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历史认知问题”的产生【读书笔记】

日本战败创伤的三种叙事

领土争端，大屠杀罪责定性，战犯争议性纪念，教科书问题，强征战时劳工、慰安妇和战俘的赔偿诉讼，修宪与“国家正常化”……“历史问题”是始终横亘在战后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不断产生摩擦、无法彻底消弭的裂痕，争论产生于日本与邻国在历史认知方面的偏差，根源则关乎日本对战争文化记忆的重塑。

面对国家失败，以及为死亡、暴力和损失负责的考验，包括悼念死者、哀悼损失，期盼从谴责中恢复，修复受损名誉、重获世界尊重，在失败中寻找意义与尊严，保护家人和亲友不受斥责，淡化事态严重性等情绪的文化记忆在军事失败国中并不鲜见。1945年投降后，讨论战争罪责，为战败编织连贯叙事，解释/转嫁毁灭性的失败原因，是日本作为侵略国与战败国，修复国家创伤、从灾难中重生的必要工程。而作为被西方国家打败的国家，日本还需要考虑怎么“按照西方对它们如何‘接受’的预期”来修改极权主义历史的意义。在本作中，作者归纳探讨了三种战败创伤叙事，分别是：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

英雄叙事 - 强调阵亡英雄概念，采取后见之明的“幸运的失败”论点为战争和牺牲辩护，声称战后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在过去的牺牲之上，为失败寻求进步性意义，旨在转移日本挑起并输掉战争的罪责、培养民众国家归属感与自豪感，常见于官方纪念仪式讲话。这类叙事将阵亡士兵烈士化，既不谴责他们是侵略战争的施行者，也没有向命令他们施行侵略行为的领导层追责的意思，反而颂扬“英雄们”的勇气、纪律和牺牲意义，比如百田尚树的小说《永远的0》及改编电影——在亚洲邻国通常被视为右翼视角。

受害者叙事 - 提倡对悲惨受害者的同情和认同，倾向于将苦难记忆由遭日军迫害的亚洲人民转移到日本核爆和大轰炸受害者身上，并将之归咎于军国主义，常见于家族和大众故事中反军国主义的讨论。这类叙事突显战争的惨绝人寰与受害者遭受的痛苦磨难，通过哀悼宣泄情感、抚平创伤，比如中泽启治的漫画《赤足小子》及改编动画、野坂昭如的小说《萤火虫之墓》及改编动画等——虽然或直白或隐晦地体现了战时政府和军队的罪行，但由于聚焦自身苦难、模糊战争关联，在亚洲邻国通常被认为反思不够彻底、视角狭隘。

施害者叙事 - 着重于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罪行，正视日本对他国施加的伤害，常与悔恨讨论一起出现于新闻调查、纪录片、学术研究中，推动者主要是教育家、知识分子、记者和激进分子。这类叙事承认日本曾经犯下的恶行，认为曝光和直面国家历史的阴暗面、质疑日本在战争中的政治与道德责任、纠正不公，对个人与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只有与过去一刀两断才能从军国主义暴力中恢复、寻求真正的救赎，比如大江健三郎的随笔《冲绳札记》——亚洲邻国与日本公民运动和民间组织达成和解和的先决条件。

归根结底，战争记忆不是一种固定的回忆，而是主观构建的现实表达，不仅涉及决策者和知识精英，也包括普罗大众的情感、价值观与动机。日本既要接受自己的历史，处理被污名化的偏差认同，也要对惨痛损失做出解释。日本民众根据自身认知、经历与利益的不同，也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往往只选择性的强调其中某一侧面：在铁幕落下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保守派逐渐控制了官方话语权，试图将其描绘成悲剧性的英雄叙事；反对派主张是好战政府中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发动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活动给亚洲制造了巨大创伤，即施害者叙事；中间派则强调战争给日本国内造成的伤亡，认为是军国主义政府的愚蠢导致了悲剧性结局，即受害者叙事。

尽管远东军事法庭指控了日本军事领导层的施害者罪责，但由于冷战不断升级，美国默认、包庇、扶植了保守势力，对于更大范围内的、由无数不太有名施害者所犯的罪责并未得到清算，因与战时政府有勾结而被整肃的平民中很多人甚至在占领期结束前便获赦免，昭和天皇同样没有被追究罪责，战犯也依然可以活跃于战后政治舞台。事实上日本民众对此心知肚明，2006年《读卖新闻》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没有就战时政治、军事领导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也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继续为给亚洲人民带来的伤害负责。

