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经济学家的理想主义

从读保罗·科利尔的第一本书时候就很佩服他，那种基于经济学家视角的摆事实讲道理，散发着让人惊叹的理性光芒——尽管行文间总是难免有某种勉强克制的道德优越感，但他的著作确实有十分奇特的切入点，让人拍案叫绝。比如这一本书，从标题来看，是想要剖析为什么世界上生存环境最糟糕的十亿人所属的国家，会变成现在的这样一种烂摊子。只有读到最后才豁然开朗，保罗·科利尔和诸多专家合作，试图去找到那些国家被世界经济发展抛弃的理由，归根结底是想要找到可以改善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而找到了解决方法之后，他认真地希望发达国家，尤其是G8的各位领袖，可以建立一个跨部门、跨领域、跨国家的联合组织，来根据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展开行动。用于说服这些高高在上领导人的话术是，在全球化的当下，那些贫穷的国家或许没有能力分享繁荣，但是它们却有能力令祸患外溢——保罗·科利尔的“警告”特别直白又有人情味，他说他有一个六岁的儿子，既不希望未来某个时候这个孩子作为维和部队的一员客死异乡，也不希望他在伦敦街头溜达的时候毫无征兆地死于来自底层十亿人中某个极端分子的无差别袭击。

所以，简单来说，在保罗·科利尔的这一本书里，底层国家的贫穷和困境不是孤立的，它可能在未来某个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影响到发达国家（比如英国）的安危。所以发达国家出手解决它们的困境，某种意义上也是解决自己国家的隐患。但是，这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很有可能演变成为湿手沾面粉的一团糟。一方面，如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所说，这些国家的“现在”其实受困于它们的“过去”，而其中，尤其受到它们身为殖民地的“过去”纠缠——这其实也纠缠了对它们施以援助的发达国家。于是，发达国家在提供援助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殖民史的愧疚而背负奇异的道德责任，可是接受援助的国家，却又对发达国家的干预程度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它们借由援助之名又一次展开殖民统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之所以需要国际力量介入，就是因为它们自己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受援助国家脆弱的自尊心和虚无的执行力会成为尴尬的枷锁，困住提供援助的相关力量的手脚，让他们在干涉他国内政和放任援助浪费之间摇摆不定最终空耗投入。

不过在这本书里，保罗·科利尔显然不打算过多的纠结于历史，追溯往事不论对于需要接受援助的国家，还是准备提供援助的国家来讲，都毫无用处。所以，保罗·科利尔首先就撕掉了谁弱谁有理的砌词狡辩（虽然有点残忍也过于凉薄）。他认为，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完全受困于它们曾经的被殖民史，而是因为它们的民风、资源和地理位置，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困境。而对殖民史的声讨，或许是他们对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生活唯一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的东西——这其实让我想到了那本记录了卢旺达大屠杀的书，让·哈茨菲尔德笔下的幸存者和刽子手不约而同地认为，大屠杀在未来某个节点或许会再次发生。幸存者们认为那是因为深深渗透在那片土地里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的仇恨，就像是等待火星的炸药，永不安分。而刽子手们则讲，如果当时他们成功地杀死了所有图西族人，而爱国阵线还没有来的话，胡图族人会自相残杀，因为他们已经沉溺于杀戮和抢劫无法自拔。所以，保罗·科利尔的这个大前提或许是对的，毕竟，并非所有的前殖民地都陷入混乱和贫困，所以不能把最底层十亿人的痛苦单纯的只归结于他们曾经被殖民的历史。

所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充分发挥了理性和冷静的特长，把关注点挪回到了这些国家本身，以找出从他的分析来讲真正导致这些国家失败的理由。当然，很多基于事实情况的观点乍一眼看起来都是不友善或居高临下的，这本书也不例外，或许这也是让人感觉到保罗·科利尔行文中若隐若现道德优越感的原因。但是，亦诚如他自己提到的，当跳开了所谓殖民地灰暗历史回归到这些国家本身的时候，很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结论都被推翻了——比如，某个习以为常的观点会认为，高净值矿产的发现，比如石油，将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需要加一个前提，这个国家不能将矿产作为核心的收入来源，这将挤压这个国家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会遏制多种类产品以及加工后产品的出口，而这个尤其是加工后产品的出口，才是真正有助于这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的东西。

