进的意识，“公民宗教”很容易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缺失了文化和人类关怀的贝拉也将不再是贝拉。今天我们通过阅读来缅怀贝拉，不得不注意到这个问题。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贝拉曾在《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一书的序言中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万章章句下八），以说明其研究的动力：“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我感到失去了一个从未谋面的老朋友。贝拉，R.I.P.！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