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翻译家蒲隆：散步、买菜甚至做梦，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翻译的事情
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评价道：“约翰生之于英国，犹如爱默生之于美国，歌德之于德国，蒙田之于法国：他们都是民族的圣贤。”
而记载约翰生博士言行的《约翰生传》则堪称英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传记名著。长久以来，此书只有中文节译本流传。
蒲隆先生长期致力于英美文学名著翻译，译有《项狄传》《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洪堡的礼物》《吉姆老爷》等。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他回顾了自己的翻译历程。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上海书评” ID：shanghaishuping 转载已获授权 采访：顾真
想先请您谈谈您早年的求学经历，您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向往翻译写作吗？
蒲隆：我是甘肃定西人，中学念的是定西中学。定西虽然地方不大，但定西中学有位语文老师叫夏羊，经常在《人民文学》这一类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诗作，这就影响了许多人，不仅是学校里的，还有社会上的。年轻人嘛，挺想出个名，我的两个同学就受了夏羊老师很大影响，后来也在《新港》《少年文艺》等杂志上发表了作品，大家都很羡慕。我这个人一直没什么明确的目标，不盯着要干什么，但既然在上学，就也想得个好成绩。我中学时候学的是俄语，后来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大学恢复了英语系，我就和我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一起报考了西北师范大学英语系，想着以后或许能靠翻译发表点东西。那时候读过不少翻译文学，比如巴金、冰心等的译作，也很喜欢穆旦译的诗。大学里作为练笔，我翻译了查尔斯·兰姆的Essays of Elia（《伊利亚随笔》）。
您六十年前上大学时，西北师大的情况如何？
蒲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同时西迁的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了西北联合大学，后来独立设置了师范学院，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1年迁到兰州。抗战胜利后，西北师范学院继续在兰州办学。所以我进西北师大的时候，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质量相当不错，很多是当年北师大留下来的。另外，也有一部分老先生留在了兰州教学，还是颇有些人才的。
西北师大不要学费，当时甚至有“十不要钱”的说法，现在记不全了，只记得“吃饭不要钱”“洗澡不要钱”“教材不要钱”，等等。我读中学时，逢上假期会去工地打短工，干的都是最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比如和泥，拿到工钱就去买书，大学里有了一定的生活费，就“变本加厉”了。当时很多书很难找到原版，外国文学还是以读译本为主，例如狄更斯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萨克雷的《名利场》，杨必的译本特别好，译林出版社曾经找我重译《名利场》，我拒绝了，有这么好的译本在前面，再怎么翻译也比不过人家。美国作品的话，我读过马克·吐温，也读过楚图南的《草叶集》选译本。我可能还是偏爱带有抒情色彩的作品，记得当时读了一本托尔斯泰的文学日记，很喜欢，等我看到《鲁迅日记》售卖的消息，心想或许鲁迅的日记也会像托尔斯泰一样，想方设法邮购了一本，结果等书到手之后，才发现鲁迅的日记类似于流水账，毫无抒情气息，后来找了个机会卖给旧书店，换了些钱回来。约翰生博士读书是抓到什么就读什么，但我不是，还是会按照老师的指导，系统地阅读各家的作品。
您当过多年中学英语教师，那段时期试着翻译过什么作品吗？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上外国文学翻译这条路的呢？
蒲隆：我1963年从西北师范大学（当时叫甘肃师范大学）毕业，专业成绩排名第一，原本有机会留校任教，不过因为当时和一位老同学聊天时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惹出了不小的麻烦，没能顺利留下来。毕业后我被分配去了兰州二中做英语老师，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一直待到1978年。在此期间，我试着译过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小说Fraternity（《友爱》）,写信给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询问，后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回复的，说暂无出版计划。