但现实的一面是公众认知分裂，日本人可能更需要寻求一种综合、连贯的方式理解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三种角色，接受“施害-受害者”既善又恶的综合叙事：在谴责战时施害行为的同时，将之认定为受害者，并感同身受，理解战时士兵/家庭的道德复杂性，而非将之简单视为英雄或反派——日本在平民罪责和他国苦难等问题上讨论有限的关键原因，正是日本人受政治原因影响对“施害-受害者”身份认知的模糊，而道德难以轻易界定的不确定性状态也令人们对亚洲-太平洋战争更宏观的理解充满争议。

日本人接受了怎样的战争历史教育？

官方定性 - 815纪念和讨论属于“被创造出来的传统”，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表演，目的是为了区分1945年的失败与当下日本，同时向后代强调战败文化创伤，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众间冲突与争论的分歧——但在恢复“复述历史创伤警醒世人”共同体价值观的同时，也能演变为围绕”如何评价日本战争作为“产生的异议与争执催化剂。

从中曾根康弘1985年打破惯例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到村山富士1995年首次在官方叙事中明确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从小泉纯一郎2005年再度参拜靖国神社，提出“被迫牺牲”一说，模糊罪责与无辜的分界，将侵略他国与为国牺牲混为一谈，合理化受害者意识，到安倍晋三2013年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悔意、不强调士兵牺牲的非自愿性、不表态“不再发动战争”，以及2015年用偏向民族主义叙事的说法将战争发动者与参与者“英雄化”，以上政治表演——包括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如何定义“为国牺牲”——都是在试图重塑战争的国家象征与道德地位，而表演的仪式性强化了构建的意义。

家庭教育 - 家破人亡的痛苦、惋惜财产损失和丧失安全感的无助是家族故事最主要的情感构成，讲述者企图通过为经历框定意义来修复和证明自我，创伤以“家族的可怕经历”形式通过亲密关系进行传播，在讲述者的子女和孙辈中形成“后记忆”——时下讨论战争的主体正是继承了这类认知框架的战后几代人。这类创伤故事可以有效的传递战争之恶，形成“不再发动战争”的共识，但也存在仅聚焦1945年前后的个人痛苦（忽略亚洲数亿万计战争受害者的痛苦），且缺乏相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问题（忽略日本发动/扩大战争的罪责），会导致“倾向受害者角度”，与“受害者和施害者角色颠倒”问题。

一方面，战时大后方的平民普遍没有“发动战争国家的一员”或“支持战争”的悔恨与批判意识。另一方面，老兵为了应对损失和伤害、抚平痛苦，寻求社会认可，往往会采取隐瞒、选择性记忆、推卸责任等方式粉饰/忽略战争经历。即便发声也多集中于战争经历的影响，以失败哀痛的形象示人，比如对军国权威和压迫的憎恶、对战时领导者的愤怒、对濒死体验的恐惧无助，对自保偷生的愧疚、对死去同袍的负罪和蒙恩感、对卑鄙暴力作为的困扰和羞耻感，对自己经历惨痛、变成禽兽和棋子的不幸与怨恨等，但很少谈论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同样会引发同情和注意转移，在一定层面上抵消对他们作为战争参与者所犯暴行的关注，形成“辩护”的立场。

在跨代际解释创伤、重构家庭记忆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对于老兵家人来说，政治逻辑与家庭逻辑的矛盾更加无法忽视——老兵虽然是杀人犯和掠夺者，也是父亲或祖父——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如果将自己置于极权与军国主义的环境中，他们也不会有魄力做出不同举动。于是双方一个不说，一个不问，达成默契的沉默，而在填补家庭历史的空白时，他们倾向于正面的、无助的、无辜的想象（阵亡士兵家人则会因无法接受亲人”毫无意义死去“这一事实，得出同样的结论）。但在另一些案例中，战争经历除了“痛苦”也表现为“美好的怀旧”，有的老兵会坚持将自己的专制理念和英雄形象强加给子女。同时，也有以战犯身份在中国经再教育营从情感上清算自己所犯罪行的老兵，他们承认所犯罪行并为之自责后悔，归国后积极开展赎罪活动。

