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冲
短 评
内容上，这本是文化批评，是对同时代整个「知识-文化生产」的点操，甚至在标题里提到叔本华和瓦格纳的第三、四篇里，实际上也不完全就是直接谈论两者的。个人读起并没那么过瘾和受启发，但在一个仍将诸如查特嘎啪嗒（ChatGPT）视为不得了的技术革新的时代里，这本书的姿态却仍是如此地不合时宜的。查特嘎啪嗒就是尼采说的「大学者」「大庸才」的最新版本，这样的东西再兴盛、再高级，也本就无关文化及其健康。查特嘎啪嗒与大学庸才们是还未理解何为文献、何为知识的一种人工蠢能，它们及其部署者们都以为知识或信息是冷冰冰、客观乃至正义地获得和积累的，而不懂得知识之为知识、信息之为信息所蕴含的苦痛与肉身性。
相较而言，前作《悲剧的诞生》一书实际上是更为抽象、难以把握的，虽然它在今天通常被要求为各种相关专业首先要读的书目。但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界定，即《悲》是以勾勒早期古希腊的悲剧文化为例，暗示尼采理想中德意志精神/德意志文化的新样貌，而《不合》则是直接针对同时代案例的批评——需要注意，尼采绝非民族主义者，无论是骂还是捧，德意志又或古希腊，包括书中提及的文化-知识界名流们，都只不过是尼采可以拿来使用、改装的形象罢了，正如他那通过比喻而能够沾揽任意事物的文体本身。
因此这也让我怀疑，瓦格纳对于尼采而言，是否无非就是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罢了（当然，其艺术创作确实让他欣赏），他对瓦格纳的赞美，仿佛后者就是某个文化改Ge的转折点（瓦格纳本人确实是GM家），是否仅是尼采将自己这个非艺术从业者，投射到成功了且似乎也同样有更高抱负的艺术从业者瓦格纳身上的结果，是一个被学界乃至时代所排挤的不合时宜者，意图借助文化明星/时代明星的合乎时宜之力量来把握住这个时机——当然，必须说，这个时机也正是由其把握者所创造的，而非被时代所给予的，因此，它才是不合时宜的。
对于这样的一种疑惑，在尼采下一本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序言的惊人自白中得到了解答（这个序言是后来1886年写的），这一自白也印证了我上述的猜想： “任何人，只要猜到一点隐藏于每一种深刻的怀疑中的后果，猜到一点由于每一种绝对的观点不同注定那些受其影响的人必然要遭受的孤独的冷酷与恐惧，他也就会理解：我多么经常地为了从自身中恢复过来，仿佛为了暂时忘却自我，试图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在某种崇敬，或者某种敌意，或者某种科学方法，或者某种轻浮，或者某种愚蠢中；他还会理解：我为什么在无法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时，就通过造假来逼迫自己接受，或从伪造与虚构中求取（——诗人们还做过什么别的呢？世上一切艺术的目的何在呢？）。但是我最需要用于我的治疗与自我恢复的东西是，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个别存在、个别的观察者——着了魔似的猜疑人们眼中所见、欲望中所求之物的相似与相同，心安理得于对友谊的信任，双重盲目到毫无疑问的地步，津津乐道于前景、表面、近处、近在眼前的事物以及一切带有颜色、皮肤、表面性的东西。也许我这样的考虑会被指责运用了一点“艺术”，一点比较精巧的伪造钱币的做法。例如，我在已经充分看清道德问题的时候，却存心在叔本华盲目的道德意志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同样，我在理解理查德·瓦格纳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问题上也欺骗了我自己，就好像它是一种开始而不是一种终结；同样，还有希腊人的问题，同样，还有德国人及其未来的问题——也许还有整整一长串这样的“同样”吧！——但是， 假定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假定我受到的指责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么你们关于以下的问题又知道些什么，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在这样的自我欺骗中包含着多少自我保存的狡诈，多少理智和更高的呵护——以及多少必要的虚假，从而我可以 不断允许自己有大量我自己的真实呢？……够了，我仍然活着；生活毕竟不是凭道德想像出来的；它要的就是欺骗，它以欺骗为生……可不是吗？在这里我已经重新开始，做我一向所做的事情，我这个非道德主义的老家伙，这个捕捉鸟类说着非道德、超道德的话，“在善恶的彼岸”的老手——
