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韩松？——写于再读短篇集《宇宙墓碑》之际

前言：这篇写的有点散，也和我预期的不太一致，但基本上还是把我要说的点还是涵盖在里面的。嗯。

“谁是卡夫卡？”许多年前，一位作家绝望地问。

“谁是韩松？”现在，我要提出这个盘桓在诸多科幻读者心头的问题。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韩松，中国著名科幻作家，被誉为“中国的菲利普·迪克”，与刘慈欣并称为中国科幻的两极......这样的论断在网上随处可见，但当读者翻开其书时，却发现一切没那么简单，阅读也充满了阻力。

首先就是难以言喻的压抑与黑暗，诸多评论者将其与鲁迅的“铁屋”或迪克的“封闭空间”相联系，但若是不存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铁屋”或封闭，作家又为尝要去书写这一切？更何况韩松早期的《宇宙墓碑》《天道》《两只小鸟》等作相当空灵玄妙，后期却转向凝滞晦暗，这种突兀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难道这一切只是文风上的转变，背后的社会因素又何在？

更不用说，《郑和的隐士们》在描绘了郑和抵达欧洲的伟大壮举后，却笔锋一转，以“怀特人开启了新的历史”收尾，这让一切的成功背后都笼罩上巨大的阴影。

近年来，一些评论者提供给我们看待韩松新的方式：兔子瞧（李兆欣）在《当我们不敢读韩松的时候在害怕什么？》一文中，总结了韩松向我们提出的诸多诘问：我自己并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姜振宇在《绝望之为虚妄——遇见韩松和他的创作》中，总结了韩松的可能思想来源：中国人的现代化体验、身体经验和中国古典诗词；宋明炜在《在“世界”中的中国科幻小说 ——科幻作为一种全球文类，及其成为世界文学的可能与问题》中，指出“韩松的科幻将对深渊的凝视具体化，释放出一种打破所有对权力和财富盲目乐观的幽暗力量，.....构成了中国科幻文学中不可思议的潜意识”。

但这一切的一切，还是难以解决一个难题：写出《两只小鸟》这样空灵轻盈之作和《暗室》这样血腥黑暗之作的，为何会是同一个人？

难道是韩松变态而精分了，那他日常言语和微博却如此易读，却又是何故？

他文章令人惊讶的直白语言和晦涩难解的、众口不一的内涵解读之间的反差，又是什么原因？

如果说前些年我还对此大惑不解，但这一年重读短篇集《苦难》和小说《亡灵》时，我感觉自己慢慢找到答案了。是的，我终于代入到作者视角去了。正如我现在看鲁迅时眼前会出现一个摇摇晃晃、无能为力的老者形象，我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另一个韩松，一个几乎未被提及过的韩松，既不是那个在众人昏睡时刻不倦书写的坚强作家，也不是那个游走在权力机构和在世界各地采风旅行的忠实记者，而是——

一个因“自出生起就拥有发现世界种种不合理之处的眼睛”而四处碰壁的自白者，他有话不能说，有苦没处诉，说出来没人理睬没人理解，他痛苦郁闷难过，只能眼睁睁看着周围人从一种错误走向另一种错误，从一种病症改患另一种病症，慢慢走向沉沦或是病变，说出真相常常是无济于事甚至冒犯他人的，而这种冒犯又一定能使事情变得更好么？明知毛病却改不掉，明知错误却贸然前行，唤醒他们就能减少其痛苦么？或许还不如沉默罢，但沉默却使自己更加难受——这之外的问题也许是，我看他们是愚人，我在他们眼中是否也是自寻烦恼的愚人呢？但这些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许喊着“救救孩子”的人才是最需要拯救却不得拯救的人吧（“孩子们，救救我吧！”（《地铁》））。

至此，我渐渐明白了短篇集命名为《苦难》的原因，也知道了他为何要写一套如此混乱的“医院三部曲”的缘故，也看到到他各种直着说拐着弯说用尽各种技巧说，也要说出真相背后的勇气和不甘。

