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毅夫自选集》——顺势而为

打开网络，如今的舆论界可谓是百家争鸣，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通过自媒体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放在十年前，只能看到郎咸平、宋鸿兵之类经济学明星的意见。然而在十年前，有一位经济学家已经非常有名，或许由于他的学说比较硬核，所以当时传播并不广。之所以人比学说有名，是因为他是从海峡对岸泅渡大陆，弃暗投明。他就是林毅夫，他坚定地看好中国前景，为改革开放之路而背书。我这次偶然入手了一本《林毅夫自选集》。这是一本2010年出版的书籍，囊括了林毅夫学术生涯的十篇代表性的论文，记录了他当年的一些主要观点，分析了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程，也就是发展经济学。其实主要观点很简单，规划国家的发展就和规划人生一样，首先找到自己的禀赋，也就是和他人比较自己擅长什么，然后根据优势发展本国经济，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就论文的学生性来讲，还是比较晦涩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我的文章未必传达正确，不求甚解。）

书里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是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后采用供给—需求理论分析制度变迁的经济学成果。这篇论文的中文稿发表后，据说茅于轼老师首次阅读时兴奋不已、手心发热、额头流汗，一口气读完全文。而我第一次阅读时也有同感。自从我国建国以来，为了更高效地发展，采取过两次制度结构变迁。林毅夫老师一开始就推翻了西方“理性人”的经济假设。因为在欠发达地区，很多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比如无摩擦交易、完美信息和清晰的产权界定根本无从谈起。相反，能否降低制度运行时的交易成本，才决定实现高效发展的可能性。而意识形态是降低制度结构的交易成本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整套信念，它包括关于劳动分工、收入分配的道德规范，以及一个社会中现存制度结构的信念。它带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意识形态以较低的成本促使个人和环境达成一致的一种工具，它让个人拥有“世界观”，从而使决策得以简化；其次，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对于个人理解的关于世界公平道德和伦理判断纠缠在一起；第三，当个人经验与它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自己意识形态上的观点，实际上个人总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符合个人经验的合理的意识形态（当个人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合的情形不断积累）。典型的意识形态作用就是荣誉感。

荣誉感在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因为古代社会中正式法律执行制度缺失，而荣誉感使人增加了被报复的可能性，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时至如今，虽然报复和决斗被国家禁止了，但是强调荣誉感同样使人减少违反规则的可能性，但效用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无法威慑“搭便车”的人。中国1953~1958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农业技术仍基本停留在传统水平，但是年均积累率高达24.2%。这就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成果，也就是合作化。从1952年到1958年农业产出连年增加，使得许多国家出现了学习中国经验的强烈热情。然而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农业生产突然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剧烈滑坡。这种热情便消声灭迹了。

对于合作化运动在初期取得成功后出现粮食生产的突然大滑坡，普遍接受的假设有：1.连续三年多的天气；2.政策失误加上合作式的管理混乱；3.由于合作社的规模过大所引起的激励问题。而林毅夫所给出的结论则是：1959~1961年的粮食产量大滑坡，主要是由1958年秋天开始的农民退社的自由权被剥夺造成的。从博弈论的观点来讲，这种组织形式的转变使得合作社的性质从重复博弈变为一次博弈。农业合作社的成功最终依赖于一个自我执行的协议，这种自我执行的协议要求合作社的每个成员都承诺对自己进行约束，然而自我执行的协议在一次博弈中是无法持续的。

合作社的诞生被当成能同时促进农业与工业发展的战略。对于农村发展战略的两个核心是：动员大量农村劳动力参加劳动密集型的投资项目建设，例如灌溉防洪，土地开垦等；通过传统的生产方式及投入的增加，例如密植、更精细的除草、使用更多的有机肥等来增加单位产量。最初合作社是自愿参加，4~5的“互助组”，20~30户的“初级社”，150~200的“高级社”（整个村）都有。尽管一个150户的农场能够动员一个合作社内的劳动力参加一些中小项目。然而，它却无力解决将劳动力动员去参加更大型的项目，如灌溉渠道、水坝等。为了更大规模地动员，解决方案是强制将20~30个高级社合并成上万人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主要以仅仅满足社员生存需要为目的，而和农民所完成的劳动无关。