——于是当我需要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发明了“自由精灵”，这本标题为《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忧郁而大胆的书就是献给这些精灵的：这种“自由精灵”现在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 总之是但是如我所说，当时我需要它们的陪伴，为的是在糟糕事物（疾病、孤独、异国他乡、忧郁症、无所事事）的怀抱中同好的事物为伍：作为勇敢的伙伴与幽灵，当你有兴趣又说又笑的时候，可以和它们在一起又说又笑，当 它们变得令人厌倦的时候，你可以让它们见鬼去作为对缺少朋友的一种补偿。”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四篇 §9
“瓦格纳身上的诗人因素表现在，他以可见的和可感觉的过程来思维，而不是以概念来思维，也就是说，他以神话的方式思维，就像人民总是这样思维一样。神话并不像一种矫揉造作的文化的子女所误以为的那样，以一种思想为基础，相反，它自己就是一种思维；它传达一种关于世界的表象，但却是在过程、行动和受难的序列中。《尼伯龙根指环》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概念形式的巨大思想体系。也许，一个哲学家能够用某种完全适合的东西来支持它，这种东西可以完全不用图像和行动，而仅仅在概念中对我们说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在两个不同类的领域里展示同样的东西，一是为了人民，一是为了人民的对立面，即理论的人。”（377-8）
瓦格纳是当时的GM家。神话，其实是人民的“人话”，而矫揉造作的逻辑思维，是统治阶级、宫方知识分子的“官话”。例如康德-黑格尔们的文本，就从来不讲人话，讲的是“普世客观”的理性之词，这种理性之词意味着不再允许下等的人民创造自己的概念、形象、神话了，需要经受他们官方理性的启蒙，才能去言说。
而戏剧是给大众看的，是给“普通人”提供材料，让她们也能去想象、言说，或进行所谓的“综合”。 诗人就是从单纯的神经刺激-形象出发，不经由逻辑（日常语言，也是既定秩序下的分类学），而用新的语词、新的综合术去包扎它。
不过，后来尼采也骂瓦格纳仅是媚俗的，是通过极致的感官刺激，让人麻木，是流行音乐/摇滚音乐/偶像剧的鼻祖。
但我们也可以举例子，如法国哲学家们的文体，就是一场自我操演的戏剧，但却完全不媚俗，而是陌异难解的。它可以为读者提供材料，但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读者而写作，只有读者自己也进入那一剧场进行操演，从自己的角度去试着使用和理解时，其中的思想才呈现为材料。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 §1
生命的两种能力，即回忆与遗忘。动物们就是完全丧失回忆能力的生命，一种近乎完全处于遗忘中的生命，因此它们不可能会像智人一样拥有历史意识。这么一说，似乎回忆是比遗忘更高级更好的能力。
可是，对于生命而言，丧失回忆能力是可能，其结果最多就是不间断地拥有着那种极小的、即刻的幸福，不少智人实际上也通常以这种幸福来度过生命；相反，丧失遗忘能力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一个人就被完全地置入于生成之流，以至于她不再相信自己的存在，她会看到一切都在运动的极限点上分流出去，迷失在分裂中，以至于不再可能行动。 一切行动都需要遗忘，正如有机体不仅需要光线也需要黑暗一样。因此，任何的历史意识都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就是有害的，并最终走向毁灭，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或是一种文化。（112）
换言之，人或民族或文化，其健康，取决于对过去进行回忆之可塑性——越是健康和强壮，就越是能够强迫自己从过去挖掘出异于当前之物，通过这个意义上的自我撕裂来强大自身。如果人们要设想一种最强有力的特性，那便是认识到：一切过去的东西，无论是自己的还是最异己的东西，它都会将之引向自己、纳入自己，仿佛是将之转变为自己的新鲜血液，而这同时就意味着愿意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也即愿意接纳自身的「遗忘」以及由此而来的可塑性——我们的历史意识（即精神）绝非是无限、绝对的（@黑格尔）。
