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机翻】“名侦探之争”再次以乡原宏、权田万治之争为契机 | JDC

圆桌骑士总结了7月聚会上讨论的内容。

不久前，昔日的“名侦探之争”在瞬间复活。

“名侦探之争”是都筑道夫和佐野洋之间的争论，虽然经常被评价为“擦肩而过”就结束了，但争论的内容却孕育着相当有趣的东西，对于现代的推理小说来说是如同宝石箱一般的争论。它以意想不到的形式瞬间复活了。既然是难得的机会，就让我们回顾一下它的复活吧。

复活的开端是乡原宏在《小说推理》上的连载。在此，我们以乡原、2013年《日本推理小说争论史》双叶社为依据，对其进行总结。从题目就可以考虑，在这里乡原将“名侦探之争”的展开，包括周围人的反应，略述一下。作为周围人的反应之一，他介绍了权田万治的争论，并评论道:“权田搞错了这场争论的本质。”权田反驳道。就这样，“名侦探之争”在21世纪复活了。

乡原批评的是权田、1980、“名侦探去哪儿了?”《出于兴趣的杀人》蜗牛社的讨论。简单来看一下，权田说:“除了佐野洋之外，当然也有人对所谓(原文)名侦探复活论持否定立场。”并引用了土屋隆夫在对谈中的如下发言。“我认为，今后在推理小说中扮演侦探的角色必须是具有这种生活气息的有魅力的人。”权田对此深有同感，继续说道。

佐野洋对都筑道夫的《名侦探复活论》提出了质疑，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对名侦探的否定，而在于能否创造出符合现代的名侦探，即充满现实性、富有人格魅力的名侦探。我认为，从理论上来看，都筑先生的名侦探复活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错误。相反，都筑先生创造的侦探角色往往过于脱离现实，无论如何都无法移情，这难道不是问题吗?”(权田，1980:296-7)

当时，权田的这一总结颇有说服力。乡原对此进行了如下批判。

“这是名侦探的条件论或性格论，并不是名侦探本身的是非论。更何况佐野否定的是系列侦探而不是名侦探，不得不说权田搞错了这场争论的本质。”(乡原，2013:49)

佐野洋对都筑道夫提倡的“名侦探的复活”，尤其对系列物的名侦探表示了否定的见解。乡原想到这场“名侦探之争”，批评权田把话题移开了。佐野说的是，名侦探在推理小说中已经过时，不需要了，而权田说的是，只要有魅力的侦探就可以了。这基本上就是偏离了论点。

对于乡田的批评，权田在《佐野洋和都筑道夫的《名侦探》之争和我的立场》《在谜与恐怖的乐园》光文社进行了反驳。当然，权田充分理解佐野的主张，以“名侦探或有魅力的侦探角色不一定要系列化”的形式将名侦探和系列侦探区分开来，附加如下论述着。

“总而言之，名侦探的存在，只需要在解谜的谜题者或以第一人称形式同时进行案件的硬汉推理小说等固定的有限领域中才会被要求存在。悬疑小说、犯罪小说、间谍惊悚小说等我认为本来就没有必要。也就是说，如果要追求推理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它确实是妨碍推理小说的存在。”(权田，2013:339)

权田主张，在推理小说中，名侦探最初被认为是必然的存在，但随着推理小说的多样化，名侦探也被相对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名侦探作为一种类型的存在逐渐被明确。正因为如此，现代的“puzzler”和“硬汉派”才需要“有魅力的侦探”，并没有乡原所说的“搞错”。

乡原在《周刊读书人》2015年11月27日号的书评《作者与推理小说共同生活的人生集大成》中，对自己的反驳坦率地道歉。

“是我搞错了，权田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把名侦探和系列侦探分开讨论了。”“请允许我借此向您道歉。”

就这样，短暂的“复活”结束了。遗憾的是，“名侦探之争”似乎并没有进一步深化。不过我认为乡原的讨论间接地取得了一个成果。这引发了权田的如下议论。

“我基本上赞成布瓦洛·纳尔斯杰克的推理小说是‘谜题和恐怖的两义性文学’的定义，尽可能广泛地描写现代推理小说，本格、警察小说、间谍惊悚小说、悬疑小说、硬汉小说。包含了私家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科幻推理小说等所有内容。但是，朱利安·西蒙斯的犯罪小说论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但与他的看法不同，解谜这一本格的要素，与惊险、悬疑等恐怖要素一起，以不同于古典侦探小说的形式存在于现代。(权田，2013:343)