实际上，在我的阅读谱系中，韩松对应的是哈维尔，捷克前总统和剧作家，这位身处后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家，不断地发起来自远方的拷问，希望人们学会在真实中生活，重视日常生活的力量，摆脱一切或美好或丑陋意识形态的蒙蔽，这位曾锒铛入狱，再成为民选总统最后告别政坛重操剧作家旧业的实践者，有一种令人惊讶的人格气质：让人平视的真实，却从不给人仰视和威压的感觉。这与鲁迅的精神父亲意象大相径庭。

既然这是韩松早期短篇集《宇宙墓碑》的书评，我还是要谈谈文本本身：

《宇宙墓碑》包含了韩松此后的诸多主题，主要聚焦在两方面：“人类对于宇宙的意义何在？”“如果人类终将死去，甚至连墓碑都不复存在，人类的价值为何？”前者韩松给出了一个威尔斯式的回答：人类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填满宇宙，让这个“好心的老宇宙”显得不那么空寂；后者其实是科幻小说中最难处理甚至没法处理的“死亡”议题，韩松的回答是：人的一生就是从宇宙出生然后和宇宙“睡在一起”的过程，我们这些“天真的人自卑的人”要敢于相信宇宙的好意，去克服障碍融入宇宙成为其一部分，那么只要宇宙存在，人类的痕迹就永远存在；死亡不会消逝，但同时人类的痕迹（历史）亦会永生——这是一个充满道家意味的斯塔普尔顿式回答，也可能是科幻作为非严肃文学处理“死亡”议题的极限了。在这部小说中，对宇宙的执念和对死亡的释然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诗意。

【2013.8.20更新脚注：人与宇宙到底是什么关系？幼雏的我也曾迷惑不解，是人可以认识宇宙吗？是人可以改造宇宙吗？ 最近我心智成熟后才发现：也许都不是，人与宇宙可能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宇宙假如有“心”的话，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和改造都毫不在乎，高傲至极。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总有有一双眼睛不得不去看，有一双双手不得不去做，所以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认识宇宙，改造世界。哪怕这终究是徒劳的，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充满荒谬的幸福。 ——这就是老韩《宇宙墓碑》《火星照耀美国》的核心思想】

《灿烂文化》讲述了海盗一行人来到类地行星大荒星上寻找先行者留下的“灿烂文化”遗迹的经历，最终队伍中留下勘探的空中哨兵和鞭挞者经历时空旅行（?）却发现，灿烂文化的先行者竟是后来者自己！一切都在循环。这是对地球上各文明发展特点现象观察的一种异星投射。

《没有答案的航程》又名《第三者》，展示了生物和另一只“同类”在一艘“飞船”（？）上进行对自己和“第三者”（其实是第三张座位上曾经的东西）真实身份的猜测，并最终在猜忌心的引诱下互相残杀的全过程。被一些读者与《乘客与创造者》相比较，认为暗示了中国人的历史失忆和身份认同问题。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先入为主之嫌，把这篇小说看“小”了。让我们回到遥远的童年，回到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和别人名字，回到我们懵懵懂懂来到世间还不知到底要干什么的时候，这篇小说的主题显而易见：人类的心理认同其实是对外在物理环境的向内投射和再度确认。

《天道》是非常典型的Olaf Stapledon式的写作，探索了远未来超远时空距离下的宇宙规律造就的人类社会-心理影响，包括：科学“硬化”和相对论效应造成后世对前人的“哲学”颇不以为然，浮云生物（这在Stapledon的《造星主》中也有出现）回收利用行星和文明废墟建立自己的“文明”，后世拜星教敬仰的“神器”不过是许多年前外星人的飞船遗骸......这一切在“新圣经”《新世纪启示录》中也难以得到圆满解释——当然如此！确实对应了标题“天道”。

