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伟武：容庚撰集《〈金文编〉稿本》前言（节选）
《金文编》是容庚先生的成名作，也是其一生念兹在兹的学术代表作，从一九二五年贻安堂初版、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二版、一九五九年科学出版社三版至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四版，二〇一一年又出了第三版批校本，可谓久享盛名，风靡宇内。《金文编》稿本在二〇〇一年由容先生亲属捐赠公家，现藏于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一九二二年，容先生携此稿本赴北平求学，往天津谒见罗振玉先生，得到罗氏赏识奖掖，并获推荐给马衡先生，从而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自此步入学术通途，大放异彩。今年适逢容先生北上百年，承蒙其亲属首肯，《金文编》稿本将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稿本线装凡四册，用印有“容斋”边款的专用宣纸书写，朱墨烂然，其内容结构和形制的情况，编辑朋友在“出版说明”已有精要的介绍，我只想借此稿本重光之机，略述与容先生及稿本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金文编》从稿本到初版的过程简述
《金文编》从稿本到初版正式刊行，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在容庚先生和其三弟肇祖（字元胎）先生后来各种撰述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记叙。 《容庚自传》：“容庚字希白，广东东莞人……一九一六年毕业于东莞中学，从从叔祖椿学画半年，不竟学，复从母舅邓尔雅学篆刻，编《金文编》，欲补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之缺失。一九二二年，与弟肇祖，同游京师，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四年，《金文编》成。”（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名家翰墨资讯》第二期，一九九四年九月）《金文编》的修改定稿，从北上的一九二二年夏天算起，前后又历经四年。 《颂斋自订年谱》：“原名肇庚，字希白，号颂斋。 一九二〇年（庚申） 作《雕虫小言》载于《小说月报》，是为文字刊行之始。 一九二二年（壬戌） 六月二十三日与容肇祖同往北京学习。七月三日至天津谒罗振玉，以所著《金文编》稿就正，颇蒙奖饰，并与商承祚定交。七月入注音字母传习所国语讲习班毕业。投考入朝阳大学。经罗振玉介绍识马衡先生并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 一九二三年（癸亥） ……校《金文编》稿。 一九二五年（乙丑） 《金文编》付印，至六月四日告成，七月出版。”（《容庚容肇祖学记》第二二二—二二三页，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容先生兄弟同上北京的时间，当以此为准，他处或简言“民国十一年夏”“十一年夏”，或称农历“民国十一年五月”“十一年五月”“一九二二年五月”。到天津谒见罗振玉先生，是容先生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年谱》有赴津的准确日期，容先生应是由邓尔雅先生的朋友写信介绍赴津拜访罗氏。元胎先生写道：“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我二十五岁。夏，我与大哥北上到北京，住上斜街东莞会馆，准备投考。我们经过天津时，由四舅之友写信介绍大哥去见罗振玉，以《金文编》向罗振玉请教。罗振玉极为称赏，并认识罗振玉之子罗福成、罗福颐（时十七岁，拖一辫子）、唐兰（时在天津罗家教读）、商承祚（罗的戚属）。……到了八月，北大招生，我考入北大文学院哲学系，大哥考入朝阳大学法律系。不久，罗振玉介绍大哥与北京大学教授马衡，言‘容庚新从广东来，可造就也’。因入北大研究院国学门，即由北大通知大哥作研究生。”