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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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有一次和朋友去游玩,风景和心情都不错,他就觉得如果有肉有酒就更好。他的朋友说,我有鱼,刚刚钓的,未必有多鲜美,但还是可以吃吃的。可还是没有酒,他就回家和老婆说了,老婆说,我给你藏好了一坛酒,就等你有了兴致没有酒的时候拿出来。那个时候酒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搞到,酒是粮食,人还吃不饱,哪会用粮食来酿酒。还有就是苏东坡那时候经济状态不是很好,一家人吃饱也都勉强,买酒的钱就不会那么宽裕。这种情况下,有肉有酒,对他而言,就是人生一大美事。
苏东坡是个特别会生活的人,这体现在他会忽略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会忽略生活条件的艰苦和物质的不足,而特别善于发现生活中有趣的那些事,善于享受细微处带给他的快乐。他到哪都有的吃,即便荒野乡村,他也能找到或自己创造出好吃的东西。这要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一肚子抱怨和牢骚,然后拉着老脸,苦大仇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有人说,决定幸福与否的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而不是生活本身。同样的生活,大多数人觉得苦、失落、无助,苏东坡觉得也挺好,有吃有喝,有朋友,对视作对,搞搞学问,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其实挺悲哀的。学的一身本事,最终是要卖给帝王家。就是自己的价值,是要依附在朝廷上,要朝廷给你事情做,才能体现你的价值。从读书开始,就想着如何为皇上服务,做了官之后,就想着如何为皇上的江山着想,入了迷的是,皇上自己都不介意这些事,有人还是一根筋走到黑,献出生命都无所谓。皇上看中你的意见,你就飞黄腾达,学问有用武之地,皇上看不上,那你就倒霉了,凭你再有本事,也无法施展。苏东坡生活的年代,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王安石要变法,一批人跟着他,还有一批人觉得他的变法没道理,反而会使社会动荡,就反对他。由此两派别就自然形成。关键人物是皇帝,他的态度决定一批人的命运。所以,支持变法的时候,反对变法那一批人就倒霉了。苏东坡就是这样数次被贬,一贬再贬,从中心城市贬到了天涯海角。宋朝不杀知识分子,贬的最边缘的地方,其实就是让你无法生存,就等于变相的叛你死刑。苏东坡被贬的地方,现在都是好地方,旅游景区,经济也都不差,那时候确实蛮荒之地,人烟稀少,风土人情和中原差别很大,基本上很难适应。但苏东坡却生活的非常滋润。文化人就是有毛病,有个什么心情都要写几句,他就把流放生活中愉快的心情写成了诗,结果他的名气太大,在信息如此不发达的年代,这种诗还能传回权力中心,被他的仇人看到,仇人很生气,觉得这样的条件,你都能生活的这么开心,看来没有达到惩罚你的目的,那就继续再贬,直到把他弄到天涯海角。苏东坡在海南的生活也不差,虽然的确很难适应,条件也很艰苦,但还是交了很多当地的朋友,和别人可以通信,朋友们给他寄来很多书,他可以读,可以做学问,在当地依然有酒喝,还能给当地人看病,非常受欢迎。所以,物质条件差了点,生活幸福感却也还可以,我想这正是数百年来苏东坡被众多知识分子羡慕和崇拜的地方。
渐渐的,他不愿意做官了。朝廷招他回去,肯定又是对变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变法这件事本身是非对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谁是皇帝,他的态度是如何。所以你看作为知识分子,一般人很难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或者对事物本身的认识和判断,那时候文人的立场应该和皇帝的立场一致,这样才能明哲保身,也才能官运亨通啊。事情本身对错,完全取决于决策者本人的口味,大家就很难把握,就算现在被接受,谁知道下一个决策者是什么态度,自己的命运就这么风雨飘摇,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所以朝廷召唤苏东坡的时候,他一推再推,觉得年纪大了,应该退休了,但朝廷不答应,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退休的制度,让你干你就只能干,就像陈廷敬一样,实在不想干了,什么都看得明白了,年纪也大了,想逃离是非之地,乾隆就是不同意,也没有理由,就是说你能服务于前面几个皇帝,为什么不能服务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就是面子问题。皇帝的思路有时候很奇葩,反正说啥是啥,也是不讲道理的说法。