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有一次和朋友去游玩，风景和心情都不错，他就觉得如果有肉有酒就更好。他的朋友说，我有鱼，刚刚钓的，未必有多鲜美，但还是可以吃吃的。可还是没有酒，他就回家和老婆说了，老婆说，我给你藏好了一坛酒，就等你有了兴致没有酒的时候拿出来。那个时候酒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搞到，酒是粮食，人还吃不饱，哪会用粮食来酿酒。还有就是苏东坡那时候经济状态不是很好，一家人吃饱也都勉强，买酒的钱就不会那么宽裕。这种情况下，有肉有酒，对他而言，就是人生一大美事。

苏东坡是个特别会生活的人，这体现在他会忽略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会忽略生活条件的艰苦和物质的不足，而特别善于发现生活中有趣的那些事，善于享受细微处带给他的快乐。他到哪都有的吃，即便荒野乡村，他也能找到或自己创造出好吃的东西。这要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一肚子抱怨和牢骚，然后拉着老脸，苦大仇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有人说，决定幸福与否的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而不是生活本身。同样的生活，大多数人觉得苦、失落、无助，苏东坡觉得也挺好，有吃有喝，有朋友，对视作对，搞搞学问，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其实挺悲哀的。学的一身本事，最终是要卖给帝王家。就是自己的价值，是要依附在朝廷上，要朝廷给你事情做，才能体现你的价值。从读书开始，就想着如何为皇上服务，做了官之后，就想着如何为皇上的江山着想，入了迷的是，皇上自己都不介意这些事，有人还是一根筋走到黑，献出生命都无所谓。皇上看中你的意见，你就飞黄腾达，学问有用武之地，皇上看不上，那你就倒霉了，凭你再有本事，也无法施展。苏东坡生活的年代，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王安石要变法，一批人跟着他，还有一批人觉得他的变法没道理，反而会使社会动荡，就反对他。由此两派别就自然形成。关键人物是皇帝，他的态度决定一批人的命运。所以，支持变法的时候，反对变法那一批人就倒霉了。苏东坡就是这样数次被贬，一贬再贬，从中心城市贬到了天涯海角。宋朝不杀知识分子，贬的最边缘的地方，其实就是让你无法生存，就等于变相的叛你死刑。苏东坡被贬的地方，现在都是好地方，旅游景区，经济也都不差，那时候确实蛮荒之地，人烟稀少，风土人情和中原差别很大，基本上很难适应。但苏东坡却生活的非常滋润。文化人就是有毛病，有个什么心情都要写几句，他就把流放生活中愉快的心情写成了诗，结果他的名气太大，在信息如此不发达的年代，这种诗还能传回权力中心，被他的仇人看到，仇人很生气，觉得这样的条件，你都能生活的这么开心，看来没有达到惩罚你的目的，那就继续再贬，直到把他弄到天涯海角。苏东坡在海南的生活也不差，虽然的确很难适应，条件也很艰苦，但还是交了很多当地的朋友，和别人可以通信，朋友们给他寄来很多书，他可以读，可以做学问，在当地依然有酒喝，还能给当地人看病，非常受欢迎。所以，物质条件差了点，生活幸福感却也还可以，我想这正是数百年来苏东坡被众多知识分子羡慕和崇拜的地方。