1978年有了考研的机会，我想去碰碰运气。事先我也分析了一下，很多当时和我年纪相仿的人要考研，大学里的知识应该都忘得差不多了，应该不是毫无可能。随后我考取了山东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时任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陆凡老师，她是山大校长吴富恒的夫人。吴富恒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和水天同先生一起在昆明办英语专科学校，水先生任校长，他任教导主任。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景端（采访者按：1988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找到陆凡老师，想请她翻译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陆老师就把这部书当作业布置给了我。
所以《洪堡的礼物》是您出版的第一本译作。陆凡老师会把这么重要的一部作品交给您来译，看来对您这个学生很是器重。
蒲隆：或许是因为我考研成绩中语文排第一吧。其实我自认为中文修养很一般，小时候也没有读过什么私塾之类，文言文尤其是软肋，不像民国那些翻译大家；不过，或许跟同年龄的人相比还算可以。翻译《洪堡的礼物》的过程中，碰到读不懂的词句我就用小纸条记下来，隔段时间整理给陆凡老师。她当时有条件接触外国人，可以向他们请教。贝娄笔下的不少内容，如果缺少母语环境的话，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说起来，您出版译作时的笔名“蒲隆”的来历是什么？是蒲柏的诗歌《秀发遭劫记》吗？
蒲隆：不是。“蒲隆”就是plum（李子）的谐音，而我的本名叫李登科，plum正好对应我的姓。
毕业之后，您去了兰州大学工作。能谈谈您在兰大的经历，尤其是与兰大校内外学者的交往吗？
蒲隆：我毕业的时候，母校西北师大和兰大都愿意接受我，不过我首先需要考虑解决具体的生活困难，比如住房问题，比如两个小孩的就学问题。兰大这方面的待遇会更好一些，于是我就去了兰大。不过，一开始我在兰大有点像“临时工”，后来到1981年，材料转过来了，才算正式入职，一直到2003年退休。
我在兰州接触到的堪称大家的学者大概有三位，一位是水天同，一位是赵俪生，一位是黄席群。水天同先生是北外成立之初唯一的两位“二级教授”之一，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至今风行。赵俪生先生是个多面手，写小说，写剧本，还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出过《赵俪生文集》。黄席群先生是新文化的先驱黄远生（采访者注：黄远生，生于1885年，1915年在旧金山被刺杀，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的长子，他1963年进入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那年我大四。黄先生水平很高，但没什么著述，他给商务印书馆校了不少译作，如《美国的历程》《英国现代史》等。
至于兰州大学以外的外国文学界名家，在我的印象中，王佐良先生充满英国绅士风度，比如开会的时候，他会等候在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手致意，杨周翰先生曾专程来兰州看望过水天同先生，我和他见了一面，他的风格是比较沉稳、内敛的；许国璋先生说话直来直往，李赋宁先生则非常谦逊。另外，八十年代中，兰大英语系遇到一些困难，我向董衡巽先生写信咨询过，董先生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帮助，但也热心提供了一些建议。
上世纪九十年代，您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去美国波士顿访学，研究了艾米莉·狄金森，后来又译了《狄金森全集》。您当时是怎么选中这一课题的？
蒲隆：其实我原本是想研究索尔·贝娄的，但当时发现还有好几部他的小说没有读，那些作品的部头又比较大，时间上太紧张，就有点畏惧。狄金森的诗我去美国之前就在《诺顿美国文学选集》上读过一些，她的一生又比较奇特，我就产生了做点研究的兴趣。后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冯涛先生的鼓励下，先是翻译了狄金森诗歌的选集，后来又翻译了《狄金森全集》。我在美国除了听课，就是去各种旧书店买书，特别喜欢在书店门口的特价区域淘书，带了不少回来。
您译过很多“难啃”的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狄金森全集》，这次出版的《约翰生传》之外，还有《项狄传》和《岁月》等等，您如何选择翻译的作品？有没有哪部作品让您在翻译过程中觉得难以继续下去，甚至想要放弃？而您自己最欣赏的作品又是哪部呢？
