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

这是法国人的另类断代史，也是整个人类的另类断代史。《悠悠岁月》整本书被十四张照片划分成十五个部分。每部分均以对照片的文字描述开始，时间跨度是从1940年之后持续的六十多年，每张照片背面都有明确的拍摄时间。不过，想“看见”这些照片全靠作者对图片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文字描述。

她想用一种叙事的连贯性，即从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生直到今天的生活的连贯性，把她的这些各种各样分开的、不协调的画面集中起来。这就是一种独特的、但也是融合在一代人的活动之中的生活。在开始的时候，她总是在同样的难题上遭到挫折：怎样同时表现历史时间的流逝，事物、观念、习俗的变化和这个女人的内心，使得四十五年的宏伟画卷与对历史之外的自我、她在二十岁时用来写作《孤独》等诗歌的那些中止的时刻里的自我追寻相互吻合。在“我”里有着过多的稳定性，某种狭隘的、令人窒息的东西；在“她”里有着过多的外在性，过远的距离。她对她尚未写出的作品的印象，它应该留下的印象，是她从十二岁时对《乱世佳人》，后来对《追忆似水年华》，最近对《生活与命运》的阅读中保留的印象，一种阳光和阴影在一些面孔上的流逝。然而她没有发现达到这一点的手段。她希望，偶然性提供的即使不是一种启示，至少也是一个标志，就像浸泡在茶里的小点心对于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

读《悠悠岁月》的感受是，首先，越读到后面越入胜，想是因为年代渐渐靠近，就像呼啸而来的蒸汽火车，到面前时浓烟滚滚、汽笛震撼耳膜，然后又不停顿地向未来奔去，未来远阔得令人无法想象，它总会来的，也总会远去。接着“我们”用某种形式传授给“他们”，每一次传授记忆都淡去一点；其次，作品表现形式有点像现在的豆瓣或者微博“碎片化”，但埃尔诺完全不像当今博主陷于自身情绪和个人利益中，她的“碎片”有其强烈的社会属性。埃尔诺说：“我无意写自己的生活，从自己体验过的感觉和东西出发，希望能揭示一些真实存在的、反映人类境遇的现实。”

文章中的“我”是个体，是“我们”的代言人，而“他们”是下一代人。埃尔诺希望用文字记录一段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存在，她说：“我所使用的‘我’，并不是一个在文本中进行自我身份建构或自我虚构的工具，而是用于从自身的经历中抓住家庭、社会以及情感真实存在的符号。”那么用“我”陈述事实的时候，是搜集“我曾参与其中的一段经历中的一切客观符号”；而用“我们”这一复数形式陈述主题的时候，“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开始走进校门⋯⋯我们玩着手绢唱着‘你好纪约姆，你吃饭了吗’⋯⋯”，埃尔诺说，“家庭故事和社会故事是一个整体”了。“我”虽然是主人公，是叙述者，但是“我们”才是作者想要呈现给读者的群体价值。正如萨维昂所称道的：“（埃尔诺）使一个阶层、一段历史以及具有相同经历的一代人具体化，最终刻画出一套社会行为方式。”

埃尔诺的作品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奉行的一整套价值观和态度，《悠悠岁月》这本书将忠实记录“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以此“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个人记忆和集体回忆相互穿插是作品最大的亮点：

她的生活与历史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历史的痕迹却已经被三月份冰冷的感觉和阴沉的天气固定下来了-----矿工罢工-----圣灵降临节周末的潮湿-----约翰二十三世之死，一个同学的话：“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古巴危机，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舞会上度过的一夜与将军们的军事政变的巧合，萨朗，沙勒，等等。重大事件的时代与社会新闻的时代-----她瞧不起“死狗”-----都不是她的时代，一切都在她的照片里。几个月之后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比去年夏天玛丽莲·梦露的死更使她无动于衷，因为她的月经有八个星期没有来了。

穿插在群体记忆里的历史事件因为个人的“月经”而变得凸显出来，好像宏观史和微观史的对话。确实，历史应该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埃尔诺曾说过：“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政治活动，它可以对世界的揭露和改变做出贡献”。

我们不想评价所经历的与政治演说和世界大事有关的事情。我们只是乐于投票反对戴高乐，支持生气勃勃的、名字模糊地淹没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岁月里的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个人的生活进程里，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根据日子的不同而感到幸福或者不幸福。