再多说一点的话，石油本身并不会导致恶果，但令到石油变成恶因的，乃是这个国家本身就已经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失衡。这种失衡会对石油的生产起到奇怪的推动力，因为相对于解决生产力水平的困境以达到提高收入的目的，开采石油所需要投入的成本简直低到让人眼冒绿光。于是，石油开采就会反过来进一步抑制其他的产业发展。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理解，好像会更容易一点。私以为创造收入和利润的关键在于三个方面，供应链、渠道和现金流。其中供应链确保有东西可以卖，渠道确保东西找得到地方卖，而现金流则保证了“有东西”。对于底层十亿人的国家来讲，石油的发现首先解决了供应链问题，而石油在当今世界显然是刚需，渠道也没问题，加上投入产出比高，现金流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可是其他产业，尤其是加工后产品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保罗·科利尔一再提到，底层十亿人的国家错过了廉价劳动力输出的红利时代，所以它们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和中国或印度竞争了，换言之，如果这些国家想要追上劳务和加工业输出领域的中国或印度，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时间，且成果遥遥无期，哪里有石油来钱快。

保罗·科利尔莫不是在暗示这些国家缺乏足够的耐心？非也非也，实际上，通过石油获取第一桶金也未见得就是诅咒，毕竟启动生产力水平升级工程也是需要真金白银的。所以，那些受困于富有的自然资源的底层国家，往往还面对另外的问题，使得它们勉强或者不勉强的要把石油收入投入到其他的地方，比如军费开支。然而，在这些国家发生在军费需求，大多是因为内战（比如贾森·斯特恩斯在刚果战争中讲过的故事）。层出不穷的叛军和政变，以及羸弱的政府和空虚的国库，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不合理不正常的角力关系，来自于自然资源的收入，或者直接充作军费（如果是军方控制国家），或者成为收买军队的贿款（如果是文官政府）。然后这进一步让国家机器的权威性恶化，因为谁都可以凭借很低的成本实施政变，然后取得对自然资源收入的支配权，随后进入下一轮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内战、和平以及随后的军费开支，又进入到另一个陷阱。保罗·科利尔拆解了其中各种角色的心理状态，赢家对叛乱始终恐慌，于是提高军费开支，而暂时低头的一方从中嗅到了可能会随之而来的政治恐怖，内心开始惶恐不安，军方则看到了自己博弈砝码的重要地位，难免不会另生异心。于是，在那些国家，内战后的和平极为短暂，动乱很快卷土重来，于是再次陷入内战，发展自然是无从说起。

保罗·科利尔在书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多年来西方国家似乎从未停止过扶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但是这十亿人的国家不仅没有搭上世界经济发展的顺风车，甚至这些国家人民的收入水平还倒退了，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发达国家都在凭印象、凭感觉、凭想当然提供帮助，此处不仅仅指以G8为核心的政府首脑，也包括盲从于投入产出比的国际机构，以及被喧哗和噪音误导的选民。于是乎，左派认为他们要用援助款来弥补自己前面几个世纪的罪孽，右派则觉得需要针对那些扶不上墙的国家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政客乐于把他们当做曝光作秀的工具，选民们则被迫在乌烟瘴气的混沌里盲目地宣泄自己的情绪。保罗·科利尔认为这种思考模式既浪费又不负责任——这大约也是这本书的初衷之一，借助统计来找到这些国家失败及贫穷的原因，再对症下药。于是，他说了那样一句话：“借助统计，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将迥异于我们心中那些自以为是的印象。”