蒲隆：说实话，谈不上有什么刻意的选择，我经常说，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出版社请我翻译什么书，我看过书后觉得可以干，我就干。有些书我觉得超出自己能力范畴，就只好婉拒。多年前刘象愚先生问我要不要翻译Finnegans Wake（《芬尼根的守灵夜》），我看了一部分，觉得那是一本完全“不可译”的书，就算借助参考书能知道那些词的意思，也无法转化成中文，就拒绝了，不过，多年后倒是看到有人译出来了。还有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找我翻译一位非洲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书名我都已经忘了，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我看了看，描写的内容我实在不熟悉，觉得没有能力译好，也就谢绝了。我年纪大了，新东西接触得不多，又不善于利用网络，所以从前几年开始就不接当代作品的翻译，尽量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接活儿。
说到哪部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让我想要放弃，我想了想，应该是没有的，就是有一回我译完H.G.威尔斯的《托诺·邦盖》，交给出版社后，有的编辑读了稿子觉得行文比较生硬，有点读不下去，让我修改，我改完译稿，整体上读起来还是比较沉闷。不过，这本书用词本身就比较难，不容易读，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没译好。
我译的作品一般都是自己比较欣赏的。但要说真正打动我的一本书，要数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老爷》。这本书的主人公吉姆让我深受感动。
水天同先生是您的老师，您与他有多年交往，您写过《我所知道的水天同先生》一文，回忆了与水先生交往的诸多细节。水先生的代表译作是《培根论说文集》，此书王佐良先生也翻过几个名篇，有趣的是，您也翻译过《培根随笔全集》，能谈谈您翻译此书的经过吗？
蒲隆：当年水天同先生觉得，王佐良先生译的那几篇培根似乎是故意在与他“叫板”，不然的话，为何不全部译出来呢？我译《培根随笔全集》是出版社的约稿，交稿后出版社一度觉得我行文太通俗，不够典雅，于是我又做了一番修改。我没有水先生的才华，他翻译常常是一挥而就，我译培根的时候，始终在参考他译的那本《培根论说文集》，在我看来，就内容而言，水先生没有理解上的错误。他的语言现在看起来有些旧，但读起来是很有味道的。水先生的能力，我不及十分之一，这就是一杯水和一桶水的区别。
有些翻译家会在翻译某本书之前先通读至少一遍，您的翻译习惯是怎样的呢？
会动手干了，但会提前读一些相关的资料和评论，尤其是别人对这部作品在文字方面的评价，看看能否对得上自己的感觉。以前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我喜欢走路，而且走起路来很快。我这个人记性也还算可以，所以平时外出散步或者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就会在脑中反复斟酌、推敲一些要翻译的原文。《约翰生传》的很多诗歌就是我在外面走路时打的腹稿。有时候脑子里想得多了，半夜做梦也在翻译，要是实在睡不着，就爬起来译几段。等到全书译完之后，我会反复校读译稿。比如《约翰生传》的原稿我前后应该修改过三遍，出版社的校样出来后又起码通读过两遍。
有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想要请教您：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您怎么看？
蒲隆：“信”指准确，“达”指流畅，这些肯定都是必须要做到的基本原则。至于“雅”，还是得看原作的风格如何，比如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本身就谈不上“雅”，翻译自然也就“雅”不起来。包括《约翰生传》，里头有些东西，硬要去译得“雅”，似乎也不太合适。我还挺喜欢鲁迅那种“硬译”的，比如他译的《死魂灵》与《毁灭》。就拿《毁灭》来说，这本书对战士在战争中的心理活动描写得非常细腻，我看了以后挺感动的，尽管确实比较“硬”，但是“硬”也有“硬”的看头。
至于我自己的翻译，还是尽量忠实于原文，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死板”。一般来说，作者用比较“大”的字眼，我也就去找相应语感的中文词。比如当年译索尔·贝娄，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做一些相应的处理，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我对细节还是挺在意的，比如贝娄有些地方不用标点，我也就照搬。之前译狄金森，我发现她的标点符号很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她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
《约翰生传》在中文世界里终于有了全译本，堪称读书界的一桩盛事，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部文学经典的，又是因为什么机缘想到动手把它译成中文？