“在这种不该有的记忆里，有些事情想起来不可思议、感到羞耻或疯狂，其中有：在她母亲继承的、她死去三年的祖母的一条床单上有一块褐色的污迹，一块擦不掉的污迹，它就像现在的污迹一样既吸引她又使她极为厌恶/六年级入学考试前的星期天，她的父母大吵大闹，父亲要把母亲拖到地窖里放着弯刀的包装箱旁边杀掉/她每天都会想起这件事情，两年前一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在通向学校的街道上，她在斜坡前面经过时看到了一个穿着短外套的小女孩把一只脚伸到充满水的黏土里消遣。第二天脚印还在那里，一直保留了好几个月/暑假将是一段百无聊赖的漫长期限，为了打发日子而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有：倾听环法自行车赛的行程，把获胜者的照片贴在一个专用的本子里/阅读当地报纸上她看不到的影片、她读不到的书的简介/刺绣一个毛巾架/去掉一些粉刺和擦“珍贵水源”或者柠檬片/到城里去买洗发膏和一本小拉鲁斯词典，垂着眼睛经过小伙子们在玩电动弹子的咖啡馆”-----记忆极其碎片，它们贯穿在战后重建、总统大选、科技革命、教育改革、女性权益、移民政策、游行罢工、电影书籍、电视节目中，你说这是不完整的吧，可是你能看到法国战后六十多年整幅画卷，“我们”的登场和即将退场以及“他们”的入场。

我们问他们的时候小心翼翼，担心招来他们的指责，说我们迟钝和训斥他们。我们任凭他们处于一种我们本来喜欢自己拥有的自由之中，同时继续对他们的行为和沉默进行谨慎的监督，这是家族中从母亲到女儿的传承。我们惊讶而又满足地注视着他们的自主和独立：似乎在世世代代的历史里赢得了某种东西/他们在宽容、反对种族主义、和平主义和生态学方面胜过我们。他们不关心政治，但是继承了所有宽容的口号，为他们制作的标语别碰我的伙伴，购买唱片来捐助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跟随着波尔们的脚步。他们对“差别权”显得优忧心仲仲。他们对世界有一种道德观念。他们使我们开心。在节日里吃午饭的时候，对过去的参照越来越少了。年轻的客人对于发掘我们刚来到世界上时的重要故事没有什么兴趣，而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害怕战争和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并不更多地回忆阿尔及利亚、智利和越南，也不提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以及为争取堕胎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只是我们孩子的同代人。

“我们”试图留给“他们”一种印象，记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留存下来，但是我们终会离开这个世界。“一切都将在一秒钟之内消失。从摇篮到临终床上积累起来的全部词汇也会消失。这将是沉默，而且没有一个词可以说明。从张开的嘴巴里什么都说不出来。无论是我还是自我。语言会继续把世界变成词汇。在节日餐桌旁的谈话中，我们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没有面目的、直到消失在遥远一代无名大众里的名字。”

“时代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一代人的记忆终将老去：“我们觉得与那些说不知道希特勒、他们的偶像比我们还要年轻的耶耶音乐歌手，与扎着头发、课间休息时唱歌的女孩子，吼叫着在舞台上翻滚的男孩子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觉得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在他们身边我们显得老了。可能我们也会在戴高乐统治下死去。” 可是“我们”没有衰老。我们周围任何东西都不够持久到衰老的程度，时代发展之快，快到记忆来不及把它们与生活中的一些时候联系起来。作者曾感叹互联网时代到来对她的冲击：“我们买了一个调制解调器，以便拥有互联网和一个电子邮箱地址，为在维斯塔操作系统上“漫游”整个世界而赞叹不已。”

回忆和遗忘的过程被媒体承担了。它们纪念一切可以纪念的事情：皮埃尔神父的号召，密特朗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去世，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踏在月球上的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九月十一日。每天都有它的纪念日，一条法令，一件诉讼案的开审，一桩罪行，它们把时间切割成耶耶音乐、嬉皮士、艾滋病的年代，使人们分属于戴高乐、密特朗、一九六八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数码技术的时代。我们属于所有的时代，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属于我们的年代不在这里。

作者曾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在世界上逐渐消亡的、并无分量的个体来说，写作是一种更好的存在方式。”本书阅读结束，也许读者才能理解开头引用契科夫的那段话：“是的，人们会遗忘我们。这是生活，毫无办法。今天我们觉得重要、严肃、后果严重的事情，那么会有它们被人忘记、不再重要的时候。但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它们在一个被视为伟大而重要的、或者平庸而可笑的日子里会是什么样子……也可能这种我们今天赞同的生活，有朝一日会被视为离奇、不快、没有智慧、不够纯洁，谁知道呢，甚至是罪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