读了个开头的时候，还觉得保罗·科利尔的这个“我们”指的多少是有点地位的人，比如那些有心有力为那些国家的发展奔走呼吁的明星、名流或者非政府组织。读到后面才发现，他这句话里的“我们”，指的是那些被困在各式各样的舆论迷宫里的普通人，其中尤其落到了他们对军事干预这件事的敏感神经上。保罗·科利尔提到，伊拉克战争算是树立了军事干越失败的标杆，让西方选民从此视军事干预这件事如洪水猛兽。但是，如果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国际社会能够及时的加以干预，岂不是可以避免近百万人的死亡，更不要说随后的冤冤相报了。作为保罗·科利尔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国际力量在介入这些国家的时候，在不同的方面应该有怎样的表现。其中当然有讲到军事干预，作为成功的例子，是英国对塞拉利昂的干预，一千个人的军队，快刀斩乱麻一样的操作方式，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其实吧，读过《风雨横渡》那本书，对塞拉利昂很难不另眼相看，因为它是美洲非裔返乡最初的传奇和冒险。那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获得自由身的非奴后裔，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波折和坎坷，极为艰难地在塞拉利昂定居下来。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好奇的，二十世纪发生在塞拉利昂的内战，和当时被英国人支持来到这里定居的美洲非裔人有没有渊源，和英国人如此果断又自信的出兵塞拉利昂有没有渊源。

军事干预显然是各种介入方式中让出兵的国家公民最敏感的方式。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那就是接受国外军事力量干涉本国叛乱，对那十亿人的国家仿佛不是那么的难堪，让·哈茨菲尔德在采访卢旺达大屠杀的当事人们的时候，其实也屡屡听到类似的“声讨”，就是在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厮杀地最昏天黑地的时候，外国人去哪里了？保罗·科利尔的这本书也不止一次提到了扎伊尔和刚果的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讲，那或可称得上是卢旺达内战的外延，所以就值得多说一些联系。前文也提及，不论是幸存者和刽子手都说，屠杀或许还会再次发生，他们也同样存在共识，外来的力量可以阻止杀戮，所以从内心或者潜意识来讲，这些国家的人是相信外来力量从某种程度可以让自己所在的国家做出改变。特别有趣，其实这些国家的当权者应该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都表现出对国外干预的敏感——大致上的意思就是，你们可以提供援助，也可以要求我们做出承诺，但是不能手把手教我们做事或者耳提面命要求我们按照你们的规章制度做事。

所以相对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军事干预，这些国家的当权者对国际力量在公共产品上的介入才更显激动，比如对援助款流向的追踪、比如对某些沾了血的初级产品的抵制、比如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培训和监督。政府何以对试图授人以渔的外部力量反应如此激烈呢？保罗·科利尔插播了一个由外交人员分享的有趣段子。那个人说，自己六七岁年纪的时候，正是一心一意追随理想主义为国家之崛起而读书的时候，当时学校里的小霸王们在想什么呢？他们想着去当兵，因为知道自己读书没有出路，弃文从武大概还能混出一些名堂。然而三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尖子生固然是成为了公务员，但是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军方的手里，而掌权的人，正是当年学校里的霸王——那些国家什么情况可想而知。实际上，国际力量在施加干预的时候，有相当多的条件都是押在通过民选来实现文官政府这件事的。但是这里的关窍太多了，多了谁都梳理不出来。保罗·科利尔写了一些：比如说国际组织要求先签署停战协议而后提供援助，好吧，拿到了援助之后原本的赢家有可能分裂原本的输家有可能返回，协议自然会被撕掉。再比如国际组织要求这些国家举办选举，然后在位子上的执政者发起选举，却接受不了自己输掉这件事而操控选举结果或者直接反悔。再有的，表面看起来一切祥和，但是拿了钱的终究心里不稳，就想着要尽可能的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把援助移用到军备开支，难免又刺激人，埋下又一次内战爆发的隐患——这一点保罗·科利尔也有提到，但凡爆发内战的国家，再次爆发内战的几率大大高出正常水平。想了想，答案或许在那本叫做刚果战争的书里，所有的人都想通过战争来争取自己的权力，却没有一个人想要掌握整个国家以及把这个国家搞好。