尼采在这里提出了所谓的「透视主义」，提出了其生命哲学对于有限性的肯认——“每一生命都只能在一个视域之内是健康的、强壮的和富有生机的；如果它不能在自己周围划出一个视域，并且又过于自恋，不能在一个异己的视域中把自己的目光封闭起来，那么，它就会衰损或者匆匆地过早衰落”（113），“非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即遗忘与回忆]，对于一个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健康来说，是同等必要的。”（114）
历史主义者会对过去进行观察总结，获得一个存在之意义，并由此渴望未来，即那一存在之意义的实现。历史主义者不明白，回忆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生活。
相反，非历史主义者/超历史主义者并不会将历史过程视为一场救赎，对于她们而言，“世界在每一个个别的瞬间都是完成了的，都达到了自己的终点。新的10年又能教导什么过去10年所不能教导的东西呢！”过去和当前的东西实际上是相同的，查特嘎啪嗒与电脑、电视机、打字机、文字书写是同一种东西，不同的仅仅在于我们回忆的方式，即对价值进行重新塑造的方式。（118）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 §8
「过去」或「记忆」是一种具备可塑性的潜能，现代历史学却通过分析和认识，把它解剖为所谓的知识，并收藏进了那一名为大学的罐头里，因而，现代历史学所持有的是一种堆砌、积累和排列式的线性历史观——“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还生活在中世纪，历史学还一直是一种乔装的神学。”（175）
历史学-神学是一种对「新时代」或「现代意识」之精神的极端抗拒，因为历史运动中一切都被视作是从开端迈向终点的过程（末世论）。（176）
黑格尔是这种历史学-神学中的扛把子，他把自己的时代当作「世界历史」之过程的必然结果来辩护，把一切诸如宗教、艺术等精神文化放逐到被扬弃了的那一过去，把历史当作唯一拥有主权的“世界法庭”，“人们讥讽地把这种用黑格尔的方式理解的历史称作上帝在地上的行走”。（178）
因此，黑格尔把已经精神之自我实现的完成看作为世界巅峰，之后一切事物都只能被看作为世界历史回旋曲的尾音。“但是，谁先学会了在‘历史的权力’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谁最后就像木偶一样对任何权力点头说‘是’，不管这权力是一个政府，还是一种舆论，还是一个数量上的多数，并且准确地按照某个‘权力’用线牵动的节拍运动自己的肢体。如果每一个成功都在自身包含着一种理性的必然，如果每个事件都是逻辑或者‘理念’的胜利——那就只有赶快跪下来，对这些‘成功’的整个阶梯都顶礼膜拜。”（179）
过去或记忆之潜能总是一再以「从前也曾有过」为当下赋能，然而，以作为真理的裁决者为自身赋予正义性的知识，简言之，即道德，却向它的信徒们宣布「你们不应当」或「你们本应当」。以历史之名，建造真理的法庭，为道德而非创造进行辩护，这就是现代大学，也即那一知识加工厂兼真理治安中心的内核所在。（180）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 §6 摘：
我们要转向现代人的一个备受赞誉的强项，提出一个当然令人难堪的问题：现代人是否有权由于自己那著名的历史学的“客观性”而自称是强大的，亦即是公正的，甚至比其他时代的人有更高程度的公正。那种客观性乃是起源于对正义的一种提高了的需要和要求，这是真的吗？（152）
一个大学者和一个大庸才——这已经很容易成为一路货色。因此，历史是由有经验者和优越者来写的。谁不曾比一切人都更高更大地经历过一些事情，他也就不懂得去解释出自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情。过去的箴言永远是一个神谕：唯有作为未来的建筑师，作为当代的知者，你们才会理解这神谕。人们现在解释德尔斐的非常深刻和广远的影响，特别是从德尔斐祭司是过去的精确认识者出发的。现在应当知道，唯有建设未来的人才有权利裁判过去。通过你们向前看，给自己设立一个伟大的目标，你们也就同时约束住那个强烈的分析冲动，这冲动现在使当代对你们成为一片荒漠，而且使一切宁静、一切温和的成长和成熟都变得几乎不可能。在你们的周围拉起一个伟大而又广泛的希望、一种希望着的努力的藩篱吧。在你们心中作一幅未来应当与之相应的画，并且忘掉自己只是追随者的迷信吧。