（《我的家世和幼年》，《容肇祖全集》第一册第三四页，齐鲁书社二〇一三年）从元胎先生的话推断，希白先生到天津谒见罗振玉先生，极有可能是兄弟二人连袂前往，元胎先生才记住罗福颐先生十七岁拖一辫子的情景。 商锡永先生说：“那是一九二二年的夏天，我在天津，有一天，罗振玉老师告诉我：‘你有位广东同乡刚才来过，名叫容庚，字希白，东莞人，做过中学教师。他爱好铜器文字，编了一部《金文编》，是扩大吴清卿（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之作，很好，现住泰安栈。’”（《我与容希白》，《广州日报》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从这段话可知，容先生谒见罗氏时，商先生并不在场。 早在一九一三年左右，容先生已有编纂《金文编》的创意。在初版《金文编·自序》中有详细的叙述：“余少孤，与家弟（肇新、肇祖）从舅氏邓尔雅治《说文》。开国元二年间，舅氏来寓余家，与余兄弟据方案而坐，或习篆，或刻印，金石书籍，拥置四侧，心窃乐之。读《说文古籀补》《缪篆分韵》诸书，颇有补辑之志。” 《金文编》为踵武《说文古籀补》之作，在取材、结构、撰述体例诸方面都颇见吴大澂影响。容先生因习篆刻而时常使用《说文古籀补》，深刻感受到此书的不足而早在中学时期就萌发补辑吴书之志。若从民国二年算起，到稿本成书携以北上，《金文编》的孕育，也有十年时光。 《金文编·自序》又说：“三（《颂斋文稿》第二页作“四”，“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一九九四年）年春，舅氏挈家游桂林。是冬家弟（肇新）以痨瘵死，此事遂废。六年，舅氏归自桂林（《颂斋文稿》第二页于此下有“余不复升学”一句），拟共采集篆籀之见存者为《殷周秦汉文字》一书：一《甲骨文编》，二《金文编》，三《石文编》，四《玺印封泥文编》，五《泉文编》，六《专文编》，七《瓦文编》，八《匋文编》。因其大小，分类摹写，草创未就，舅氏复游幕韶关。九年秋，羊石兵火，舅氏藏书，付之一炬，金石拓本、书籍、印谱之属，荡然无存。家弟（肇祖）以习不列颠文，莫能相助。兹事体大，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成，而书籍拓本，尤非寒家之力所能备，虽积稿盈尺，未克有成。”一九一七年容先生与其四舅邓尔雅擘划编写《殷周秦汉文字》一书共八编，可称一个庞大的工程。后来调整缩小为只撰《金文编》，包括纂集殷周金文的《金文编》和后来独立成书、专收秦汉金文的《金文续编》。可谓屡遭波折。 容先生《历代名画著录目·序》：“再说我研究金文，开始于民国初年。当时关于宋代铜器书籍有十一种，其中有铭文的铜器计六百多种；清代铜器书籍有十五种，其中有铭文的铜器计三千多种。我的记忆力不强，加以在乡间得书不易，对研究工作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引起我的研究兴趣，还是王国维先生的《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这两书印在《雪堂丛刻》中，我从同学卢瑞处借来，和妹妹容媛合抄了一部。按图索骥，陆续添购书籍，加以新出版的《殷文存》和《周金文存》两书，于是着手编起《金文编》来。”（曾宪通师编选《容庚选集》第四〇八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金文编·自序》还说：“十一年夏，与家弟北游京师，谒罗先生于津沽，以所著《金文编》（《颂斋文稿》第三页于此补“初稿”二字）请正，辱承奖借，勖以印行，未敢自信也。……旋读书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并假观罗先生《集古遗文》及所藏盛氏《郁华阁金文》、陈承修先生所藏方氏《缀遗斋彝器款识》。两年以来，毕力于此，每字皆从脑海中盘旋而出，苦心焦思，几忘寝食；复经罗、王两先生（《颂斋文稿》第四页将“先生”改为“导师”）及沈（兼士）、马（衡）两教授订其谬误，始克写定，盖稿凡五易矣。” 容先生北上之后，就读北大研究生，藉助京津地区公私收藏的丰富资料（包括铜器实物和图书），又在罗、王、马、沈等先生指导下增删修订《金文编》初稿，不断精益求精，“稿凡五易”，可见来之不易。沈、马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专任教授，沈又是研究所国学门主任。