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不得骑墙

贪婪究竟有没有死去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当下愈加模糊的政治派别，左右之分，正是个人主义愈演愈烈、“贪婪”以各种更为隐蔽的形态出现在这个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集中体现。本书作者试图为英国政治运行找到一种更为合适的方式，或者说为超越自新自由主义复兴以来强调个人的、无社会的经济、政治运行方式找到新的出路。究竟能否成功呢？笔者个人认为这应当是很困难的。

说来讽刺，我们频频批评为经济增长论、鼓励为社会发展设立更多元的目标。但是这实际上恰恰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长期以来始终被视作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因为他是可比的、可以确定的、可以度量的。其他多元的目标因为缺乏一致性的度量标准、可以持续取得的跟踪数据而被摒弃。可以说，正因为经济增长是确定的，才被推崇。而当经济增长这个目标已经愈加难以实现的时候，社会目标分散之下，原本因为选择的增长路径不同而分割开的不同党派，自然会因为目标的更加涣散、多元而进一步拆分，由此带来的必然是传统的“左”、 “右”划分的失效，政党多元化的出现乃至于传统政党身份的丧失。正因为缺乏了共同的”贪婪“目标，贪婪的对象才愈加多元化，派别割裂、群体对立才变得更为明显。可以说，曾经的分歧暂时的统一在了经济增长这个目标下，一旦目标不复存在，割裂只会愈加严重。解决割裂意识形态的或许并不是政治制度，而是一个暂时的虚幻的经济增长的梦境。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现实经济表现如此糟糕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仍然沉浸在经济研究、经济模型的世界，沉浸在仅凭调整参数即可扭转乾坤的世界里。

本书作者提到的一些问题、观点都不属于新鲜的，但是他们在讨论中的前后不一致还是让人感到颇为疑惑。作者既不支持以庞大的国家机器对生产生活进行完全的细致的干预，但是又对摒弃国家干预、冠之以“无禁区”改革的铁娘子之举投反对票，试图寻找有限的国家干预和适度的中间规模政府。这是何其困难与割裂的想法。在不够左即为右的当下，寻找中间道路何其困难。更何况，对政府规模的限制已经暗含了增设监督机构的含义，而监督机构的加入、政府职能的增加、监督机构的再度扩充势必滚向大政府；而反过来机构规模的压缩则势必坍缩到小政府甚至是微政府的行列。此外，作者提到的社群治理的思想和当下的现实也并不相符。作者使用了斯密的例子说明了社群的合理性。但是作者本身也支持技术进步早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就已停滞的观点，如此以来，当下的资源已经耗尽，技术进步迟迟未能达到，现有的生产都已经是在极端上跳舞了。反观斯密的时代，无论是资源的充裕性还是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都远胜于此刻，这样的”向后看“显得并不合适。

其实本书讨论一直在试图回避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主义政治与全球化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活动服务对象为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但是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所谓的经济人“贪婪”逐利之下，日趋开放的经济需求与日趋保守的政治方针已经成为了新世纪的暹罗婴儿，不分彼此。从国家角度而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效应为正，但是从不各国内部不同阶层来看，这种贸易分配不仅是不公的甚至可能是扭曲的。政党必须以切实的施政方针吸引支持者，又必须在执政后巧妙平衡支持群体与国家总体利益间的关系。由此一番，当代政府所承担的显然超过了既往政治规范的范畴，而全球化诉求与政治保守间的继续割裂势必逼迫不同政治倾向者跨越基本的左右之分，不得已选择更开放或更保守。可以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任何一个既有国家的成果政治模式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仅仅将问题归咎于个人主义或集权主义能够说明的。人类经济政治的纷争在强人政治时代尚不凸显，在经济增长时期尚被掩盖，在真正开始分蛋糕时则已经无能为力了。

贪婪没有死去，只是更加狡诈多样，更多的分割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