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杜泽逊：《书目答问》分类的几个问题
摘要：《书目答问》自清末刊行以来，受到广大学者的欢迎，成为国学研究最基本的入门书目。然而，《书目答问》在分类上与其他主流书目存在分歧。这些分歧有一些是《书目答问》的分类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就这些方面予以讨论。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2008年当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2012年至2018年担任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2012年入选“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四库存目标注》《文献学概要》《微湖山堂丛稿》《尚书注疏校议》等，主编有《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2012年开始主持《十三经注疏汇校》，已出版《尚书注疏汇校》。
文章来源：山东图书馆学刊.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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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书目答问》自清光绪二年(1876)刊刻问世以来，一直是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推荐书目。最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根据上级指示，正在编制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书目。笔者受古籍小组办公室委托，从三百余家推荐书目中选择53家，汇为《近代推荐国学书目集要》。这53家推荐书目，共推荐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七千余种。我们把这七千余种被推荐的书籍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五部下再分类，类下再分属，每一属一般按年代排列。地理类按地域，传记类按传主。形成了一部可供新时期编纂优秀传统文化推荐书目参考的《近代推荐国学书目集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书目答问》作为标杆。凡《书目答问》已有的书，其他推荐书目重复推荐的，一律与《书目答问》条目合并。凡《书目答问》没有的条目，则参照《书目答问》已有条目插入其中。《书目答问》推荐的2000余条，53家推荐书目所推荐的书7000余条，这就多出了5000余条，因此合编工作就十分繁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书目答问》与其他书目在分类上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有的是《书目答问》欠妥当，值得商榷。现条举如下:
1 关于“经部·正经正注”类
这一类《书目答问》有说明:“《十三经》《五经四书》合刻本，诸经分刻本，附诸经读本。”这一部分收入了“十三经注疏”系统的合刻本、古注本、注疏本、单疏本，《五经四书》合刻本、单注本。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所附的“诸经读本”有:
(1)《周礼读本》十二卷，袁櫆校刻本。
(2)得斋校本《周官礼注》六卷，殷盘校刻本。
(3)《周官精义》十二卷，连斗山。通行本。
(4)《仪礼章句》十七卷，吴廷华。乾隆丁丑、嘉庆丙辰两刻本。
(5)《仪礼易读》十七卷，马之駉。通行本。
(6)《左传读本》三十卷，道光间敕撰。殿本、贵阳官本、清河官本。
我们认为“诸经读本”这一部分集中在三礼，《左传》一种。其余易、书、诗等经也应当有较便初学的“读本”，三礼类张尔岐的《仪礼句读》也是公认的较好的读本。《书目答问》“诸经读本”这个小类所列6种书涵盖面太窄，而且权威性不够。这一部分“读本”与下一类“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不易区分。“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大致是按易、书、诗、礼、乐、春秋、四书、孝经、尔雅、诸经总义、诸经目录文字音义、石经分类的。我们认为即使是在同治、光绪年间，这6种“读本”的单列，也欠妥当，应散入“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类的“礼”类、“春秋”类。
2 关于“史部·古史”类
《书目答问》于史部设“古史”一类，收《逸周书》《国语》《战国策》《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世本》《孔子家语》《晏子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新序》《说苑》《古史纪年》(林春溥)。理由是:“古无史例，故周秦传记体例与经、子、史相出入，散归史部，派别过繁，今汇聚一所为古史。”
我们可以对照《书目答问》史部杂史类的“上古至周”部分:《帝王世纪》(晋皇甫谧)、《古史考》(汉谯周)、《路史》(宋罗泌)、《春秋别典》(明薛虞)。这几部书与“古史”类的《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世本》《古史纪年》就记事范围看，显然相同。可是我们回看乾隆《四库总目》的类属，《书目答问》古史类的几部书就归类不同:《逸周书》，别史类。《世本》，《丛书综录》别史类。《国语》《战国策》，杂史类。《竹书纪年》，编年类。《晏子春秋》《列女传》，传记类。《吴越春秋》《越绝书》，载记类。《孔子家语》《说苑》《新序》，子部儒家类。《山海经》《穆天子传》，子部小说家类。我们再往后看，新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以上各书的归类都与《四库总目》相同，没有沿用《书目答问》的归类，也没有单立“古史类”。原因是，《书目答问》的“古史类”是根据记事年代为“周秦”来设立的，而又不能把这一原则贯彻到所有古书，因而出现了与《书目答问》杂史类“上古至周”部分重叠的情形。同时与《书目答问》内部的史部编年类、史部传记类、史部载记类、子部儒家类、子部小说家类都有了纠缠不清的关系。因此，《书目答问》在《四库全书总目》之后，增设“古史”类，是不合时宜的，后来的权威书目不予继承，也已说明这一点。