臣子这时候就没有办法,没有一个统一的规矩,那就只能按照皇帝的心情来做事。年轻时候的苏东坡觉得皇帝如果重要,那正好实现自己的抱负。经过了这么多事的他,早就看出来了事情的本质。皇帝并不是想着用他的想法治理国家,而是用他的名声抗衡另一派,达到政治的平衡。自己还是工具。既然如此,说不上哪一天又被抛弃,更关键的是,谁还愿意做工具,或者说,有点品格和智慧的人,都看出了这个真相,都坚持个人独立性,不愿意再去依附谁的身上。他在常州买了一块地,最大的理想就是自由自在的过田园生活。他到哪都盖房,事实上,他去了那么多地方,他应该知道每个地方都不会长久,无论工作还是被流放,也就几年,一般人租个房子也就能生活了,他都是正儿八经的盖房子,做长期定居在这终老的准备。这就是一种态度,人世就是一个驿站,在哪都是个过程,既然如此,在哪都一样,他不在贪恋荣华富贵,而是主动享受每个过程。他在海岛的时候,他说,人在岛上,会有孤寂之感,可是九州不也是个岛,再往大了想,地球不也是个岛,这样想,大家都一样,在哪都是家,也就没什么可难过的了。
看淡荣辱,还体现在对仇人的宽容上。王安石和苏东坡不是一个阵营的,王安石自然会打压苏东坡,王安石本来就是一个固执不讲情面的人,这打压的程度也就很重。后来苏东坡经过南京,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退休了,住在南京,两个人见了一面,聊了几天,感觉非常好,没有一点过去仇恨的影子。这个层次的人,其胸怀和格局都是很大的,他们争执的是对事情本身,这不会牵涉到私人之间的情感。其他人就未必如此,比如后来的姓章的宰相,一再打压苏东坡,想要置其死地,造物弄人,后来两个人反过来了,这个宰相被发配到他当年他发配苏东坡的地方,受到了苏东坡曾经受到的苦,苏东坡知道了,还主动给了他很多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的指导,这些都是真心的,苏东坡没有一点记恨心,即便当初被整的那么惨,他还是不记恨仇人,还是会真心帮助仇人。这个事不难理解,但如果放在现实生活中,你就会发现,想要做到这样,其实很难。如果换做你,你落井下石未必,但置之不顾,这是情理之中。那苏东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胸怀呢?我觉得是这样,就像一个大人被孩子骂了,也打了两下,大人是不会放在心上的,有时候可能孩子打的也挺重,但大人绝对不会计较,谁会和孩子动气,更不会因此记恨了。苏东坡是有更大格局的人,他觉得党派之争,观点之争,利益之争,这些都是生活的全部,都不是人生的根本,工作上的事,做也就做了,说也就说了,做的时候也真诚,但未必往心里去,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比如吟诗作对,把酒言欢,享受一年四季和不同自然风貌,这才是人生的快乐所在。所以我们常人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在苏东坡眼里,就像大人看孩子的事情一样,其实不会往心里去。这是大格局。就像庄子所说,蜗牛两个角上的战争,在他们眼里,这是不得了的大事,在人的眼里,没人会在乎哪个角的输赢。
以前读书人的可悲之处,在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别人的事情上,通过别人的肯定或否定来判断自己人生价值,而忽略了自己真实的需要和感受。遇到好的皇帝,人生得偿所愿,遇到不好的皇帝,自己就壮志难酬,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决定权。大多数人都如此,而苏东坡不是,他是活的明白的人, 快乐自己的快乐,这个快乐自己做主,无论到哪生活,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人能剥夺他的快乐,这才是活出自己的根本来。别人依附在世俗权贵生活,他有独立的生活和人格,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在苏东坡的故事里,还是能看到更多的人性丑恶,宋哲宗和万历皇帝一样,变本加厉的折磨自己的老师,那些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大多数以变法为借口,施展各种手段,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这和万历皇帝眼里的人格割裂的文人集团也有太多的相似。苏东坡恰恰不在意这些事,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关注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所以能做到云淡风轻,这是境界。他有一首名叫定风波次,说是下了很大的雨,他也不在乎,吹着口哨潇洒的慢慢走,淋湿了对他来说无所谓,回头看看来时的路,也无风雨也无晴啊,别人特别在意是晴天还是雨天,雨天就要临时,他不在意,既然不在意,下雨和不下雨也就没什么区别,该看美景看美景,可能雨里的美景会别有一番滋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