当你们想到那未来的生活时，你们就有足够的东西要思考、要发明了；但是，你们不要问计于历史，请它指示你们“怎样？”和“用什么？”。与此相反，如果你们进入伟大人物的历史，你们就将从中学到一个至上的命令，即成熟起来，并逃离时代的那种令人麻痹的教育魔力，时代发现自己的利益就在于不让你们成熟，为的是统治和剥削你们这些不成熟者。而且如果你们想读传记，就不要想读那些带有“某某先生与他的时代”的口头禅的传记，而要读封面上必须写着“一个反对自己时代的战士”的传记。在普鲁塔克那里满足你们的灵魂吧，当你们相信他的主人公的时候，要敢于相信你们自己。若有一百个这样的非现代地教育出来的、以及变得成熟了的、熟悉了英雄事迹的人，现在就可以让这个时代整个喧嚣的假教养永远销声匿迹了。（162-3）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 §7 摘：
我感到惋惜的是，人们已经有必要使用奴隶主和雇主这样的行话来称谓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关系本应当被想成没有功利、脱离生活急需的；但是，如果人们想描绘最近这一代学者，“工厂”“劳动市场”“供给”“利用”这些语词——就像自私自利的所有助动词一样——都不知不觉地涌到了嘴边。扎实的平庸越来越平庸，科学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越来越有用。……对于那些不知疲倦地把现代的屠戮口号和牺牲口号“分工！列队！”挂在嘴边的人们来说，要有一次清楚而且完整地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尽可能迅速地促进科学，你们也将尽可能迅速地毁灭科学；就像你们用人工强迫母鸡过于迅速地产蛋，这母鸡也将完蛋一样。上帝啊，科学在最近几十年被迅速地促进——但是你们也看一看这些学者、这些精疲力竭的母鸡吧。他们真的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能比以往多叫几声，因为他们产蛋更多——当然，鸡蛋也越来越小了（尽管书却越来越厚）。（170-1）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三篇 §1
岁静小驴之为岁静小驴，少数或许在于害羞，多数则在于惬意与惰性，这致使它们像群畜一般地思考和行动，躲在了大众风俗和观念背后，从未探索过属于自身的那一快乐。然而，尼采提醒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十分清楚自己是作为独一无二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并没有第二次机会让自己作为「一」收缩、综合这个五彩缤纷的繁杂世界。（211-2） 这是一个堕落的群畜时代，一个丧失了未来之希望的时代，但或许恰恰如此，我们不必再为了未来而活，我们仅为了今天而活，这鼓励着我们重新成为自己的舵手，重新按照自己的尺度与法则生活。（214）可是，我们如何重新发现以及成为我们自己呢？智人是一种擅长面纱术的阴暗生物，如果兔子有七层皮，智人则有七七四十九层皮，甚至，即便将脱皮这样痛苦的过程进行到最后，我们也并不能就此说找到一个人的本质。另一追寻我们之本质的方式，则是考察我们之「关心」——“你直到现在所真诚地爱着的是什么，是什么向上牵动着你的灵魂，是什么支配着它并使它幸福？”——灵魂其关心亦即灵魂之所是，它高于而非深于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一自我（面纱）。（215）
何为教育者？——教育者亦即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灵魂之本质的指导者。灵魂之本质本身绝对无法被教导、培养或授予——教育者无非仅是一位「解放者」，为我们追寻灵魂之本质清除障碍，清除一切锁链以及侵蚀我们营养的蛆虫。叔本华是尼采首先想到对于自己而言的教育者。（215-6）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三篇 §4
任何一种相信通过政治事件（即治安事件）就能避开乃至解决存在之问题的哲学，都是一种国家哲学，即假的哲学——某场政治革新（即新的治安部署）怎么就能足以使人一劳永逸地成为快乐的地球居民了呢？相信这点的人，确实应该去报名去大学里当教授，做个官方知识分子——对于这些「知识公安们」而言，确实没有什么比作为一个看护官方知识财产的守财奴以外更高的责任了。而真正的哲学关乎国家繁荣以外的东西，即文化。（243-4）
