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一旦存在，就不可能限制它的权力

作者可以说是当代欧洲奥派的代表人物了，这本书是他的论文集。

摘录一些观点：

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无法意识到他们的理想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该理想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这种自我毁灭正是因为它包含了政府（即使是一个最小的政府）——被理解为制度性强制的独家代表——存在的必要性。

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在方法上犯了大错：他们把自由主义看作一个政治行动计划和一系列经济原则，其目标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但却接受政府的存在，甚至视其为必要。然而，今天（21世纪的头10年）的经济科学已经表明：

（1）政府非必要；

（2）国家统制主义（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3）考虑到人之本性，一旦政府存在，就不可能限制它的权力。

一旦政府存在，限制其权力扩张就不可能。正如霍普指出的，诚然，某些政府形式（如绝对君主政体，君主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长期来看会更小心地避免“杀鸡取卵”），相对于其他政府形式（如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中，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下一次选举后会发生什么）往往会更少地扩张权力，更少地进行干预。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干预主义的潮流似乎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也是真实的。然而，以下历史分析难以反驳：政府从未停止过增长。政府之所以不会停止增长，是因为作为一个垄断暴力机构，人性和政府的混合产生了“爆发效应”。政府就像一块难以抵挡的权力磁铁，吸引和推动了人性中那些最可鄙的欲望、最卑劣的邪恶以及最阴暗的方面。人们试图躲闪政府命令的伤害，但也尽可能地利用政府垄断权力。还有，尤其是在民主背景下，特权利益集团行动的综合效应、政府的短视和贿选现象、政客狂妄自大的本质、官僚的不负责任和盲目无知，共同组合成了一杯危险不定和爆炸性的混合鸡尾酒。这个混合体将持续被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所摇晃，自相矛盾的是，政治家和社会“领导人”总不会错失把危机当成下一次干预的理由的机会，而干预只能创造新的问题，并且使已有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政府成为每个人求助和崇拜的偶像。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和最危险的社会问题是：政府崇拜。我们被教导要相信政府能够并且应该及时察觉和解决一切问题。政府手中掌握着我们的命运，管理它的政治家须得保证我们提出的全部福利要求。人们变得幼稚并且反抗他们自己的创造性本能（一项注定会使他们的未来变得无常的本质特征）。他们需要一个水晶球，不仅保证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而且保证他们能解决所发生的任何问题。群众的这种“幼稚化”是政治家和社会领导人有意推动的，因为这样才能为其存在的合理性找到公然的理由，并保证他们的支配地位和管制能力。另外，一大批知识分子、教授和社会工程师也加入这场傲慢自大的权力狂欢中。

甚至连最受人尊敬的教会和教派也不能确诊这个问题：今天，“政府至上论”对自由的、品行端正的和负责任的人构成了主要的威胁；政府成为一种被众人崇拜的强权假偶，既不准任何人摆脱它的控制，也不准在其支配领域外有道德信仰的忠诚。根据前述，实际上政府是在瞒天过海：利用到处制造“替罪羊”（“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婪、私人财产）的方法，狡狯隐蔽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社会冲突的真正源头和政府内在的弊病等事实上转移开。政府就把这些问题引起的谴责转移到这些“替罪羊”身上，使它们成为大众愤恨的目标，以及道德和宗教领袖们最严厉的谴责目标。他们当中几乎无人能看穿这套骗人把戏，直至目前也无人敢于批评指出：政府崇拜在21世纪代表着对宗教、伦理，因而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提供了计划经济不可能性法则的最好历史实例，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政治家在限制政府权力上的大失败完全揭示了国家统制主义不可能性法则，尤其是“自由主义政府”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是强制性的，尽管是“有限的”）且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接受了政府的存在，就不可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这一事实。总之，“法律为基础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并且和“……热的雪、放荡的处女、肥胖的骷髅、圆的方块”，或者和“社会工程师”以及新古典经济学者在提及“完美市场”或所谓的“完全竞争模型”时的思想那样明显地自相矛盾。

罗斯巴德的信件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是，他对简短的评论或被提及的任何有趣问题的回复都长达几页，这些用小号字体、单倍行距打印的文字往往是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体现了渊博的知识和学养、有启发性和吸引力的思想，也包含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法。

我最后一次会见罗斯巴德是在朝圣山学社1993年9月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区域会议上。在这次大会上，罗斯巴德提交了一篇已经发表在《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期刊》上的关于国家私有化的文章，但有少量的改动。朝圣山学社的这次会议非常著名，因为它聚集了当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家，其领袖人物是罗斯巴德和柯兹纳。对个性和特征截然不同的两位奥地利学派巨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进行观察是一次让人好奇而又有趣的经历：罗斯巴德充满热情，精力旺盛；而柯兹纳严肃、谨慎，讲求准确。不管怎样，与罗斯巴德的个人关系总是会比与柯兹纳的个人关系来得更为顺畅，也更为直接，尽管柯兹纳在他的批判性评论中表现得更为有礼，并且从来不冒犯个人的脆弱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