3 关于“史部·地理”类
《书目答问》“史部·地理类”下分六小类:古地志，今地志，水道，边防，外纪，杂地志。所谓“古地志”为清代以前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地方志《吴郡志》《齐乘》等。所谓“今地志”为清代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地方志《日下旧闻》《广陵通典》及各省、府、县志等。所谓“边防”指边疆地理。所谓“外纪”指域外地理。所谓“杂地志”用《书目答问》自己的话说:“都会、山水、古迹、人物、物产、杂记，录古雅者。”“杂地志”当中的“都会”是关于都城的地理书，如《三辅黄图》《唐两京城坊考》，并无不可。但其中的《长安志》《长安志图》体例上属于地方志，与“古地志”中的《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长安是都会，建康、临安难道不是都会吗?收在“今地志”的《日下旧闻考》是典型的首都北京的历史地理，为什么不进入“都会”部分呢?本来涉及“都会”的书就没几种，居然自乱其例至于此，难以理解。我们认为《四库总目》在地理类设“都会郡县”部分，容纳地方志，就很合乎实际，《书目答问》不予继承，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更不可理解的是《书目答问》于地理类专设“水道”小类，容《水经注》类著述5种，其他水道书12种。却不设“山志”小类，亦不推荐山志，仅在“杂地志”推荐一部顾炎武《昌平山小记》。也许这是为了突显清代水道之学成就高。但像宋代陈舜俞《庐山记》三卷、清代唐仲冕《岱览》三十二卷，这类名山名志，也完全可以择优推荐。作为推荐书目，从这些细节看，还存在草率之病。
4 关于“史部·谱录”类
《书目答问》史部设“谱录类”，下分四个小类:书目、姓名、年谱、名物。前三小类不必解释。第四小类“名物”收《竹谱》《茶经》《北山酒经》《广群芳谱》《奇器图说》五种。我们认为“书目”小类仍应独立为“史部·目录类”。“姓名”“年谱”二小类应归入“史部·传记”类。“年谱”为人物传记的一种形式，归于“传记”理所当然。“姓名”也是人物传记的组成部分，归入“传记”类较归入“谱录”类更为恰当。“名物”小类即《四库总目》的“子部·谱录类”，由于《书目答问》仅推荐5种书，为数太少，不能独立为一类，那么，“名物”这一小类在《书目答问》内部看比较接近于“子部·类书”类。如果附于“类书”之后，自较与“书目”“年谱”合为一类更切近。我们还可以设想，由于“书目”只有10种，数量不够大，需要与某一类合并，那《四库总目》合“经籍”(即书目)“金石”于一类，置于“史部·目录类”，也是相对合理的分类方案，完全可以承用。总之，《书目答问》“史部·谱录”类的四个小类可以说是勉强捏在一起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缺乏内在的必然联系。
5 关于“子部·儒家·考订”小类
《书目答问》“子部·儒家”类下分三小类:议论经济、理学、考订。前两个小类大体妥当。第三个小类“考订”收入考证性笔记杂著90种。考订之属的这批书籍为《梦溪笔谈》《能改斋漫录》《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翁注困学纪闻》《日知录集释》《义门读书记》《十驾斋养新录》等。这些考订性笔记是宋代和清代著述的特色，一向为学术界高度重视。考证的范围涉及经、史、子、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把这类笔记大都分在“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相比之下，《四库总目》的分类远远优于《书目答问》，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综合性考证笔记应归于“儒家”类。当然《书目答问》的这一分类方案在后来的权威书目如《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都没有被继承。后来的书目大都参用了《四库总目》的方案，即把这些考证性笔记分到“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
当然，被《书目答问》归入“子部·儒家·考订”小类的图书还有一小部分应归于其他类。如吴寿旸的《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陈鳣的《经籍跋文》，都应归入“史部·目录类”。钱大昕《恒言录》、翟灏《通俗编》应归入“经部·小学·训诂”小类。我们很难理解，《书目答问》既然有“书目”小类，《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这种典型的书目为什么不入“书目”类而入于“儒家·考订”小类。《书目答问》不仅类目设置存在混乱情况，个别书的归属也存在不严谨之例。
6 关于“集部·别集”类
《书目答问》“集部·别集”分:汉魏六朝，唐至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清朝理学家集、清朝考订家集、清朝不主宗派古文家集、清朝桐城派古文家集、清朝骈体文家集、清朝诗家集、清朝词家集。
先分朝代，至清代又按流派细分7小类。这样做对读书治学显然有帮助，但却很少有人沿用。我们可以说原因是“难以为继”。
词类还有词总集，归入“总集”类，词谱、词韵、词话，另入“诗文评”类。这就使词类分散于“别集”“总集”“诗文评”各类。而《四库总目》于“集部、词曲类”下设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四小类，就比《书目答问》合理。《书目答问》没有继承《四库总目》，非但不能显出后来转精，反而有不够周密之感。
假如再有“曲类”，接于“词类”之后，就愈觉其妥当。所以《书目答问》对于词集的分散归类办法，后来鲜有继承者，倒是《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基本沿用《四库总目》，在集部设“词曲类·词之属”或“词类”，使词集聚于一处，便于读者。
除了以上类目设置不合理外，《书目答问》还存在不少具体书籍归属不合理的情况。如薛尚功《钟鼎款识》、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归经部小学类，不从通例归史部金石类;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归子部兵家类，而不归史部地理类;张宗橚《词林纪事》入集部诗文评类，与《广陵诗事》并列，而不与词话诸书并列。皆与通行书目不谐。
总之，《书目答问》百余年来为学界推重，奉为准绳，其中类目设置、书籍归属，实多可议。缪艺风时从张氏为幕僚，佐成此编，殆目录之学尚未臻高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