国家给予了我们什么呢？——按照治安戏剧，扮作少年、成人、老人、父亲、市民、官员、商人等，在其中，群畜们通常都会迅速而又骄傲地回答“你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这一问题——答：“为了成为一个好市民或学者或政治家”。害鸭，它们就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别样的快乐了，然而更可怕的或许还是，当选择了放纵、摆烂之时，它们那被监禁着的想象力也无法帮助它们追寻更好的、别样的快乐。
谁想把自己的生命仅仅理解为一个家族或国家或社会之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点，谁即是岁静小驴，有待重新学习如何成为自己。（254-5）
叔本华说：“一种幸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的东西，就是一种英雄般的生活历程。凭借某种方式和机会，为在某种意义上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东西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但此际得到的报酬却很差甚至根本没有报酬的人，走的就是这样一种历程”。（253）文化，一种健康的文化，即是鼓励、促进与解放人们各自去探险生命之意义的文化。
踏上探险即英雄般生活历程之人，首先第一个牺牲品就是自我，也就是那个作为知识财产（真理）之保存者以及岁月静好（幸福）之保存者的那一自我。这种牺牲使人解开锁链，重新为自己承担责任，重新按照自己的尺度度量事物——而这种强力的前提便是遗忘自我——如果仅聚焦于自我，就将失去任何更大视角。反过来说，也正是这种英雄般自我出离的探险，真正促成了文化及其健康。（255-6）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三篇 §5 摘：
文化是每个个别的人的自我认识和对自己不满足的产儿。每一个信奉文化的人都借此表示：“我在自己之上看到了某种比我自己更高和更人性的东西，请大家帮助我达到这种东西，就像我想帮助每一个认识到同样的东西并为同样的东西所病苦的人一样：为的是最终又产生出在认识和爱上、在观看和能力上感到自己充盈和无限的人，他以自己的全部整体眷恋自然，以此作为事物的法官和价值尺度。”把某人置入这种毫不沮丧的自我认识的状态中，这是很难的，因为不可能教人去爱；因为唯有在爱中，灵魂所获得的才不仅是对自己的清澈的、剖析的和蔑视的目光，而且还有越过自己向外看、以全部力量寻找一个还隐藏在某个地方的更高的自我的那种欲望。因此，唯有心系某个伟大人物的人，才借此接受了文化的第一次祝圣；文化的标志就是没有懊恼的自愧，是对自己的狭隘和干瘪的憎恨，是对总是又从我们的这种沉闷枯燥脱升出去的天才的同情，是对一切生成着和战斗着的人的预感，是几乎到处都遇到自然处在其窘迫之中的最内在信念，自然如何涌向人，自然如何痛苦地感到它的作品又失败了，自然如何尽管如此还到处做成了最奇妙的方案、特征和形式，以至于我们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们就如同最珍贵的雕塑设计的一个瓦砾场——在那里一切都对我们喊道：过来，帮帮忙，完成吧，把原属一体的东西收集在一起，我们非常渴望成为整体。（266-7）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三篇 §6
学者们习惯于放肆地触弄和拆解世界上的一切，但让我们也来研究和剖析一番学者们叭。那么首先，何为「学术」？——答：并不是为了真理而寻找，而是为了寻找而寻找。
学者是由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冲动」与「诱惑」构成的，是一块由诸多好奇与嗜好组成的欲望合金——主要是享受像猎人一般珍对思想和知识进行四处潜行、包抄以及艺术性地捕杀，是一种游戏般追踪的乐趣。此外，所谓的同行竞争意味着是要让自己以及别人都感受到自己的个性，这种刁钻的个性、视角和观念上的斗争，这才是学术之真正要义所在，所谓真理不过是借口——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人物、阶层、教会或政府那里，真理才被当成权力赋予或说收买了学者。（277）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其《我们从未现代过》等著作中，以人类学的方式考察了科学家及其实验室是如何生产出科学真理或科学事实的。）