渐渐的，他不愿意做官了。朝廷招他回去，肯定又是对变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变法这件事本身是非对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谁是皇帝，他的态度是如何。所以你看作为知识分子，一般人很难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或者对事物本身的认识和判断，那时候文人的立场应该和皇帝的立场一致，这样才能明哲保身，也才能官运亨通啊。事情本身对错，完全取决于决策者本人的口味，大家就很难把握，就算现在被接受，谁知道下一个决策者是什么态度，自己的命运就这么风雨飘摇，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所以朝廷召唤苏东坡的时候，他一推再推，觉得年纪大了，应该退休了，但朝廷不答应，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退休的制度，让你干你就只能干，就像陈廷敬一样，实在不想干了，什么都看得明白了，年纪也大了，想逃离是非之地，乾隆就是不同意，也没有理由，就是说你能服务于前面几个皇帝，为什么不能服务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就是面子问题。皇帝的思路有时候很奇葩，反正说啥是啥，也是不讲道理的说法。臣子这时候就没有办法，没有一个统一的规矩，那就只能按照皇帝的心情来做事。年轻时候的苏东坡觉得皇帝如果重要，那正好实现自己的抱负。经过了这么多事的他，早就看出来了事情的本质。皇帝并不是想着用他的想法治理国家，而是用他的名声抗衡另一派，达到政治的平衡。自己还是工具。既然如此，说不上哪一天又被抛弃，更关键的是，谁还愿意做工具，或者说，有点品格和智慧的人，都看出了这个真相，都坚持个人独立性，不愿意再去依附谁的身上。他在常州买了一块地，最大的理想就是自由自在的过田园生活。他到哪都盖房，事实上，他去了那么多地方，他应该知道每个地方都不会长久，无论工作还是被流放，也就几年，一般人租个房子也就能生活了，他都是正儿八经的盖房子，做长期定居在这终老的准备。这就是一种态度，人世就是一个驿站，在哪都是个过程，既然如此，在哪都一样，他不在贪恋荣华富贵，而是主动享受每个过程。他在海岛的时候，他说，人在岛上，会有孤寂之感，可是九州不也是个岛，再往大了想，地球不也是个岛，这样想，大家都一样，在哪都是家，也就没什么可难过的了。

看淡荣辱，还体现在对仇人的宽容上。王安石和苏东坡不是一个阵营的，王安石自然会打压苏东坡，王安石本来就是一个固执不讲情面的人，这打压的程度也就很重。后来苏东坡经过南京，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退休了，住在南京，两个人见了一面，聊了几天，感觉非常好，没有一点过去仇恨的影子。这个层次的人，其胸怀和格局都是很大的，他们争执的是对事情本身，这不会牵涉到私人之间的情感。其他人就未必如此，比如后来的姓章的宰相，一再打压苏东坡，想要置其死地，造物弄人，后来两个人反过来了，这个宰相被发配到他当年他发配苏东坡的地方，受到了苏东坡曾经受到的苦，苏东坡知道了，还主动给了他很多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的指导，这些都是真心的，苏东坡没有一点记恨心，即便当初被整的那么惨，他还是不记恨仇人，还是会真心帮助仇人。这个事不难理解，但如果放在现实生活中，你就会发现，想要做到这样，其实很难。如果换做你，你落井下石未必，但置之不顾，这是情理之中。那苏东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胸怀呢？我觉得是这样，就像一个大人被孩子骂了，也打了两下，大人是不会放在心上的，有时候可能孩子打的也挺重，但大人绝对不会计较，谁会和孩子动气，更不会因此记恨了。苏东坡是有更大格局的人，他觉得党派之争，观点之争，利益之争，这些都是生活的全部，都不是人生的根本，工作上的事，做也就做了，说也就说了，做的时候也真诚，但未必往心里去，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比如吟诗作对，把酒言欢，享受一年四季和不同自然风貌，这才是人生的快乐所在。所以我们常人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在苏东坡眼里，就像大人看孩子的事情一样，其实不会往心里去。这是大格局。就像庄子所说，蜗牛两个角上的战争，在他们眼里，这是不得了的大事，在人的眼里，没人会在乎哪个角的输赢。

以前读书人的可悲之处，在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别人的事情上，通过别人的肯定或否定来判断自己人生价值，而忽略了自己真实的需要和感受。遇到好的皇帝，人生得偿所愿，遇到不好的皇帝，自己就壮志难酬，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决定权。大多数人都如此，而苏东坡不是，他是活的明白的人， 快乐自己的快乐，这个快乐自己做主，无论到哪生活，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人能剥夺他的快乐，这才是活出自己的根本来。别人依附在世俗权贵生活，他有独立的生活和人格，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在苏东坡的故事里，还是能看到更多的人性丑恶，宋哲宗和万历皇帝一样，变本加厉的折磨自己的老师，那些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大多数以变法为借口，施展各种手段，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这和万历皇帝眼里的人格割裂的文人集团也有太多的相似。苏东坡恰恰不在意这些事，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关注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所以能做到云淡风轻，这是境界。他有一首名叫定风波次，说是下了很大的雨，他也不在乎，吹着口哨潇洒的慢慢走，淋湿了对他来说无所谓，回头看看来时的路，也无风雨也无晴啊，别人特别在意是晴天还是雨天，雨天就要临时，他不在意，既然不在意，下雨和不下雨也就没什么区别，该看美景看美景，可能雨里的美景会别有一番滋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