《冷战与信使》确实是较为费解的一篇，我搜索了“克拉克公式”（其实通常叫克拉克变换），大概是指可以将一个由3个基底向量合成的一个物理量可以表示为由2个基底向量合成，甚至可以逆变换，具体如何变换我没仔细看，但根据数学知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如何表示，该物理量的特征值等量是不改变的，我猜这或许就是信使所带走的“唯一的秘密”。对于这部小说，我确实没有真正看懂（最让我费解的是：反射镜是啥子？），只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小说宇宙中，人类对于冷战及其间爱情的需要，压倒了相对论效应的时间代差，即只要人类需要冷战需要革命，时间上的“太空一日，地上千年”也不能阻截冷战的发生，一代又一代，冷战永不结束。

《两只小鸟》则混杂了卡尔维诺式的空灵和韩松招牌式的不安，情节如下：我是偶尔观测到“两只小鸟”的猛禽——一种女性异星生物——而不是“两只小鸟”本身，我意图拯救被困于五万年前时空点的同伴奥兹玛，交流密码的方式则是阅读杂志，但这个过程却先被“两只小鸟”所扰乱，再后来我受到图书管理员——其实是捕猎者——的怀疑，我为了脱身只好撤出图书馆。救援失败了。老年时，我来到一颗新行星上，却发现两只小鸟的足迹——新时代已被两只小鸟捷足先登。一个情节曲折神秘的幻想故事，留白余味很大。

《劫》是一则“外星人（其实是未来人）介入历史”的或然历史“故事新编”，佛陀（并非悉达多本人）、弘明（逃遁于历史的未来人）、诗人（特工1号）、书生（特工2号）和驿者（女性）均是来自未来的人，他们假借历史真实人物的身份展开了一场历史背后的暗斗，这给后世的历史解释带来了诸多困难和矛盾。一个似乎取材于坊间传闻有冷笑话意味的故事。

当深谙人性辩证法的韩松将其运用到“新老对立”时，就带来了《青春的跌宕》，这个故事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老成或青春，成熟或幼稚，人工或自然，到底哪个更好？对于任何答案本身，人们似乎永不满足。

后续作品可谈论的点不多展开，简单一笔带过：《赤色幻觉》探究东亚人的心理变化特点，我不同于普通中国人，恍惚中希望以自杀寻求解脱，在与日本人和韩国人的交往中我不断克服着猜忌的迷宫，然而当我真正自杀那一刻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赤色幻觉”——这也提醒着我们历史记忆本身的不可靠和当下生成性。《时间中的战争》是韩松第三档的作品，不予评论；《电话之旅》喜剧性地将电话这种低技术产物升格为时空旅行方式，展示了社会中各色人物对电话旅行的矛盾心理；《逃出忧山》探究历史上“韩愈谏迎佛骨”事件背后的心理动因，结尾似乎暗示佛教对俗人的偏爱和慈悲背后暗藏了轻视与讥讽；《美女狩猎指南》是韩松讨论度最高的作品，但本身只能归于韩松作品的第二档，也被伪女权主义者肤浅地作为韩松“厌女”的“铁证”，但恰恰相反的是，小说本身所蕴含的“身体经验”恰恰是女性主义写作的特点。

现在我们回到问题本身——到底“谁是韩松？”我将通过几个问题予以呈现。

如何定位韩松在科幻史上的位置？长期以来，评论者乃至韩松本人用“飘零”来形容韩松创作的无根状况，然而随着新译本的出现，韩松作品在西方仍找到了类似的对应物：Olaf Stapledon ，Le Guin和PKD。

首先是Olaf Stapledon，韩松和Stapledon一个共通点就在于他们都大量关注“各种形态的（星际？）生物如何形成自身文明的发展路径？”这一题材，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常采用一种从亿万年尺度俯瞰文明历史的叙述视角，韩松选择这一视角的缘由或许与中国具有较长时间的历史有关，但很难确定的是这一点是否部分源于他们都是这一题材的重要开拓者，他们写作时缺少可参考的文本——毕竟，这一视角的特点就是original，原创但原始。还有一个巧合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中国有时会以古老文明的守护者出现，甚是有趣。