接受了「知识治安」招安的学者们，绝对无法知晓何为「知识」所天然带有的痛苦，这种冷静式的对知识之处理，甚至使科学家们有能力进行活体解剖。（279）
“（被招安的学者们）逃避寂寞。真实的思想家除了闲暇之外一无所求，而平庸的学者则逃避闲暇，因为他有了闲暇就不知道干什么。他的慰藉就是书本，也就是说，他在听某人以别的方式思维，并以这种方式来排遣漫长的日子。特别是他选择那些能够激起他个人同感的书本，在这里他能够通过好感或者反感而稍稍有些激情：因而是他自己，或者他的状况、他的政治见解或者审美见解或者哪怕是语法见解在其中被纳入考察的书本；如果他根本没有一门自己的科学，他也从不缺少排遣的手段、缺少防范寂寞的苍蝇拍。”（280）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三篇 §8 摘：
更仔细地来看，国家现在如我所说的那样为了哲学而惠赠一些人的那种“自由”，已经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一种养活其人的官职。因此，对哲学的促进仅仅在于，今天至少有一批人通过国家而有可能依赖其哲学生活，这是由于他们能够把哲学变成挣面包：而希腊的古代智者却不由国家方面发薪，而至多是某一天像芝诺那样受尊敬，得到一顶金冠和凯拉梅科斯的一块墓碑。如今，是否以指出一条如何能够依赖真理生活的路径来为真理效劳，我不知道笼统地说些什么，因为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吩咐其走这条路的个别人的方式和良善。我能够相当清楚地想象一种傲慢和自尊的程度，一个人以这种程度对自己的邻人说：你们要关心我，因为我能做更好的事情，即关心你们。在柏拉图和叔本华那里，这样一种出色的意向及其表现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因此，恰恰他们能够是大学哲学家，就像柏拉图曾短暂地是宫廷哲学家，而没有降低哲学的尊严那样。但是，康德就已经像我们的学者通常那样顾虑重重、卑躬屈膝，在其对待国家的态度上毫无伟大之处：以至于每当应该谴责大学哲学的时候，他都不能为之辩护。但是，如果有一些能够为哲学辩护的人物，正如叔本华和柏拉图那样，那么，我担心的只有一点：他们将永远没有机缘这样做，因为绝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惠顾这样的人，把他们放在那些位置上去。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因为任何国家都害怕他们，并将永远仅仅惠顾它在其面前不担惊受怕的哲学家。也就是说，有这样的情况，国家在根本上害怕哲学，而恰恰在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国家就将力图拉拢更多的哲学家，他们给它以假象，就好像它有哲学站在自己这一边似的——因为它有这些人站在自己这一边，这些人拥有哲学的头衔，但却根本不会引起恐惧。但是，如果出现一个人确实打算手持真理之刀攻击一切，甚至攻击国家，那么，国家由于首先肯定的是自己的实存，就有权开除这样一个人，把它当敌人对待：同样，它将排斥一种想高踞于它之上、做它的裁判者的宗教，把它当敌人对待。因此，如果某人受得了当国家委托的哲学家，那么，他必定也受得了被国家如此看待，就好像他已经放弃追踪真理到一切隐匿处似的。至少，只要他受到惠顾和雇用，他就必须在真理之上还承认某种更高的东西，即国家。而且不仅是国家，还有国家为了自己的昌盛所要求的一切：例如宗教、社会秩序、军队体制的一定形式——所有这些事物都被写上Noli me tangere。难道有过一个大学哲学家，曾经阐明了他的义务和局限的整个范围吗？我不知道有过；如果有一个人做过这件事，并且依然是一个国家官员，那么，他至少是真理的一个坏朋友；如果他从未作过这件事——现在我应当认为，即便这样他也不是真理的朋友。（298-9）
[……]被考试者，啊，被过分的考试者！——以一声短促的叹息承认：“谢天谢地，幸亏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基督徒和我的国家的公民！”（302）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一篇 §1 摘：
但是，我们的庸人教养如何评价这些寻找者呢？它简单地把他们当作发现者，似乎忘记了那些人感到自己只是寻找者。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化，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经典作家”，不仅基础已经有了，而且建筑也已经矗立在这基础之上——我们自己就是这建筑。此时，庸人指着自己的额头。