这体现了权田的一个想法。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个吧。

暂且不论都筑的理由，佐野洋否定(特别是系列)名侦探，当然是因为不“现实”。在现代，进行推理的都是案件的当事人，“名侦探”只能说是非常不自然的，不得不“循规蹈矩”。在古典中姑且不论，在现代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佐野也采用了松本清张开创的这种现实主义。佐野用“被卷入型”的概念来说明这一点。这是意识到历史变迁的讨论吧。都筑与这样的历史发展背道而驰。

这种论调基本上是受到了朱利安·西蒙斯的《血腥谋杀》的影响。正如副标题所示，西蒙斯叙述的是“从侦探小说到犯罪小说的历史”。名侦探已经过时了。在现代，随着警察组织的高级化和科学搜查的实践，“名侦探”的住所变得极其狭窄。这就是现实。佐野的主张与这段历史重叠。都筑的“名侦探复活”是没有历史感的表现。

权田对此的评价比西蒙斯更高。后者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性，但基本上是历时性的，没有像西蒙斯那样低估本格的东西，这一点被认可是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看来，权田似乎并不重视历史的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从“符合现代的名侦探”这一说法可以看出，基本上是以历史发展为基础的。权田除了对正牌人物的处理之外，基本上与西蒙斯、佐野一样，是以历史发展为前提的。无论哪一个(古典的)名侦探的本格在历史上几乎呈直线下降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相同的。佐野认为，即使让“名侦探”复活，也只会让人觉得“老套”，而权田只是想在这里导入“魅力”这一概念来说明而已。也就是说，古典名侦探在当时很有“魅力”，但将其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现代也不合适，应该创造出“适合现代”“充满现实感”“有人格魅力”的名侦探。

这样看来，都筑似乎缺乏对历史性的认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名侦探的争论”中，都筑大胆的“不需要诡计”论引起了很大反响，当然是以“名侦探复活”论为中心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是一种不幸。可以说，这场争论是一场历史争论。在我看来，都筑持有与西蒙斯、佐野、权田完全不同的历史观，所以无论如何都无法达成一致。

权田是这样描述都筑的。

“我认为，两位作家的争论是由于现代推理小说的发展方向，如朱利安·西蒙斯所指出的，正在向多种多样的方向变化而产生的主张对立，基本上在逻辑上，两位作家都说了不同的话。(权田，2013:341)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都筑道夫在《黄色房间是如何被改装的增补版》(freestyle, 2012)中这样说道。

“朱利安·西蒙斯认为推理小说向犯罪小说过渡是必然的展开，我难以信服”(都筑，2012:241)

当然，这是指“不可能是必然”的意思，并不是说不承认这种转变的“事实”本身的存在。而且权田认为，作为“事实”，都筑也是前提。确实，都筑写《黄色房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存在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否来自向“丰富多彩的方向”的变化呢?都筑不正是把这种转变的历史观本身当成了问题吗?

都筑认为，犯罪小说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推理小说、侦探小说才是最近才出现的类型。

“杀人的故事在坡之前就有了，也有以解决杀人问题为主要情节的故事。只是以逻辑合理地解决问题为兴趣中心，坡被称为推理小说之父。犯罪小说又回到了以前的形态。”“本格的小说才过了130年，犯罪小说应该更古老吧。”(都筑，2012-88)

由此看来，历史并没有发生“从侦探小说到犯罪小说”的变化。恐怕在都筑的脑海里，犯罪小说自古以来就在历史上持续存在着，在这个大框架中，“130年前”推理小说、侦探小说这样的小框架诞生了，历史开始了。吧。并没有变成犯罪小说。换句话说，权田所说的“多彩”化倾向，在都筑看来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又诞生了一个新的领域而已。

而都筑意识到历史性，正是在这部推理小说、侦探小说中。

我认为在这个小框架中存在两种倾向。那就是“以逻辑为中心”的作品群和“以诡计为中心”的作品群。我所说的“名侦探”主要是指前者中登场的侦探角色。以日本为例，横沟正史在《狱门岛》、《蝴蝶杀人事件》、《恶魔的彩球歌》中都有表现，他被认为是同时具有这两种倾向的作家(都筑，2012:49-55)。

而且，这一“以诡计为中心”的作品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无道理，但诡术的必然性在历史上有逐渐消失的倾向。另一方面，关于“逻辑中心”的作品群，都筑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化。因为样本数量本来就不多，所以讨论起来就比较困难。

从这一认识出发，所谓“现实主义”始于对诡计必然性丧失的反应。玩弄这种没有必然性的诡计的犯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从这个公式中，推理小说、侦探小说质量低下的原因，是由于其现实性、真实感的丧失。同时，伴随着对古典“名侦探”现实性的否定，也导致了都筑所说的“逻辑中心”、“诡计中心”这两部作品的否定评价。对都筑来说，佐野不正是反映了这种现实主义派的理念吗?