蒲隆：我在美国的时候，从旧书店淘了一本《约翰生传》全本，很便宜，回国后有空就会随便翻翻，读上几页。本来也没打算要译这本书，还是因为冯涛先生给我布置了这么一个任务。有些书始终都找不到译者接手，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干，没能力的人出版社也不愿意让他干——《约翰生传》就属于这类书。而我的想法是，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正文部分的翻译开始于2013年，完稿于2017年，前后四年。交稿之后又陆续补译了不少内容，也在校样上修改了两遍，全部完成在2022年。在译《约翰生传》的过程中，确实会时常产生一种赶紧做完了事的想法，因为译着译着，就会忍不住看看后面还剩下多少页，当你译出不少字数，却发现还有那么厚的篇幅没译的时候，确实感到压力挺大。不过，等我真的动了笔，速度还是有保障的，比如《项狄传》，大概译了一年就完稿了。我睡得很早，从来不熬夜，有时候看完天气预报就休息了。早上起床也早，大概五点就起来了，吃早饭前可以工作一会儿，十点之后就很少干活了，最多午睡起来再译上一两个小时。我不擅长用电脑打字，都是把译文用大字写下来，再由我爱人誊抄到文稿纸上——当时她身体尚好，还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所以，我也很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接受篇幅这么大的手写稿件。
除了正文之外，这次出版的全译本《约翰生传》还收录了大量注释和背景资料，能请您谈谈翻译时的一些参考书吗？
蒲隆：一开始翻译《约翰生传》时，我用的是“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的版本，后来发现文中有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人人文库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注释方面也不够完备。后来拿到企鹅出版社的最新版本，由大卫·沃默斯利（David Womersley）编辑，不光拉丁语、希腊语都有对应英语翻译，还有许多详尽的注释和资料。我译的《约翰生传》主要就是以这两个版本为底本的。
工具书方面，最常用的当然是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此外就是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这本书还是我在旧书店里淘到的。梁实秋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我也有，用得稍微少一些。我如果要翻译小说或戏剧的话，会读一些此类作品，比如曹禺那几部话剧，《雷雨》《日出》还有《北京人》，还会经常读一读《红楼梦》，这里面的词汇太丰富了，可以给我的译笔补充很多养分。
今年恰好是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结识两百六十周年，两百多年来，这段文学友谊丝毫没有褪色，约翰生其人，以及鲍斯威尔与约翰生这段友情，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蒲隆：在我看来，约翰生博士无疑是个天才人物，他似乎只要对一件事情稍加了解，就能像专家一样说得头头是道。至于读书，他也不用从头至尾去通读，即便“跳着读”也依然能抓住书的要点。他的魅力可以说是非同一般。虽然他对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创作体裁都有涉猎，但单拎出任何一项来都不一定是最强的，就拿诗歌来说，也许哥尔德史密斯的作品在当时流传更广，然而，约翰生却能够吸引那么多一流的人物围绕到他身边，这些人都很佩服他，这一点实在不简单。这种情况如果要类比，我想到两个人，一是苏轼，二是鲁迅先生。至于鲍斯威尔，他能二十多年保持对约翰生博士那种程度的关注，哪怕见不到面，书信也从来不断，也确实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生中也见过许多大人物，但唯独对约翰生博士这样，也证明了这段关系的不同寻常。
和鲍斯威尔和约翰生一样，您跟水天同先生也是忘年交，是相处多年的同事，是否遗憾没有给这样一位英语大家留下更多文字记录？
蒲隆：是的，我与水先生交往了大约七八年，有不少值得一记的事情，能想起来的，我都写进了《我所知道的水天同先生》一文中（此文收录于《半世漂零弹铗客——水天同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杨士虎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可惜我当时还没有读过《约翰生传》的英文全本，不然或许会像鲍斯威尔那样，留心把水先生的重要言行记录下来，如今很多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约翰生传》之后，还会翻译别的书吗？有什么一直想译却没有翻译的作品吗？
蒲隆：新作品应该不会再译了，精力已经不允许。不过，我想根据《约翰生传》编一部《约翰生言行实录》，毕竟文本是现成的嘛。约翰生博士这个人的言谈举止实在有意思，《约翰生传》中最精彩、最能让人留下印象的部分，也正是记录他言谈、描述他行为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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