但是，为了如此错误地评价和如此辱骂我们崇敬的经典作家，人们就必须根本不再认识他们，而且这是普遍的事实。因为若不然，人们就必须知道，只有一种祟敬他们的方式，那就是人们继续前进，在他们的精神中和用他们的勇气去寻找，而且乐此不疲。与此相反，把“经典作家”这个如此引人深思的语词加给他们，时而借他们的著作“陶冶”一下自己，也就是说，沉浸于我们的音乐厅和剧院给每一个付费者许诺的那些软弱无力的和自私自利的刺激，甚至为他们树立画柱，用他们的名字命名节日和协会——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知识庸人研究他们所支付的现款，为的是在其他方面就不再认识他们，而且尤其是不必追随他们，不必继续寻找。因为：不可以再寻找；这就是庸人的口号。
这个口号曾经有过某种意义：当时，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德国开始了一种如此多种多样的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寻找、试验、摧毁、预言、预感、希望，并且相互称量，以至于精神上的中产阶级有理由不得不为自己担心。当时，它有理由耸耸肩，拒斥乖僻的和扭曲语言的哲学与热情的、目的明确的、历史沉思的劣质杂拌饮料，浪漫学派聚集的所有神灵和神话的狂欢节在心醉神迷时虚构出的富有诗意的摩登和愚蠢。之所以有理由，乃是因为庸人就连放纵的权利也没有。但是，他利用机会以那种小人的狡黠怀疑一般而言的寻找，要求舒适的发现。他的眼睛盯住庸人的幸福：他从一切放肆的试验逃逸到田园风光的东西中，并且用某种惬意来对抗艺术家不安分地创造的冲动，这是一种对自己的狭隘、对自己的不受干扰，甚至对自己的局限性的惬意。他伸长手指，没有任何多余的难为情，指点着他的生活的所有隐秘的和暗藏的角落，指点着诸多动人的和天真的欢乐，它们是在无教养的生存的最贫乏的深处、仿佛是在庸人生存的沼泽地上长出的孱弱的花朵。（12-4）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一篇 §8 摘：
[…]科学的人，最近在德国又忙起来了，就好像科学是一个工厂似的，而每一分钟的延误都将招致惩罚。现在他在工作，就像第四等级亦即奴隶等级一样艰苦地工作，他的研究不再是一项活动，而是一种强制[…]我们的学者们甚至不曾想到那个最迫近的问题：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匆忙、他们痛苦的眩晕究竟有什么用？[…]你们在这里至少要回答我们：一切科学，如果它们不应当导向文化，那它们是来自何处、向何处去、为了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导向野蛮！[…]恰恰在学者阶层身上，我们发现了那种令人讨厌的摆烂需求，发现了那种以顺便听一听的不完整注意力对于哲学和文化的应付，从根本上说是对存在的一切严峻的应付。人们可以想一想学者阶层的聚会，当专业谈话沉寂下来时，它也只是对疲倦、对不惜一切代价的消遣兴致、对支离破碎的记忆以及毫无联系的生活经验作出见证。倘若人们听一听施特劳斯谈论生活问题，无论是谈婚姻问题还是谈战争或者死刑，那么，他在一切现实经验、在对人的原初的透视上的缺乏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一切判断都是按照书本千篇一律的，在根本上甚至是按照报纸的；辞藻华丽的回忆代表着现实的想法和洞识的水平，在表达方式上的一种矫揉造作的委婉和老练要对我们掩饰智慧和思维之成熟的缺乏。这一切是多么精确地适合大城市里德国科学熙熙攘攘的高台的精神。这种精神又必须多么意气相投地对那种精神说话：因为恰恰在那些场所，文化丧失得最多，恰恰在它们这里，甚至一种新文化的萌芽也变得不可能；这里所从事的科学的种种准备是如此喧闹，那里最受欢迎的各学科的费用落到了最重要的学科头上。人们在这里必须打着什么样的灯笼来找能够有一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和对天才的一种纯粹的献身精神、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援引从我们的时代逃逸出去的魔鬼的人啊！从外部来看，人们当然在那些场所找到了文化的全部排场，这些场所以自己令人印象深刻的设备可以与拥有自己惊人的火炮和军事装备的军械库媲美：我们看到种种准备和一种繁忙的景象，就好像天公怒号，应当从极深的井中汲取真理似的，然而，人们毕竟可能在战争中最坏地使用最伟大的机器。同样，现实的文化在其斗争中也把那些场所扔到一边，以极佳的本能感觉出，那里对于它来说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也没有多少可害怕的。因为有学识的工人阶层急红的眼睛和迟钝的思维器官能够从事的唯一文化形式，就恰恰是施特劳斯宣布了其福音的那种庸人文化。（56-8）