这样看起来，十亿人国家的掌权派多多少少都有点杀鸡取卵的作风，不过倒也不尽然。保罗·科利尔提到了一类国家，算是不幸中的不幸，它们位处内陆，以不那么具有优势的初级产品为国家经济命脉，然而因为没有港口，所以货品的输出就必须要依赖邻国，比如公路运输。乍一眼看起来，这仿佛是双赢的事情，然而既然是属于那底层十亿人的国家，就意味着自己国家和邻国都尴尬捉急，或许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好，那又怎么可能让邻国为了它在基建上做投入呢？保罗·科利尔很不客气地说，或许（按照达尔文物竞天择的逻辑）这些国家本不应该存在，因为它们续存的压力和阻力都实在太大了，遑论发展，活下来都是艰难的。可是，这些国家既然已经存在了，那就必须要想办法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保罗·科利尔提出了一个关于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构想。

当今世界上运作的最好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应该就是欧盟了，它背靠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紧跟着的冷战，有着极为稳固的意识形态共识，让人总归觉得最初的那几个国家，并不只是靠彼此间的友好关税联结在一起，至少也有蹭一蹭马歇尔计划抱紧美国大腿的意思。换言之，欧盟其实也是在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彼此勾搭成局的，保罗·科利尔或就认为那十亿人的国家也有机会。只不过经济共同体有一个十分奇妙的趋同效应，即在这个组织里，收益的国家都会是最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那个。对于欧盟这么个有钱团伙来讲，从中获益的当然是比较贫穷的（东欧）国家，因为它们处于富裕范围的下限，所以更接近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对于十亿人的国家（大多数在非洲）来讲，它们这种类似于丐帮的水平，必然是最富裕发展最好的国家最接近于全球平均水平，所以在全球化的火热背景下，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不仅没有办法改善落后穷困国家的现状，甚至还进一步拉开了贫富差距，阻碍了后进生的上升通道——也无怪乎某个前来访问保罗·科利尔的中非共和国经济顾问告诉他，自己国家的目标是在二十年后追上布基纳法索。保罗·科利尔写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感叹号，一方面他理解这个年轻人的务实，另一方面他也感叹这个年轻人的无奈，因为眼门前的布基纳法索（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国家）尽管已经竭尽所能但还是极度贫困，却依旧成了中非共和国未来二十年的奋斗目标。考虑到这些国家财富外溢的可能性也是极低，所以抱团取暖也救不了那些国家。

以及让人很上心的一个细节是，为中非共和国而来的那一位年轻人是加纳人，招徕他做经济顾问的中非共和国时任总理也是从国外回归的流亡者。以此为契机，保罗·科利尔讲了那些国家另一个过不去的槛——人的问题。从文章看起来，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从未停止过为这些国家的教育和医疗提供帮助，但是难堪的是，那些钱极少被用到了它本应该被用到的地方，保罗·科利尔举了一个例子，某国医疗拨款真正到对的人手上的只有（恐怕还不足）1%。教育的部分也不怎么样，是10%。不过那一个案例里的执行者仿佛找到了预算公开（大概也是有人教的）可以发挥的作用，最终还是促使大部分的教育拨款都用到了实处。但是提高教育水平只是一方面，经由教育体系出来的人则是另外一方面。保罗·科利尔提到，很多年轻人都将自己的教育文凭视作前往他国的护照，这里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这些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国家，然后在早期或许还能汇款回来，无论如何还是用在国内的，然而站稳脚跟以后，他们就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家人也接出去，这样就连汇款也无了。年轻的受教育人群的流失，不仅仅是人才流失的问题，也表达着人民对这些国家的未来严重匮乏的信心。在描述自己对中非共和国那个年轻经济顾问的奋斗目标带给自己内心的震撼时，保罗·科利尔用了“绝望”两个字，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国家信心在留人方面只是一部分，更直接的是来不了钱。保罗·科利尔提到了援助机构在拨款时候的考量，会以投入产出比作为指标来判定工作人员的前途。我其实不知道是保罗·科利尔的这本书写在前面，还是那本贪婪已死写在前面，反正后者对唯能主义和成果主导论是恨得牙痒痒，其中就涉及到只做看得到效果的事情而不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那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选择援助项目的时候，会优先选择国家情况稳定、政府信誉较好、市场运作正常、投入就能看到产出的。显然，底层十亿人的国家基本上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所以即便是来自援助机构的拨款，能够用到这些国家的也都很少，就不要提能发挥作用的了。既然援助性拨款都没有偏爱，那么唯利是图的大企业就更不会考虑在这些国家投资，况且这些国家内战频频、政变犹如儿戏、今天跟这个政府才谈妥了合作或许明天就是新的大甲方，谁受得了，还不要说动不动就把外国企业的所有物任意妄为地国有化那些事情了。保罗·科利尔提到了《机构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的风险评估，即便是经过了那些国家政府拼尽全力的努力，依旧达不到可以吸引重要投资流入的水准，甚至他们本国的私营资本也以此为参考——最残酷事情还不仅仅是人才的流失，而是原本最需要资本流入的它们，反而发生了资本流出的异象。