大众媒体 - 从时间线上看，在六七十年代关于战争记忆的政治对抗中，不同利益相关者虽然仍对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划分与日本战争罪行存在分歧，却至少在厌战上找到了共同点，演变为反军国主义与反核武器/核扩散情绪。八九十年代由于人权运动和忏悔政治兴起，日本的“历史问题”引起了世界关注，迫于国际压力与国内风向的改变（比如昭和天皇1989年去世、自民党1993年败选失去官方话语控制权、1993年河野谈话与1995年村上谈话等），人们越来越广泛的意识、承认施害者叙事。但二十一世纪前后，纠正历史错误的转型运动却遭强烈反对，右翼民粹主义者试图挑战东京审判的结果。

五大全国性报纸虽政治立场各异，815纪念社论却始终采信“为国牺牲是和平根基”的概念，试图在悼念死者的同时为他们的死亡寻找意义，并由于人们对于认同性说辞的强烈需求存在广泛基础。这类社论的矛盾在于，对死难者的关注通常会将矛头指向作为“影子施害者”的日本领导层，但假使国家决策更谨慎长远，大部分“有意义”的死亡乃至战争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而在悼念死者之外，这些报纸对是否将战时日本定义为施害者国家有明显分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报刊由于战时与政府沆瀣一气，采用歪曲捏造的报道误导、煽动读者，其反战叙事可视为对自身历史污点的悔意。

出版物、电视节目、纪录片、故事片等载体则是在“记忆的需要与忘记的渴望”共同作用下，将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的产物，同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视野。它们满足了铭记艰难历史的需求，比如纠正不公与历史错误，抚平伤口，恢复正面的道德和国家认同，却没有汇“集体记忆”。大体而言，90年代以来，战时一代的逐渐逝去激发了受害者叙事的动力（进而巩固了和平主义）与解决遗留问题的紧迫感，同时，人们越是认识到“不公”，施害者意识便越明晰，而恢复日本被战争和战败毁掉的国家认同的努力重新激发了认同政治，新的英雄叙事出现了。

一方面，关于老兵的讲述与反思、调查海外证据与目击者、挖掘军事组织罪行、讨论战争罪责、探究开展的历史背景、追踪征兵记录等等内容的电视节目与纪录片，虽然往往不进行直接批评，或指明责任归属，但集体无能与不负责任证据形成了累积性效果，依然能够得出符合人们广泛共识的评价：公众遭到战时领导人的蒙骗，犯下参加战争的错误，并毫无意义的死去。这类观点的问题在于坚持被迫卷入战争或旁观者视角，缺乏对帝国扩张、殖民占领的责任感，很少涉及对亚洲受害者的同情关注，即便在偶尔关注时，也未深刻探究背后的政治与历史缘由、结构性暴力与无力的滥用，以及普通民众的责任等问题。

未深入理解施害者动机与情感的罪行的描述通常只停留在表面的“政治正确”上，伴随此类叙事的和平宣誓更加模糊了施害者作为殖民者、侵略者、战犯与“普通”士兵的角色，没有说清楚他们是都有意成为“我们”还是“他们”，很容易将战争责任问题归咎于一小部分人身上，尤其是被东京审判判定有罪的少数领导人，剩下的军人、官僚、政府、权力精英和平民则可保持相对清白，甚至放任受害者情绪蔓延——认识到普通大众（包括合作者与旁观者）在战争中的责任，并进行自我批判是非常困难的。显少关注亚洲受害者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答案：保持阵亡士兵无辜形象就只能将亚洲其他遇难者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当“表现战争的愚蠢和可悲”成为主流认识后，被贬损的偏差认同会逐渐民族自尊产生扭曲，一些人试图重构、恢复英雄形象以抵消这种印象。更新换代的英雄不再是烈士，也不一定死去，士兵的伟大事业变成了珍视生存、拒绝在战争中为国牺牲，他们不再愿意为报效天皇或国家战斗和牺牲，而是表现为“保护至亲至爱之人”；他们不再是战争贩子，而是追求和平、为活着而努力的人——这类形象与战时理念截然不同，主要以虚构的方式出现在故事片里，比如电影《盛夏的猎户座》。