论学术领域，沈之所长在训诂学和音韵学，马之所长在考古学；一九二二年三月，罗、王被北京大学聘为研究所国学门校外函授导师（《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第五项，《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第一九六页，一九二三年），二人当时研究的主攻方向都是古文字学，而容先生被研究所国学门破格招收为第二期研究生，罗、王对《金文编》指导更多，故容先生后来在《自序》中将“先生”改称为“导师”。 元胎先生《容庚传》：“……北大的录取，无异伯乐识良马，对自学成才的容庚来说是意外的机遇，成为他毕生事业的新起点……他学习很是勤奋。由于经济需要，他半工半读，当临时书记，月薪八元，渐升为五十元。他一面为研究所整理古物，一面增订修改他自己的《金文编》。为修正和充实《金文编》，他努力阅读研究所内有关的文史参考书籍，有时到北京图书馆找研究所没有的书，每读一书，他都作了综述和书评。他编写《金文编》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研究第一手商周彝器铭文的史料，便于阅读，因此编写时十分谨慎。在体例上，以为收字太滥，辨别不清，必贻误无穷，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付出的劳力是巨大的。《金文编》的完成，为研究商周文字开辟了一条方便的道路，书完成后，由天津贻安堂出版。”（《容肇祖全集》第八册第四四五七页）元胎先生对希白先生编著《金文编》的目的、原则和过程的讲述至为允当。 容先生初到北平时，勤工俭学，曾经兼任著名记者林万里（号白水）的家庭教师，辅导其女儿和侄女学习文字学。一九二六年林氏因抨击军阀而被杀害。林氏富金石收藏，著有《生春红室金石述记》。一九三五年容先生为此书作跋，曾回忆初进京城时的困境：“民国十一年夏，余来北京。冬，君诒书定交。……人生苦境，莫如强撑场面。余始交君时，与弟僦居中老胡同，屋小如渔舟，每当严冬栗烈，炽一煤炉，火光熊熊，御袷衣，怡然自乐。比往君家，书房阴森如鬼室。仆见客至，提一小白炉出。室久冷，一时未能遽温。余瑟缩其间，授二女读。”（《生春红室金石述记跋》，《颂斋述林》第五四三页，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颂斋自订年谱》说：“一九二四年（甲子） 一月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事务员。”容先生半工半读，所谓事务员当是负责研究所的日常事务，类似如今的行政秘书之类，元胎先生称为“临时书记”。容先生的这一工作，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还为《金文编》修改定稿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从容庚著、夏和顺整理的《容庚北平日记》（中华书局二〇一九年；下简称《日记》）可知，《金文编》初版的缮写工作通常是在研究所完成，而不是在家里进行。 北大研究所优越的学术环境，为《金文编》定稿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还曾经得到罗振玉、王国维等先生的指导。例如，王国维致容先生书讨论“盨”“簋”“簠”“敦”诸字的关系（《颂斋珍丛》第二三八页，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讨论金文“迺”与“乃”的关系（《颂斋珍丛》第二三九页）。容先生致王国维书请教云：“金文中图象文字寓意至緐……庚欲将拙著《金文编》中之图象文字皆改入附录，略著其义，先生于意云何？”落款是“一月四日”（《日记》彩版第四），当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四日。 容先生在《王国维先生考古学上之贡献》一文中说：“十年前，余始治彝器文字，欲补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乃读各家著录金文之书，同器异名，同名异器，苦于检索。读先生《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二书，大喜，家贫不能得，乃假友人卢贯藏本手录之。并得读其他关于金石之作，未尝不惬于心。