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遗忘文学史开始

因为写诗的缘故，近来频繁出入各种诗歌活动、讲演、课堂，近距离观察了所谓“新诗”，也即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领域习练者、写作者与研究者的生态，感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失望。所得到的的感想与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一致的，事实上本书同样是“新诗研究”领域所谓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

失望之处首先在于，我所观察的“新诗”研究者们和读者们往往言必称文学史，仿佛不把文本放进某种系统坐标，把文本榨取出考古意义，就不会说话一样。而一旦进行这样的操作、这样的语境化，我们甚至可以说郭沫若的作品都具有了某种光辉价值。（事实上，我也的确在类似场合听过关于郭沫若作品的严肃分析）这带来的自然是读者鉴赏力的劣化和退化，因为一切批评都可以在文学史的自我合理化之前退却，尤其对于初入门槛的读者而言，他们不得不纠正和破坏自己可能天赋具有的美学本能以迎合某种文献需要、重述文学史的需要，让自我的声音在传统的大门前一小再小下去，这是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诉诸文学史会带来更多无知。纵观本书的诸篇章节，无论是所谓的元诗问题、写作合法性问题，还是由此延伸开的所谓“90年代”诗学问题，即关于诗歌语言“及物”vs“不及物”、“诗歌＞写作”vs“写作＞诗歌”的问题，作者（以及其他广泛对其应和的研究者）的发声姿态似乎像是这种种问题在历史上从未被探讨过、是开风气之先的新问题一样。而即便援引了罗兰巴特和马拉美，其言说的总体姿态，依然是一种自说自话，仿佛西方从未存在过。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构成了所谓当代新诗批评的经典脉络，而刚领进门的小读者们就循着这条被人为扭曲了的线索走进了愈发自我封闭的洞穴。

因此可能我们不得不说当代新诗研究是反诗的、文学史也是反诗的。本书中有价值的部分，大多来自于对一些诗人原本章节的选摘（比如臧棣、海子），以及在文学史尚未到来之前对原初文本的礼节性凝视。更不必说，这本所谓的批评集还收录了许多杂志约稿、吹牛杂谈等仅具有文献意义的篇目，实在是一种诈骗。当代新诗批评可能需要一种重写，而这种重写“首当其冲”地要从遗忘文学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