在这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中，还包括警察小说、社会派等。它们与推理小说、侦探小说的轮廓并不一致，但社会派是现实主义的引领者，这一点事到如今也无须多言了。松本清张宣布脱离“鬼屋”，对于清张，都筑是这样说的。

“反正都是虚构的故事，只要诡计新奇就行了，这样的想法只能是逆行。”“不应该退回到这样的作品作为侦探小说通用的时代。首先，那样的话，松本清张的出现就失去了意义。松本清张的工作意义在于将以事件为本位的推理小说转变为以情节为本位的推理小说。”(都筑，2012:47)

都筑对清张的评价有不明白的地方。“情节本位”这一概念(相对于“事件本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虽然不能推测，但也不能断定，所以在此暂且不提。

都筑认为现代是“非逻辑、超逻辑支配”的。虽然没有更详细地展开，但这应该不是指《mum》杂志及其读者吧。不，也许其中也包括这一点，但侧重点当然不同。这当然是指没有“逻辑中心”。都筑并不是说现代是“非现实、超现实支配”，而是说“非逻辑、超逻辑支配”，这一点需要十分注意。

都筑想指出的，就是刚才的分歧点。对于诡计必然性的降低、丧失这一历史倾向，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将这种倾向解释为现实主义的低下和丧失，现实主义运动由此展开。都筑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但他指出，这只不过是一种解释、一种选择，还有其他的东西。当然，这是向“逻辑中心”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向“诡计中心”的倾斜可以说是极限预先存在的。正如都筑反复主张的那样，关于诡计，其奇思妙想和必然性常常是对立的。如果偏向前者，就会对必然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偏向后者，就会毫不出奇地一眼识破。也就是说，“以诡计为中心”的作品常常需要在这两个相对的概念之间取得平衡，而取得平衡又常常是困难的。相比之下，向“逻辑中心”倾斜才不会破坏推理小说、侦探小说的本质。这是都筑的诊断。从这一点来看，现实主义路线，即使其本身不应该被否定，都筑也认定其追求所导致的脱离推理小说、侦探小说的可能性是无法切断的。

从以上的确认来看，都筑基本上不可能拥有西蒙斯式的历史观。这种直线型的历史视角，至少对都筑来说未免过于朴素了吧。“名侦探复活”只不过是向“逻辑中心”倾斜的副产品，“名侦探争论”实际上是这种历史观的对立。

不过，我认为都筑的讨论也有混乱的根源。或者不如说，与其说这是都筑的责任，不如说是迄今为止推理小说、侦探小说界的经常性问题，那是“逻辑”概念。都筑也对“逻辑”这一概念，大致赋予了两种含义。一个是“设定的必然性”，另一个是“逻辑上的解决”，这常常被认为是混乱的根源。

关于前者，我认为也包含了诡计的必然性，但更广泛地使用了“设定”的概念。当这个“设定”变得不合逻辑时，就会被表现为没有“逻辑性”。也就是说，这里的“逻辑”接近于“按图索骥”。与此相对，后者即“逻辑解决”中的“逻辑”与“逻辑合理”不同。当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至少是根据线索、证据的意义，用逻辑来指定犯人。这里的“逻辑”指的是字面上的“逻辑”。

虽然没有逐一调查过，但在推理小说、侦探小说的世界里，“逻辑”这个概念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有这两种。而且由于混淆，讨论也变得混乱起来。都筑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张是两边都有的，并没有错，但我认为这无法避免接收方的混乱。也就是说，即使“逻辑”符合，但如果是“直觉性”解决的，就会留下“逻辑性”的问题。至于都筑要求的是哪一种，我认为当时无法决定。这里从语境文脉上来说是把责任推给了都筑，但就像刚才指出的那样，当然不是都筑一个人的责任。恐怕会和“什么是本格的”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认为首先应该达成共识。

在此，我们从历史认识的角度重新探讨一下“名侦探之争”。光是这一点，就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论点。如果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就会产生更刺激的讨论。应该说，这是一场超越时间、持续带来冲击的争论。

2016-09-04 2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