民国十二年夏，先生来京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开欢迎会，余得趋谒焉。冬，《金文编》写定，就正于先生，先生为举正四五十事，自是过从日密。”（《燕京学报》第二期第三二六页，一九二七年）容先生早年编纂《金文编》就大大受益于王国维先生的著作，一九二三年才见到王氏本尊。后以稿本呈教，竟被指正数十处，因此交往渐多。如后来王国维先生曾介绍容先生去见藏书家王雪澄，欲一览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稿本，在信中说：“东莞容君希白（名庚），少年绩学，于古金文用力尤深，其所撰《金文编》一书，足继吴清卿中丞而能正其违失，补其缺遗，想吾丈已知其人。”（《颂斋珍丛》第二五二页） 《日记》始于一九二五年，止于一九四六年，第一条即与《金文编》有关，其后半年内记述编写及出版事宜的内容颇不少，例如：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余之《金文编》由罗君美代为印行，取回百六十部作为板税，由余写胶纸付印，自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起到三十一日止，共写寄五十三叶（弟二、弟三）。写《金文编》稿三叶（弟十四）。”一九二二年容先生初次谒见罗振玉先生，罗先生即“勖以印行”。原来容先生想在商务印书馆印《金文编》，未果，详见《考古学社之成立及愿望》（《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第四页，一九三四年）。最后还是罗先生施以援手。天津贻安堂书店系罗先生所开办，由其长子福成（字君美）主持，罗君美后来成了著名的民族文字学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研究的先驱。这个阶段的贻安堂印行了许多重要书籍，《金文编》即是其中一种。从《日记》可知，一九二四年底容先生即与罗君美先生商议好，书由贻安堂印行，并由容先生自己用胶纸抄写。抄写费神费时，每天只能抄两三张，抄写的先后次序也可灵活调整。如一月八日记“早往研究所写《金文编》稿三叶（弟十四完）”。所谓“写”是指缮写、抄写，并非撰写。 一月二十日记：“晚补写《金文编》弟二二叶，因印得不好须重印也。又写弟五一叶。”二月五日：“写《金文编》一叶，弟五卷完。再写弟一卷一叶。”所谓“再写”，当即属于印得不好须补抄者。四月六日：“补写《金文编》弟八两叶、弟十二一叶。”五月十一日：“补写《金文编》三叶。”须要补写的几率还是不小。 四月二十日：“写《金文编》八叶，《金文编》写成。”其实，正编和附录抄完之后，检字、采用彝器目录和自序诸项，又要编，又要抄，又要校，收尾工作不绝如缕，委实不少。四月二十一日：“校《金文编》采用彝器目录。”四月二十四日：“计算《金文编》字数。”五月五日：“编《金文编》检字。”（六日、七日同）五月十日：“编检字完。”五月十三日：“写《金文编》检字四叶。”（十四日同）五月十五日：“写检字四叶，完。”五月十九日：“写《金文编》采用彝器目录三叶。”五月二十一日：“写器目三叶。”（二十二日同）五月二十八日：“写检字二叶。”见到新材料，如获至宝，及时补录，五月二十六日：“拓工谭荣九示余一师兑敦铭，为余所未见者，摹十余字，补入《金文编》。”五月三十一日慨叹：“写自序二叶，每叶费时二小时以上，殊苦。”六月一日：“写自序一页、凡例一页。”六月二日：“写自序二页、凡例一页、器目一页。”六月三日：“写《器目》三叶。”六月四日：“写《器目》三叶。写《金文编》毕，刻砚记之。”至此大功告成，容先生心绪大佳，如石卸地，于是刻砚纪念。六月五日：“到富晋书社，商代售《金文编》事。”接下来只是卖书和赠书之事了。 这段时间，容先生与罗福成先生交往颇频密，见于《日记》的书信往来有：一月十八日；二月十九日；三月十五、十七、二十九日；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八、二十五、二十九、三十日；六月一日等。如三月十五日：“寄君美信，君美寄稿纸来。”六月一日：“接君美信，云《金文编》拟先交三册，其余一册续交。”六月十九日容先生赴天津，邀请罗君美等亲友餐叙。六月二十一日，“到君美处。君美请往馆子晚饭。唐立广（引者按：唐兰）及祖弟亦在座，谈笑甚欢”。罗家对容先生的知遇之恩，容先生一直念念不忘。 《金文编》初版有罗振玉序、王国维序、马衡序、邓尔雅序、沈兼士序和自序。