数以万计的劳动者被动员起来，却在之后的三年内发生了惨重的农业危机。危机过后尽管人民公社没有解散，然而它的功能已经降为管理与协调层面，从1962年开始，资源所有权对农业生产进行管理的权利以及收入分配而进行核算，都下放到了由20~30户所组成的生产队。收入基于每个成员所挣得的劳动工分来进行分配。“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也暂时为“农业优先”的战略所取代，政府更加强调工业应该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现代农业技术与投入的使用因而得以加速。化肥使用、育种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的进程都高速增长。

合作化运动刚开始时遵循的是自愿参加的原则。农民有权决定他是否加入一个合作社。当然他们加入合作社后，有权利决定是否退出合作社，并能够将他们的资产从合作社中撤出。然而合作化运动初期所取得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当局。1958年夏，那些充满热情的干部三个月内就在全国范围内创立了人民公社，加入人民公社就变成强制性的，社员退社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从博弈论的角度看，退社自由权利的剥夺，对合作社的激励结构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当社员有退社自由时，在每个生产周期结束的时候，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决定他们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是否还参加合作社？

当发现公社中有人违背自己的承诺，从而使自己对农业生产的贡献，比他最初提议的贡献来得小的时候，如果其他成员发现这一成员的违约所造成损失，要大于他们从规模经济中获得的收益，合作社自然就会解体。然后合作社的解体，能够使那些可能会偷懒的人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处境，他到底是应该违背承诺从而使合作社解体还是应该遵循协议来避免合作社的解体。如果合作社出现解体，那他第二轮开始便永久地失去了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然而当一个合作社具有强制性时，性质就变成了一种一次博弈了。人们就不再可能用退出来保护自己，或者以此来作为制止其他成员可能偷懒的手段。其结果就是自我执行的协约在一个“一次性博弈”的合作社终究无法维持了。

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始前，中国的农业增长十分缓慢。到1978年发生了变化。从1978~1984年，农业总产出增长为42.23%。这期间农业显著增长的原因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化肥投入的显著增加。而化肥投入增加，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提高了农民采用新技术的激励。1978年，政府认识到增进农民激励的核心是解决生产这个体制下的管理问题。然而政府在当时认为将集体所有土地分给单个农户承包违反原则，因此这一措施实际上受到禁止。当时，由少数生产队首先秘密地、然后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开始尝试将土地其他资源和产出定额全包给单个农户。

一年以后，这些队的收成远高于其他队。在大多数生产队突破限制后，中央政府承认了这种新的农作制度的存在。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为政府所接受。这也是林毅夫本书开篇第一篇论文所讲的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原因，也就是政治创新家。在改革以前，计划在农业中普遍性是粮食自给自足政策的结果。由于谷物牌价被压低到市场价之下，一个地区向国家卖出的谷物越多，相当于他们支付的税额越高。因此那些粮食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就不愿提高粮食产出的水平，这样随着各地人口或收入增加，导致对粮食需求的增加，那些粮食供给不足的地方就不得不自行增加生产，因此国家的自给自足政策就变为地区性的自给自足政策。当初想要动员的力量非但没集中起来，还变得分裂。

实际上，在1979年集体农场制度恢复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度后，土地的交易还是受到严厉的禁止。然而就算如此，由于农业投入的自主性放开，在技术投入的自发调节下仍可以确认我国农业的禀赋在哪里。发达国家农业进步的技术道路有两种：一种是美国模式，先投入劳动节约型技术，再投入土地节约型技术；另一种是日本模式，先投入土地节约型技术，再投入劳动节约型技术。这其实就是美国和日本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美国人少地多，日本人多地少；美国农业中最贵（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日本农业中最贵（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节约型技术就是拖拉机。土地节约型技术就是化肥。前面也提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时期，化肥的投入量是大幅上升的，说明我国禀赋是劳动力密集。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富裕的、工业化的、发达的国家，另一类是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的国家。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成为摆在欠发达国家面前的紧迫课题。理论上，欠发达国家可以模仿或引进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而且发达国家只能通过创新来研发技术。模仿比创新成本更低，所以，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理应赶上发达国家。事实却是，除了少量的样本，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正在被发达国家拉开距离。林毅夫认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到处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仍然面临哪类技术适合自己模仿或引进的问题。

正如上面所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应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速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这违背了欠发达国家自身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密集）。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建设周期长：第二是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第三是初始的投资规模巨大。”简单来讲，需要大量资本和外汇（禀赋），而欠发达国家缺的正是资本和外汇，所以所追求的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