学校教育 - 世界主流观点对二战的定义都是“正义战胜邪恶”，但战败的日本无法用“胜利”而只能用“终止”的口径纪念战争，很难建立起宣传战争正义性/合理性或军事成就/英雄事迹的胜利叙事，也没有像战后德国那样建立起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忏悔文化，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具有多重定义，包括公民身份、宪法原则、道德秩序、国家安全政策、反核武意识形态、反军事暴力规范、不重复历史错误的誓言等等，其基础是和平宪法第九条——宣布放弃战争、武器的持有，及用交战解决争端的权力——作为战争和战败的后果被确立为核心公民价值，并刻意与历史（包括独裁主义、军国主义、镇压与暴力）对立，即日本的“和平主义”国家叙事建立在对军国主义暴力历史的否定上。

针对日本战后儿童开展的“和平主义”教育方式包括学校教科书、学习漫画、和平纪念馆等。事实上，关于“如何讲述现代国家历史”的公民教育始终是保守派与反对派争夺的阵地：国家和官僚机构主张教育应从属于国家利益，旨在正面阐述日本历史、培养公民国家归属感与信心。教师及教师协会则坚持教育应该基于学术研究，不受政府干预的确保教授/学习真相的权力，日本的阴暗历史——包括难以面对的殖民压迫、战时暴行和战争罪行——都必须面面俱到。

历史教科书由于具有政治象征性，其中“如何将日本描述成非正义战争施害者”是意识形态化分歧的核心，经历了反复的清算、抵制、挑衅、巩固，现已演变成了国际化问题。早先的教科书仅仅罗列事件而不提供明确的叙事框架，明显在避免提供解读、表达情感、做出判断与评价。随后出现了利用不同叙事框架进行解读的方向，主要包括“受帝国主义野心驱使的有意侵略演变为消耗战”和“迫于政治经济压力的必要战争意外扩大化”——战时日本的罪责程度在这两种表述中显然不同。而即便是采用“必要战争”立场的教材，也能使得学生认识到国家是如何背叛、牺牲、抛弃国民的，从而得出教训：只要日本是和平国家，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背叛、牺牲与抛弃。

遍布日本的和平纪念馆同样表现为大规模的受害则叙事，通过讲述痛苦的过去唤起参观者反战情绪，更强调有关本国苦难的情感记忆，而非对亚洲造成更多苦难的负罪，过程中文化创伤被充分唤起，跨代际的战争记忆被伪造与复制。这种叙事在和平教育与和平主义社会化方面非常有效，但仅仅是向参观者灌输朴素的和平主义情感，既没有为事件因果提供严密论证与审慎推理（无论日本承受何等苦难，都是自己发动战争的后果），也没有经过战争正义问题的理性判断、批判思考（战争暴力中“人的作用”和战时日本人的战争罪责），而是基于本能的求生直觉。

因而，日本和平教育的实质是过将去的污名转化为年轻一代谴责以后战争的道德责任，同时，最好不要损害发动战争的父、祖辈的道德地位，接受和平教育的学生即便不知道/理解战争全貌，仍可在不断积累的负面情绪下背弃那份充满暴力的历史遗产——目的不是为过去的罪行承担责任，而是不要在未来发动战争。结果是，现代日本确实变成了一个和平国家（在国际调研中愿意为国家打仗的日本人人口比例最低，支持无核三原则的比例很高），但对战争记忆存在深刻分歧，而内化负面国家记忆的后果是，日本人普遍对政治领导人缺乏信任，对自己持消极态度，怀疑国家权威、警惕爱国主义（这些问题也招致新民族主义右翼攻击）。

何去何从

最后，作者总结了三种日本后冷战时代推动“摆脱过去”、解决“历史问题”的选择，包括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解主义。第一种要求通过提升国家实力，强调共同的国家归属感和对历史的集体信仰，倾向谈论民族自豪感；第二种采纳了反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道路，视战争为敌人，源头是名为“人道主义自豪感”的集体认同；第三种主张为历史赎罪，更看重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改善，认为承认历史罪行、纠正历史错误是日本向前发展、建立全球互信关系的唯一可行方式。但在奉行“全球标准”的当下，民族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与和解主义者都陷入了两难：日本既想被承认为“文明国家”，又想被视为“原本就文明”的国家；既想得到世界认可，但与此同时也等于证明了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