诸版《金文编》序言屡有变化，每版无一相同，黄光武先生曾经就其意涵作过专门的研讨（《容庚金文编诸版序言漫议》，《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九九年第四期）。初版罗序落款是“癸亥十二月”，当即一九二四年一月间写就。初版王序落款是“甲子夏五”，此为誊清定稿的日期，阳历六月。王国维致容先生书说：“前属撰《金文编》序，已草就附上。尊著亦乞于暇时来取。”落款是“廿二日”，缺年月（《颂斋珍丛》第二三八页）。王氏写完《金文编》序言，让容先生得暇取回书稿，容先生却送来贻安堂专门备印的胶纸，请求誊写一过。王氏另一信说：“前奉 手教并纸，属书《金文编》序，顷已书就。覆视中间夺去六字，悉已补入。将来印时如嫌不好看，改用铅字排之，则不致有误也。序文附上。此询 希白仁兄近祺 弟维顿首 端节。”（《颂斋珍丛》第二四一页）此信写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端午节，前信殆为五月二十二日所写。 从《日记》可知，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写《金文编》稿三叶。……送《金文编》序例与马叔平。”大概为了方便马衡先生写序时参考，专门送凡例到马先生处。初版马序落款时间是“乙丑三月下旬”，二版作“十四年三月廿一日”。 容先生自幼跟随其四舅邓尔雅先生学习书法篆刻和文字学，《金文编》稿本之成，与邓先生有莫大的关系。希白先生《颂斋吉金图录·序》说：“余性钝而嗜多：年十一二，喜读说部……又于架上搜得《小石山房印谱》四册，于是磨刀与石学刻印。……既从邓尔雅四舅游，复嗜篆刻。在东莞中学毕业后，不复升学，而专习乎此，于《说文》丹黄殆遍。时《愙斋集古录》印行，节衣食之资购得之。然读王国维《金文著录表》，如《攈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述》皆未备，则又望洋向若而叹也。尔雅舅刻‘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印以赠，盖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语，志之不敢忘。……十一年五月，与弟肇祖同游京师，读书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十四年春，《金文编》成。”（《颂斋述林》第五〇七页） 元胎先生在《容庚传》中说：“在母亲殷切希望教导下、邓尔雅的鼓励指导下，他专心致志向邓尔雅学文字学……编写了《金文编》。集录的字，以商周彝器款识为主，由于诸家著录真伪杂出，鉴定不易，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为据。摹写之字，先剪贴影印本罗振玉《殷文存》、邹安《周金文存》，然后再摹，以求逼真——暂时不识的字，附录于后。一九二一年在编写进程中，他在东莞中学教‘文字源流’课。”（《容肇祖全集》第八册第四四五六页）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藏有容先生的剪贴本，这可视为《金文编》稿本的稿本。 《容肇祖自传》还说：“我父亲曾在广雅书院学习，藏书不少，舅家书籍也十分丰富……我一有机会，就到书房泛览各种书籍……幸值四舅父邓尔雅自广州辞去小学教席回东莞闲住，他对我兄弟们教益极大，影响也是深远的。”（《容肇祖全集》第一册第三页）邓尔雅先生家学渊源，又留学日本，“是民初以来的文学大家、考据家、书法家、篆刻家、画家、诗人，继承了东塾先生以来岭南学派的治学风气”（黄苗子《先生之风——记邓尔雅先生》，许礼平编《邓尔雅印集》附录第七页，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邓先生既是成就卓著的艺术家，又是一位造诣精湛的文字学家，其遗稿《文字源流》四十余万字，由香港艺术馆珍藏，此书穷其毕生心血撰著，论述汉字发展历史，引证甲骨金文及其他古文字材料至为详赡，系统周延，据说即将整理出版。邓先生和希白先生都在东莞中学开过文字学的课程，稿本《金文编》的撰写，从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文字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邓尔雅与希白先生谊属舅甥，而兼有师生之分，邓氏堪称希白先生学术和书法篆刻艺术的真正导师。 