当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资本的项目的资本成本。另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项目所需设备一般在国内不能生产，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撑。然而欠发达国家的出口有限，而且主要是出口价值不高的农业和资源产品，外汇一般是稀缺的、昂贵的。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也一般会高估本币的价值，低估外汇价值。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压抑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的供给量。这样就会导致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进行配额分配，以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的企业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执行战略任务。

从理论上讲，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只要补贴企业因为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即可，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能区分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和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企业会使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并动用一定的资源游说政府提供事前的政策优惠，例如获取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法律上赋予垄断权等等，以便补偿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除了政策优惠，如果企业依然还有损失，那么他们会再次要求政府提供事后的特别的支持，比如更多优惠贷款，经济就会充满寻租行为。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的约束因此软化。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会寻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他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而纵览全球，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大战后，从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一样的低起点，经过数十年快速增长，成为新型工业化经济，步入或接近发达国家行业，成功实现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那是因为这些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较好地利用了那个阶段的比较优势。除香港外，“东亚奇迹”也在早期曾实行过赶超型的代替策略，但是由于人口规模小、人均资源少、无法持续，因而较早的放弃了政府干预下的赶超策略。在缺乏政府补贴的政策环境下，企业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只是根据经济要素禀赋结构中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选择产业、技术，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累积资本，然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逐渐向资本和密集型产业升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

从东亚的经验来看，一个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会很好，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会很快，相应的也要有快速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的升级。这些升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需要有信息、协调，升级的成功失败都会对其他企业的决策产生外部性，因此，一个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除了和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必须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外，也应该用产业政策来为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协调，并以一定的税收或资金的扶持来克服企业升级时所产生的负外部性。遵循比较优势的国家，会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并集中资源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出口这些产品，和实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国家相比，进口和出口会都会较多，呈现出外向性的特性，这是比较优势内生决定的。

中国自1979年开始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从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向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型所取得的结果。由于非国有企业不属于传统经济体系，不能通过国家计划而只能通过竞争在计划外的市场上获取资源，其产品只能通过计划外的市场渠道销售，因而面临较硬的预算约束，业绩取决于经营状况，所以生产率高于国有企业，给后者带来的竞争压力，迫使国家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仿照非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改革国企、减少以扭曲的价格进行的指令性计划以增加国企利润，这些改革也提高了国企的生产效率。因此，正是伴随着这些非国有企业的成长，计划外的竞争市场才得以发育扩大，国有企业也才被逐渐推向市场。

同时，由于非国有企业必须根据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决定的市场价格信号选择技术、产品和产业，因而大多在更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这就大大矫正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低效的资源配置。这样，微观经营机制的改善，在创造大量新增资源的同时也推动了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以满足将新增资源投向符合比较优势因而回报更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于是资源由计划配置的比重不断缩小，由逐步发育的市场配置的比重则不断扩大，改革就从微观经营机制推向资源配置制度并不断深化。

计划外的资源配置通过市场定价，传统计划内资源配置依据政府定价，这就是价格双轨制。这也是用较高的市场价格对国有企业进行边际激励的同时，用较低的计划内资源价格为那些承担赶超战略任务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保护补贴的必要手段。这种双轨制的好处是既避免了缺乏自生能力的赶超企业大量破产（休克疗法），使经济得以稳定，同时又让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有发展空间，使经济充满活力。

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中的市场不具自身能力。所以，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跳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那么自身能力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林毅夫建议分成4种类型的企业来解决。第一种类型的企业是生产其产品所要求的资金和技术很密集，在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而且无法从国外进口。对这样的企业,任何国家都是只能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来扶持，并由政府直接进行监督其生产经营。然而,属于这类型的企业数量不会太多。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同样要求有非常密集的资金和技术，但是它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在国防安全上也不是非常敏感，对这类型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利用国外的资金来克服国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限制。以市场换资金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到国外去上市，其二是跟国外的企业合资，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第三种类型企业其所在的产业资金很密集，但产品在国内没有多大的市场，不可能用市场换资金，对这类型的企业解决自生能力的唯一办法是利用传统大型国有企业在工程设计力量的人力资本优势，转去生产符合国内经济比较优势，而且国内有相当大市场的产品。第四种类型的企业是，连人力资本的优势也没有，则只能让其破产。

《林毅夫自选集》的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读完之后我有一个想法，看到美国的重工业消退，可能某些重工业的客户只能是国家，天生就不适合市场化、缺乏自生能力，但是从国家安全来讲必要的，通过补贴的形式存在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