说来说去，底层十亿人的国家之所以仿佛被世界发展大潮忘记了一样，还是它们自己的问题占了大头，战乱、自然资源、深陷内陆和糟糕的治理——偏偏没一样东西，是可以凭借它们自己的挣扎很快就能解决掉的。前言后语，保罗·科利尔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些国家在某个时间段，只比印度和中国穷一点点，然而这两个国家显然搭乘了国际化经济爆发式发展的上升气流，不仅狠狠地把那58个国家甩了开去，甚至还关上了它们追赶的车道。其实吧，归根结底，这也不是印度和中国愿意的。一方面，保罗·科利尔耿耿于怀吸引更多援助项目和资本这种情况，是那些机构用自己的考核方式和测算模型做出的决策。另一方面，按照经济聚集效应，印度和中国的国土面积以及人口基数，也必然在西方发达国家需要输出劳务和制造业的时候更具竞争优势及规模效应，商人重利，如何选择是明明白白的，再者了，只有赚到了钱，才可以去做慈善做公益捐款什么的不是吗。我不知道，保罗·科利尔的这种小心思，是否可以理解为欧美国家对中国崛起爱恨交加的另一种理由和心情——即中国对投资的吸引和自身经济的发展，剥夺了他们自诩为文明世界救世主的优越感，尽管导致了中国和十亿人国家不平衡资源投入的分配机制和测算模式是他们自己建立的。

还是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挤压了十亿人国家的机会，可是它本身的政治及社会环境，远比西方国家更不容易受到十亿人国家外溢的恐怖威胁？这又一次回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就是G8）在干预十亿人国家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奇诡心态。保罗·科利尔不仅仅提到了卢旺达大屠杀中的见死不救，还提到了某石油商和当地腐败政府的暗通款曲，以及在基建项目中不可思议的二一添作五，援助机构在项目和款项落实中的漫不经心，大企业利用向那些国家领导人行贿而达到避税的目的，甚至西方银行业对那些国家外流资金叫人作呕的态度：尼日利亚钱军事独裁者曾经在伦敦和瑞士的银行存入巨额现金，后来的政府想要追缴这笔存款，却被瑞士的司法部长拒绝，何止是匪夷所思。换言之，那些国家在和欧美国家的关系处理上，外溢的不仅仅是恐怖威胁，还涉及到腐败。所以，保罗·科利尔在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首先就认为要建立起多方可以共同遵守的章程——然而，我觉得这感情是最大最大的悖论，如果规则是可以运转起来的，保罗·科利尔何必义愤填膺地写了这样一本书。其次，他对西方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干预程度方面，提出了更果断更深入的要求，此处就必然需要回到选民的态度。

保罗·科利尔以经济学家的理性嘲讽了富裕国家人民一文不值的内疚和同情，但他犀利地指出，富裕国家的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自以为是做出反省，无论那是因为自己对贸易政策的无知，还是因为无知被舆论误导。对此，保罗·科利尔举了两个相互有关联的例子。一个发生在英国最值得信赖的慈善机构基督教援助组织身上，它一个从未发表过任何和国际贸易有关论文的年轻人这里获取学术支持，发起了一场倡导非洲地区适度降低贸易壁垒的行动。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会预想到，身处生产力劣势的非洲国家如果毫无遮掩的敞开大门，必将会给他们刚刚发芽的制造业带来灭顶之灾——而那些制造业，很可能是其他国际援助机构和当地政府及人民努力了十几二十年的结果。在和其他一些人发出联名警告后，让保罗·科利尔更难过的事，一位贸易和工业部的专家坦言，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行动是“屎”，不过那么做可以卖T恤赚钱。保罗·科利尔提出了问题，愚弄民意不让他们知道完整状况的，是混进了机构的骗子，还是志在卖T恤的销售，亦或者那位专家代表的学术界？