元胎先生还说：“一九一三年……大哥以后不久，即随四舅草创《金文编》。”（《我的家世和幼年》，《容肇祖全集》第一册第二八—二九页）又：“一九一七年……大哥前一年在中学毕业后没有升学，在家学画画，并著述《金文编》，曾题门外楹联云：‘择邻师孟母；问字迟扬雄。’”（《容肇祖全集》第一册第三〇页） 希白先生深受其四舅父邓尔雅先生的影响，在前引希白先生和元胎先生昆仲的忆述中已屡次见到，黄光武先生也曾经有过详述（《容庚金文编诸版序言漫议》）。商锡永先生的尊人商衍鎏先生为《颂斋著书图》题诗云：“少耽图史老书丛，宅相渊源溯邓公（谓尔雅先生）。金石沉酣彝鼎富，银钩点画籀斯工。名山二酉传专业，汲古千秋抱素衷。才调高华斋馆静，萧森花木映帘栊。”（《颂斋珍丛》第一七九页）邓尔雅先生为《金文编》作序也是情理中事，《日记》和书简往来都有一些记述。 邓尔雅先生致希白先生书云：“金文序大意已定，惟字句之间尚待斟酌。正月内亦可寄上也。”落款是“甲子元旦”（《颂斋珍丛》第三〇七页），“甲子”即一九二四年。大概是希白先生来信催索《金文编》题端和序言，邓先生又一信说：“今日已四月十九矣，兹拟此十日内将署首及序文寄上，无论如何必在端节前发寄邮局，吾甥幸稍稍待之。”（《颂斋珍丛》第三一六页）又一信说：“端节前寄上序文，因忘记有闰四月耳。兹将序文寄上，惜心绪太恶劣，未能佳也。……署题篆看可用否，似不至甚恶也……”落款是“闰月初七”（《颂斋珍丛》第二九八页），也就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容先生《日记》六月七日：“四舅寄署首及序文来。饭后即写寄君美。”邓序由容先生抄写付印，而署首初版未见采用，用的是藏书家章钰所题。邓序提及，自己曾纂辑殷周秦汉金石文字，“分别部居，互考详证”，书稿不幸被大火烧去，于是追忆旧稿精确者十分之一二交给希白先生，似亦可视为《金文编》稿本的一部分基础。 容先生原来还请邹安写序，《日记》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寄邹适庐，索作《金文编》序文。”邹安，字景叔，号适庐，光绪间进士，曾撰有《周金文存》。容先生其时出道不久，想多请前辈学者品鉴引荐也属自然之事，只是不知何故，最后未能如愿。 从容先生日记及其他文献资料可知，《金文编》之成，备尝艰辛。
二、《金文编》稿本的价值
《金文编》作为名人名著，其稿本首先具有文物价值，自不待言。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在广州银河公墓落成的容庚夫妇墓园，背景即是汉白玉雕成的《金文编》稿本首叶。二〇二〇年十月至二〇二一年一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大型展览“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稿本原件曾经借展，算是百年后再度进京。《金文编》初版从内容到形式比稿本精善，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稿本也有它不容轻忽的学术价值。
……
稿本第四册为《金文编》下编，专收秦汉金文，后因“采摭未富”而在初版时不付印，在《秦汉金文录》出版后，继续增订而成《金文续编》，于一九三五年正式出版。此次影印的稿本，其实包含了后来《金文编》和《金文续编》二书的雏形。
三、容庚先生的名、字、号及《雕虫小言》
曾经法师曾经确证希白先生早年使用“容斋”别号的问题，证据有三点：（一）先生早年用过印有“容斋用笺”边款的信函，朋友在通信中或径称为“容斋先生”；（二）容肇祖所作《容庚传》云：“容庚，原名肇庚，字希白，号容斋，又号颂斋（原注：颂，古容字）。”（三）邓尔雅在“颂斋”题匾中注云：“希白外甥初号容斋，近更为颂，即容本字，传世鼎、敦、盘、壶之属为颂所作者甚多，希白喜藏吉金，庶几遇之。壬申九月。”曾师推断希白先生之号“容斋”改为“颂斋”约在一九三二年（曾宪通师编《容庚杂著集·前言》第一四—一五页，中西书局二〇一四年）。 二〇二〇年岁杪，有友人询及多位先生，欲知容庚先生何以字“希白”，希白先生之女容璞女士答云，大概是因为仰慕李白的缘故。我答以长庚星又名太白星，故名“肇庚”与字“希白”相应。今再略予申说。希白先生原名“肇庚”，“肇”，应是行辈用字，始也（从肇祖先生以“元胎”为字出自《尔雅·释诂》首条可知）。“庚”为“长庚”简称，金星在诸星中最明亮，早晨出现于东方天际，黄昏出现于西方天际，又称“太白”“明星”“启明”“长庚”（或作“长赓”“长更”）。