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生两仪

老先生不愧是经历过纹革的人，书中摆出的很多史实和观点都体现出反思的意味，只是可能年纪大了力不从心，所以全书史料扎实，但叙述或冗长或仅起小节标题，未及细细铺展，语言若是精细雕琢，再按照当下学术行文习惯，篇幅减半，语言精炼，当为精品。

全文观点并不新奇，然以俄文史料揭示过往认识不够的细节，同样是史学研究的推进。共产国际作为苏俄推行自身外交策略的工具，不论联国联共，都是为了为我所用。1919年其与孙中山的接触及后续援助，是双方实用主义的体现，绝非意识形态的契合。孙走投无路，以权宜之计，换取苏联的卢布、武器和训练人员的资助，想学的只是其组织形态（党国）和军队建设方法（党军），而对其政权性质（苏维埃）和革命主义一开始就持拒斥的态度。苏联、共产国际（实则是二而一的关系）援助国民党改组，推进国共合作，为的是在中国建立亲苏政权。为了贯彻此目标，其设想并提出过几个实现方式。如孙吴（吴佩孚）联合政权，孙冯（冯玉祥）联合政权、国民党左派与中共联合政权。在具体施展过程中，苏联内部矛盾重重，如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在华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影响到对中国国内革命行动的指示。鲍罗廷采取的是所谓楔子策略（依靠左派，团结中派，打击右派），自始至终都是以暗中分裂国民党的方式，来达成建立左转的政权。可有意思的是，在具体界定左中右上，并无具体标准，由此导致界限不清，判断失误。国共最终分裂，共产国际推行的这一分化策略要负主要责任。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一心想加入共产国际，以获得其直接指导，打破ZG的外交垄断，但未果。这是使得国民党认清共产国际扶植中国革命意图的原因之一。其二，蒋介石、胡汉民、冯玉祥、邵力子先后赴苏，蒋、胡都从赴苏见闻，看穿了苏联的真正用心，即并非真心让国民党掌权。冯的儿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或已先期看到了苏联国内政治的阴暗面。该校在国共合作时期乃至分裂前后，已经卷进了苏联内部的路线斗争，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该校首任校长即是托派。划分人员阶级与性质，打击异己，举报等行为在该校弥漫，已然透露出所谓red麦加的真实色彩。在该校就读的学生有国共两方人员，国民党人员多为上层人士的子女。这是使得国民党人士，尤其是曾被认定为左派者增强反S反G意识的另一个原因。其三，苏联顾问一意推行土地革命，激烈的土地路线早就为孙中山、胡汉民，甚至左派廖仲恺所反对。（当然，鲍罗廷一开始并非走激进路线）孙死后，北伐开始，两湖农民运动激烈过火，被批斗、杀害的土豪劣绅，不少是前方奋战的北伐军军官的家人。（工人运动的走向，也使正常的工商业停滞。）而此前尚稳健的鲍罗廷也开始走向激进，仍被认定为左派的汪精卫实际上此时已开始筹划分G，只是为了苏联援助暂时隐忍不发。后续罗易把共产国际的电报（大意是军阀不可靠，要ZG建军）出示汪精卫，直接坚定了汪的决心。冯玉祥也由此直接反苏反G。国共走向全面破裂，苏联亲手援助的一个个国民党“左派”都走向了反S反G，其在华推行的路线全面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指挥失当的替罪羊，下台。

国共合作是一种双赢的体现，双方的党员人数都得到了增加；国共分裂是两败俱伤，双方人员锐减，ZG由此进入乡村蛰伏，国民党在清党的过程中杀敌八百自损三千，大量的怀有理想的热血基层党员被排挤出去，自此变得暮气沉沉。从这一层面说，同床异梦一开始就已埋下了兄弟阋墙的结局，因为共产国际在其中推行的自始至终就是分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