然而表现出这种无知和莽撞的还有经合组织。保罗·科利尔讲了美国和欧盟贸易代表提出（想来也和相关选民的利益脱不了关系）的经合组织不应该减少对农作物生产的补贴，比如美国的棉农，而让乍得这个几乎世界上最穷的其生产力水平只能从事农业国家的棉农改行。一边高调地建立诸如千禧基金这种项目，以支持底层十亿人国家的援助工程，一边却动用各种政策手段阻止那些国家可以有的多元化发展和对现代世界的加入，又当又立可以到那么虚伪的程度，大约也是保罗·科利尔这本书但凡涉及评述时候，总是难免从个人意见的角度表现出愤慨和喟叹的原因。也就是说，那些国家不仅仅在联合国的席位上拥有的只是形同虚设的发言权，在世贸组织或经合组织这种地方也如同临街橱窗的装饰品一样只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对此，保罗·科利尔提出了两点。首先，世贸组织和经合组织需要在新的框架下思考底层十亿人所在国家的援助问题，而不是机械的贷款、债务重组、卖T恤衫、煽动群情。第二，它们需要改变自己是一个讨价还价交易场所的定位，因为那些国家从生产力水平和市场容量而言都绝无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们需要转变成为推动底层国家和富国俱乐部之间合理的贸易流动。

话说这本书是真的不待见中国啊。前头保罗·科利尔几次三番认为中国挤压了十亿人国家可以得到的援助份额和参与全球化贸易的空间，中间又提到如果放任那些国家依赖自然资源谋取国家收入就会逼着他们自己的石油公司在贿赂游戏中跟中国人竞争，末了又直截了当地提出，在贸易政策上的变革就是应该保护最底层的十亿人以抵挡亚洲的竞争。此处我超级好奇，保罗·科利尔对不以援助为目的谋求联动发展的一带一路是个什么态度？还是说，就是因为他看着一带一路怎么都不顺眼，所以认为当前的国际组织需要重新思考关于底层十亿人国家的援助扶建问题？于是由此提出了三个主张，其一，不要觉得0.1~1%的数字就值得沾沾自喜，G8对于这些国家的态度要从认识阶段就推翻重来；其二，那些国家并不缺乏和西方文明常识有共鸣的勇者，G8要帮助他们打赢跟国内笨蛋们的那场仗；其三，G8不能袖手旁观，需要从贸易军事和法律各个层面加深对那些国家的介入。

嗯，这三个主张整理出来，为什么怎么看怎么奇怪呢？这难道不是历史上曾经见过的、捣鼓卫星国的那种操作方式吗？以及，刚果战争里有人提到，美英对侵略行为总是克制冷静，却对所谓的内部革命喜闻乐见，所以，这算不算是上面第二个主张的某种响应，涉及到具体的投入产出比的响应。还有，总有一些国家记忆里充斥着境外势力干预的阴影，上面的第三个主张难道也想要搞一样的事情？最觉得夸张的是第一个主张，不仅仅国家的未来受到它过去的影响，人的认知也是一样，保罗·科利尔何以觉得自己三言两语一堆数字就能打破思维惯性？而且这还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堆人的思维惯性（最搞笑是G8里还有俄罗斯，然而前文里关于自然资源的章节，俄罗斯赫然还是反面教材），是世界上贴着最富裕、最开明、最伟大标签的一堆国家。至此，适合用克林顿这个在保罗·科利尔笔下被称为伟大沟通者说过的某句话作为结尾，它深刻的表达了保罗·科利尔自己通篇都在担心自己鸡同鸭讲的困扰，以及他对于G8（现在会不会又是G7了）和底层十亿人国家（58个）以及亚洲（主要就是中国）之间讳莫如深三角关系的愁肠百结：要向美国选民传达的最难理解的概念，就是比较优势的概念，每个国家都能生产可以出口的产品，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不过，克林顿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