其次是Le Guin，我喜欢将Le Guin和韩松并列为“社会学科幻”的两大重要人物：前者更擅世界构筑，而后者社会学深度更佳。另一个相似点在于两人都在作品中援引并重构了道家思想（当然很难说他们信奉道教），值得一提的是，Le Guin的道家思想不全然来自《道德经》，也来源于塞缪尔·约翰逊——道家思想在西方亦有滥觞。但在这一流派中，韩松似乎只能作为开拓者而非集大成者存在。

最后是常与韩松相比较的PKD，这两人都书写了大量混乱的描写退化世界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迪克的叙述似乎更加连贯便于概括，而韩松的情节却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料，这种差异在文学上很难解释，但在社会学层面却极易解答：都是作家在面对愈加无序堕落的世界所作出的创作回应，但是时代特征不同了。另一点是迪克对法西斯的厌恶来自于一种明确的道德直感（尽管他精神并不稳定且时有被迫害妄想），而韩松并不抗拒野蛮，而是奇异地将其吸收并升华为一种正面力量：人通过直面和释放自身的暴虐力量，来寻求短暂的解脱和自由。

此外，维罗妮卡·霍林格在《“长城星球”: 中国科幻小说的陌生化》一文中提到，全球化通常被中国视为一种帮助其摆脱传统重获自由的外在力量（予以肯定），而当全球化的未来真正到来时却可能形成另一种“铁屋”，詹姆逊悲观地写道：“这是一个消除了历史性、并被进步和科技革新所中和的未来: 这就是全球化的未来。”这一点其实在韩松的90年代作品中就予以了讨论，足见其先见之明。

如何定位韩松在中国科幻的位置？从大众传播的角度，随着《流浪地球》和《三体》的大火，刘慈欣逐渐走入普通读者视野，这对中国科幻是把双刃剑：好处是中国人的眼光在长久的束缚于过去后终于开始投向（现代化的？）未来，坏处是刘慈欣自身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某些特质，阻截了大众对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社会塑造力量的认知，妨碍了许多读者深入探讨科幻小说的政治、身体、社会等诸多重要命题，以形成全面的科幻理解。韩松的科幻弥漫着一股对泛滥权力/财富资本乃至科技崇拜的不信任和怀疑力量，这对后刘慈欣时代的中国科幻无疑是一剂清醒的解毒剂。

如何看待韩松本人？事实上，韩松常常是恍恍惚惚，惶惶惑惑，不知西东的。他眼神时而呆滞得出神时而又锐利地看穿我们的弱点，他情绪稳定但却对人类的不安处境有着清晰的洞察；他的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冷气，这种冷气使得他时而充满热情但当大众开始狂欢时又感到疏离和厌倦；他对人常常是热心而诚恳的，但被关照的人却常常辜负他的期望，而他又会对这种辜负予以理解；他对人是乐观的但对世界是悲观的，而常让他失望的是人作为这世界的一部分却更多地验证了他对世界的悲观。——当然，这一切不过是我的揣测和只见过一面的印象。我想，韩松一定很喜欢郑文光先生，这位先驱的人格境界在中国科幻界至今无人企及。

韩松不是英雄，甚至拒绝英雄，因为英雄不过也是鼓起勇气却时感无力的凡人罢了。

他只是和诸多乘客一道，被迫踏上了中国这条永不停歇的列车，哪怕列车头已经没人了。当乘客们开始病变甚至自相残杀的时候，却无人关心这辆列车将驶向何方，沿着何种路径。乘客们狂欢不已，他却感到尴尬和作为一个观察者而非建构者的有心无力，这种体验使他疏离于人群，独自寻找着生路或死路。

这也将是你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