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太后西奔看懂晚清二十年
说起太后西奔那一日
正是庚子年七月二十一
天未大明,紫禁城里已经悄悄乱作一团
亥时还不到
进宫的大臣们就听见了宫女太监们的慌乱叫喊
“老佛爷和皇上走了!”
从这一刻起,大幕再度拉开,灯光暗淡,奏乐起
“咱们天朝的天儿又要大变了!”

第一折惊变——时代终结的精神疯狂
太后怀疑洋人反对她换掉皇上,洋人怀疑太后有意利用义和拳排外,太后怀疑洋人真的能被义和拳的神通制住,义和拳认为自己的神通真能制住洋人。
完美的逻辑链条形成闭环。大幕拉开,灯光暗淡。音乐起。
主会场北京城内洋溢着欢欣与忧虑,希望与恐惧。
19世纪末的中国,笼罩在一片西方势力的阴霾之下。自英吉利人架着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就再也退无可退地成为众矢之的。千年来毫无准备的华夏上土忽然间见了资本主义、基督教和启蒙学说,其惊恐程度不亚于《子夜》里吴老太爷初见大上海的灯红酒绿。
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统治阶级在数百年的安稳中消磨了游牧的斗志,民族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万马齐喑的文化禁锢里唱不出预见的先知诗歌,重复着祖祖辈辈命运的劳动人民麻木而沉默地低着头……以三千年未化之民智,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统治者自大,士大夫自信,普通人民自疑。突如其来的异国面貌、颠覆认知的资本主义民主、温情脉脉的基督宗教、前所未闻的工业产品……西方几百年的文明风貌一齐涌入这个自古奉中庸之道为准则,以儒家经义、程朱理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保守民族,而这个民族几百年来的统治阶级群体却在一次次变乱中失去了权威,难怪全体人民都陷入一场精神疯狂之中。层层压迫之下的精神高压,只需要一个缺口,洪水就能将一片顽固的文明击溃。

陋习与守旧犹存,迷信与猜疑齐乱,启蒙思想让士大夫的守则动摇,普通人民在基督教和本土异化后的拜上帝教影响下失去了他们朴素的精神信仰,在天灾和人祸百般摧残下的百姓在绝望中举起了义和拳的大旗,他们天真而愚昧地仇视着新的事物,坚定认为摧毁“洋”的一切就能改变自己受压迫的命运,自顾不暇的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眼前的安稳,却弄巧成拙加速灭亡的脚步。少数清醒的人想要开眼看世界,他们的呐喊混在哭喊、叫骂和自暴自弃中,如此微不可闻。
听说王朝灭亡前都会有些征兆,比如历朝历代走向终结时九州四起的农民起义,或是流民离散、白骨露野的四海裂土,而清末庚子年前后的全民精神慌乱与疯狂,我想,这是在预兆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终结过于沉重,统治者无力承受,士大夫精神惶惶,都推到碌碌百姓的身上,就只能看到这样一场可悲的全民疯狂。

第二折西奔——帝国末期的仓皇没落
戊戌到庚子,南人与北人,汉人与旗人,少年新进与老成旧辅,不数年间,政潮变幻,新旧易位。戊戌年间推倒维新铲除少年的多是今日被遣戍、正法、赐死、革职和夺官的这些人。
天道轮回,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明显加快了速度,甩下了芸芸众生。
如果说精神疯狂是久经苦难的人民在一个时代走向终结时难以抑制的悲鸣,那么统治者的仓皇奔走就是这座帝国之轮不可逆转地下沉的一片缩影。
有人常常会在今天提到一个问题,如果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该怎么样才能力挽狂澜,改变被列强反复拨弄的命运呢?早早地开眼看世界?首先从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让维新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种种猜想不做详细论断,唯一能够确认的便是,这些举措顶多能让日暮西山的清王朝多活几年,绝无可能使其青春再盛,与其说晚清的整体走向是清王朝的没落,不如说是封建帝国的没落,而这一没落早在明朝就已经埋下伏笔,生产力向前发展与封建专制的不断加强是一对相互斗争的悖论,不可相互转化,只能不死不休,显而易见,只有不断被抛后的制度,没有不向前的生产力。
统治者是国家的象征,也是帝国之轮的掌舵者,反复修补的木船避无可避地撞上坚硬的铁制工业文明,下沉只是时间问题。治世多贤君能臣,乱世起枭雄害马,大权在握、盛极一时的统治者们,从慈禧太后、光绪帝到晚清权臣们,被命运摆弄犹且难以挣扎,何况其中有些人本就少能缺贤不德。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攻紫禁城,慈禧带着光绪帝等宫眷自德胜门逃出京师。承天而子民的封建统治者,如丧家之犬般仓皇西逃,这一幕与明末自缢于煤山的崇祯皇帝、终结北宋的靖康之难形成回影,可恨又可悲,逝者湍流虽不舍昼夜,但恍若从未开始。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只是兴亡都是百姓来消化痛苦。

第三折死国——书生终成一丈夫
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除了贤能与否难判的统治者们,晚清历史上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或顽固、或激进,或保守、或求变的知识分子们。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倡导洋务运动的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改革维新的康梁与悲壮的六君子,还有起来推翻了这座腐朽不堪的封建帝国的青年志士们,守护民族文化的老先生们,引进西方新知的新派人士……他们生于旧时代末,起于新时代初,以儒家文化作为思想之基,有的毕生守“仁”,有的积极求“新”,为了国运、民命、文脉而四处奔走,寻求解放之路,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围绕着太后西奔一一出现的历史人物,大多都接受了正统儒家思想的教导,他们四处奔走,纵然存在着对封建王朝必然没落的命运看不清的愚钝天真,却多守着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书生意气,不逃避、不堕落,明知必死之结局也颤颤巍巍又坚定地站了出去,为国而死即是荣耀,无可避免便慷然赴死,为国家、为人民、为自己坚守的理想而死无可遗憾。造化弄人,人亦未辜负造化,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反而比万事求稳万事求退,动不动就筹备北狩西逃的上位统治者们,更显民族气节。
民间俗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诗人们也多提“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以表豪情壮志,书生一直以来是知识分子的代称,也多暗指此人青涩、天真、固执、愚钝。晚清变革中出场的历史人物,无论心存希望还是失意,始终守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操守,以自己血肉之躯为基石,让后来者看的更远、登的更高,说是天真也好,说是固执也罢,他们证明了自己“书生终成一丈夫”。

一明一灭,即是一生一死,死身存憾,死国无怨;一举一动,便成一浮一沉,救清无门,兴华索路。
一本书匆匆翻过,好似自己也在晚清里陪着这些书生走过了一生。
只是突然间想起,曾经排过的舞台剧里有一句:“公未了事,我辈可了,公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