《诗·小雅·大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毛传：“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希白”之“希”当是用为“晞”。《诗·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晞。”毛传：“晞，明之始升。”《说文》日部：“昕，旦明，日将出也。从日，斤声，读若希。”昕与晞音近义通。曙色明亮谓之“希白”。容先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自己抄写的未定稿《容氏家乘》记录：“三十二世 庚 字朗西，号希白，乃作恭之长子。”（《颂斋珍丛》第二九页）家谱所记“字朗西”当是最初由长辈所命，“朗西”犹言照耀西方，义正与“长庚”星相关联。罗振玉先生在致信容先生时，虽或称“希白”（如《颂斋珍丛》第二一一、二一八、二二二、二二六页），在为容先生“翫习蔽闻室”题匾时称“希伯尊兄”（《颂斋珍丛》第一七八页），而以称“西白”为常（如《颂斋珍丛》第二一三、二一四、二一六、二一九、二二〇、二二一、二二三、二二五、二二七、二二八页），恐非仅是同音之故（粤语“希”与“西”不同音），“白”为西方之色，“西白”与“朗西”义亦相当，罗氏如此理解，故有此误。大概“朗西”之字罕见使用，容先生就将原来的号“希白”又当作“字”用了，因而后来自己又说“字希白”。一九二二年容先生北上京华之后，得名师指引助力，好古敏求，大展身手，真正成了照亮学术界的“明星”。 《雕虫小言》是希白先生最早发表的文章，重点论述学习篆书与篆刻的关系、治印的方法和必要参考书，并介绍了近代一些篆刻家的成就。 希白、元胎两位先生合撰的《东莞印人传》结尾：“仲弟肇新，叶舟《广印人传》载矣，而误以为庚之兄，故不揣谫陋，记之如右。乡邦人士，庶其匡予。”（《颂斋述林》第五八九页；《颂斋文稿》第三〇四页）此段文字当出自希白先生手笔。其实，怪不得叶氏《广印人传补遗》误将容肇新当成容庚之兄，问题出在《雕虫小言（续）》一文：“仲兄肇新，号千秋，工书。初学唐碑，后专学六朝书……岁甲寅，余兄弟从邓尔雅舅氏学篆刻。惟仲兄独孟进，奇字相商，舅氏比之在旁珠玉。乙卯年二十，以瘵疾卒。搜辑遗印，名曰《辛斋印蜕》。舅氏题词调寄《醉太平》云：‘……倘天假以秋春，宁止传印人。’盖叶舟近辑《印人传》，曾载仲兄名也。”一九二〇年，《雕虫小言》在《小说月报》第十卷第三号上发表，《雕虫小言（续）》在第十卷第四号上连载，正续篇均署名“容斋”，当初用“容斋”为笔名，似非希白先生专号，而是容氏兄弟合称，其义类乎“容府”“容宅”。现在看来，此文主撰为希白先生，至少续篇后半段当出于元胎先生手笔，故称肇新为“仲兄”，因而导致叶舟之误。元胎先生一九一五年即有作品发表（罗志欢编《容肇祖论著暨再版编年》，《容肇祖全集》第八册第四五五〇页），参与希白先生首篇作品的撰写亦属正常之举。 元胎先生说：“自一九一五年，四舅尔雅还居东莞，二兄从尔雅舅学刻印……舅氏亟称之。我后来与长兄辑《东莞印人传》得十九人，各附印章，以二兄为殿……盖叶舟辑《广印人传》曾载二兄名。而兄遗印中有‘焦桐幸草’一印致佳，兄不自知其为印谶呵！”（《我的家世和幼年》，《容肇祖全集》第一册第三〇页） 《容肇祖自传》写道：“我的仲兄肇新自幼体质较弱，也在家和在东莞中学学习。他少年有才华，好读《韩非子》和萧统《文选》，书法学北碑，刻印学黄士陵……但因患胃溃疡，旧社会缺医少药，不幸他仅二十岁竟因这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青春生命。我和容庚为了手足情深，特编《东莞印人传》（石印本，编辑东莞从明到近代的印人及仲兄，皆附印章），这是一个我和容庚兄的处女作，作为对我仲兄的沉痛的哀思和悼念。”（《容肇祖全集》第一册第五页）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日，顾颉刚先生《题容希白摹沈石田苕溪碧浪图》诗开头四句说：“我与希白友，倏忽四十年，但稔耽钟鼎，伟著《金文编》。”（《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昆仲的交谊》，《容庚容肇祖学记》第二〇六页）《金文编》在顾先生口里被称为“伟著”，可谓当之无愧。其稿本的出版，定然会受到读者的珍视宝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