附录 / 尼采《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语言的起源： 先把神经刺激转化为图像——第一层转喻； 再把图像转化为口腔声响——第二层转喻； 或许还可以说第三层转喻，即把声响转化为书写。（337）
可见，通过语言，哪能认识到什么真理呢？——正如人类有着如此多种语言，面对同一个现象可以有着无数种神经刺激、图像、言说乃至书写的结果。可惜，从古希腊形而上学较早时期起，直到黑格尔，这些哲学家们居然认为可以通过概念-逻辑学来「认识」真理/绝对，并把人类思维即理性或精神视为世界枢纽。或许小蛆也会满怀激情地钻土，并把自己感受为世界的中心，人类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无异——宇宙之眼并不会用望远镜各种偷窥人类的伟大理性或钻土小蛆。（333）
但另方面，语言其转喻之相对复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确实正是智人这种无法用尖角和利爪来进行生存斗争的羸弱生物得以保持自身的手段——智人可谓是老练的炼梦术士——毕竟，从神经刺激转化为图像这第一层转喻，就已经是一种阿波罗式梦幻了。（334）
梦（图像）的一再重复，随之成为了词语-概念又或神话。可一旦当人们意图从神经刺激之外寻找语言的原因（后来的语言学将之称为“所指”），也即语言背后的所谓真理或实在，这就已经是对于根据律的错误运用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反被语言奴役了的一种走火入魔。（336）
炼梦术士（也即语言使用者）之入门，需要铭记，语言首先是对身体之神经刺激的一种自我操演（337），而作为这种操演的结果，词语-概念是对差异的略祛，因而仅是抽象的，绝无法一劳永逸地取代感性直观，而只能作为感性直观的辅助。（338）
无论是对日常语言的遵循，又或对古老神话的编织，再或是进行陌异诗学式的秘仪实验，它们都无异于在动用各种魔法，是对繁多经验（神经刺激-图像-…）的淬炼。智人作为了擅长诡辞的魔法术士，而想象，也即对繁多经验的各种投射、组装、分类等，不仅是发动这项魔法的基本能力，也是我们得以互相理解对方，得以共通、交互并构成文化的基本能力。
因此，什么是真理？——真理即一种想象共同体-转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对语言之长期使用所被固定下来的产物，换言之，真理是人们已遗忘了它是谎言的谎言，是抹除了感性操演的美化幻象，成为了一种货币。（339）
治安（它是政治概念的反义词），包括例如在「知识生产」意义上的治安，便是对真理进行规范化、合理化、秩序化、道德义务化的册封术/招安术——康德批判哲学所谓的「建筑术」便是典范，就更无须说黑格尔作为现代体系哲学的最强音。
与此相反，政治，或所谓自由，便是一种夺回神经刺激之感性劳作的基本权力——主人是一种有着操演自身感性-语言之强力的人——是转喻之力畅快的内在性发生。以此标准，便可判断“我/我们”是否真的是“我/我们”自己的主人，还是说“我/我们”早已被奴役于伟大英明的那一真理。（340）
针对人类理智或者说人类文明在现代强有力的治安术，亦即以逻辑-理性之名将谎言的真理化，同时，也由于这种炼梦术是人类生命无可摆脱的基本冲动，尼采由此认为，神话是要比理性-逻辑更好的一种魔法，因为它更能够容忍和激发（而非想方设法地控制和规范）人们的感性劳作。在这个意义上，相较于逻辑-理性的治安术，对神话的探索，即是探求人类感性劳作的重新解缚。（346）
“贫乏的人终其一生都要靠抓住那些非同寻常的概念屋梁和壁板来获得拯救，可是对变得自由的理智来说，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他那些最大胆的艺术作品的一个支架和玩具罢了：当他将其打碎、搞混，讽刺性地将其重新组装，将不相干的放在一起，又将切近的分开的时候，他明白了，他并不需要贫乏的权宜之计，他现在不是被概念而是被直觉所引导的。从这些直觉出发没有常规的道路可以通往幽灵般格式和抽象之物的王国：词语不是为这些直觉而设的，当人们看见它们的时候，要么沉默，要么就用完全被禁止的隐喻和闻所未闻的概念组合来言说，这样，至少能够通过对旧有概念框架的摧毁和嘲讽，来创造性地应和强大的当下直觉所造成的印象。”（3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