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更深刻的剖析“要素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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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为了纪念索科洛夫由他的朋友们撰写的相关论文的合集,核心内容是围绕索科洛夫的主要研究展开的,即研究要素禀赋和制度在创造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本书写于十多年前,但其中的研究依然能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和启发。
经济体无法进进行人为的参数设定与反复试验,因此每一份真实的历史数据都值得仔细研究。本书依托丰富而翔实的数据支持,主要在拉美地区各国之间,拉美与美国,以及英美之间进行数据分析和对比。前九章从九个角度切入,剖析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综合来看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地理因素,包括由地理差异带来的区位差异、人口差异、地区沟通模式差异等的影响;第二是制度因素,包括殖民地政治制度遗产、移民政策、资源分配政策(道路、金融、政治等资源)等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第三是知识经济因素,包括对发明的激励政策、对大众教育的强制性与引导性措施、以及偶然事件对发明创造的影响。后三章则通过更宏观的视角对索科洛夫构建的范式进行了反思,并尝试对内涵和边界进行拓展,以期待该范式能够在新时代、跨文化、全世界、全历史的视域下,发现更多因素,发掘更深刻的联系,发挥更长远的作用。
不难看出,作者的研究对象集中在美洲前殖民地国家,历史数据的易得性是一方面,另外相似的文明形态代表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即使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但内在根源的相似性还是让他们更容易理解其发展方式、政策机制以及政治体制。
作为殖民地起步的国家,可以说是完美的试验场:早期制度具有人为的相似性,使得后续各国不同的政策(制度的表现)选择自然成为彼此的对照组;客观的“要素禀赋”则存在天然的差异性,非常适合研究“要素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英国与法国历史数据的引入,则在要素禀赋与制度的相互作用机制方面,与美洲殖民地形成对比,以丰富不同社会经济发达状态下的样本情况。
本书样本涵盖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数据可以说非常广泛,但是,作为从历史数据中归纳总结的方法论,如果有一个具有根本性不同的范畴的领域没有被采集分析,那得出的结论则不可能适用于该领域。是的,此处我指的就是中国,或者说中华文明圈。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远远不止表面文化形态的不同,其差别极其深刻且无远弗届。
前文提到本书包含美洲前殖民地国家以及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在这里将它们统一视为次生文明的国家,相应的中华文明为原生文明。对次生文明来说,要素禀赋,如地理因素,与最初的制度是断开的,当然在后续的发展中会因为彼此作用产生交互;而对原生文明来说,制度是同样是要素禀赋影响甚至决定的。前者的“制度”或许是从邻近更早期的文明中学习过来的;后者制度则是自然发展形成的,地理因素决定人口分布,人口分布形成不同部落乃至社会结构,制度则在此基础之上得以逐渐规范出来。因此,在这样的文明中,各因素的关系更加深刻,相互作用机制也更加复杂。
这样的区别深刻且持续地影响着各自的语言,例如对概念的理解。“集权”,在西方社会集权统治大多意味着独裁,甚至包含着侵略性、暴力、民族主义等含义;而在中国历史中,集权更多仅仅意味着民众为了社会与国家的效率,而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权力机构,或其代表(皇帝)。中华文明自古形成的“天道”“民意”等思想,在西方是没有的,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帝王之术的根本。因此当学者说到集权将对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在东西方文明中是意味着迥然不同的两种政治策略,其结果自然也会完全不同。
次生容易导致对相信的东西变得极端化,表现在历史上一些西方国家在“集权”与“民主”之间反复横跳,同样表现在很多西方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举例来说,一种思想体系是我思考之后产生的,我可以选择尽量准确的词汇去表达这种思想,当语言发生变化或时代进步带来思想进步时,我可以毫无情感负担的随时抛弃原来的文本描述,换成更适合当下理解的文本,因为我知道这套思想体系是怎么来的,我知道核心并没有变,只是换了一下描述而已。但如果这种思想体系我是从别处学来的,我学的是文本,我就更容易坚守文本的正确性,直到有更新的更有说服力的文本替代原文本的地位。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更注重理性分析,而我们传统思想更注重“意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中方法在不同领域各有利弊,按下不表。作为理论,自然概念越清楚、元素越模块化就越容易传承和学习,但在“务实”方面,显然“意会”的方法更利于实操,因为现实并没有任何概念代表的明显的界限。现代社会的思想理论如何在两者之间权衡,同样是“中庸”之道一直以来追求最优解的过程。
本书提供了一张核心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图,如果将这一范式引入中华文明圈,因为原生性的存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内生性,这是要考虑的问题之一;第二个因素就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这将使国家能力得到大幅强化。国家能力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可以分为对内能力和对外能力,对内即维护社会稳定、对资源的再分配、整合国内各种偏好与不平等等;对外即维护国家安全、树立国际地位、拥有国际话语权等。

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将使大部分因素变得可控,而要做的就是权衡以及决策。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说无先例可考,无样本可抄,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反省。西方化的经济范式我们不能不屑一顾,也不能全然照搬。在文明背景以及国家体量上必须有自己的考量。越是庞大的经济体,需要调控的因素也就越多,相互间的影响机制也更复杂。同时对发展中的问题也必须给予关注和回应,主观的追求平等无法完全抹除客观的非歧视性不平等;即使一定程度实现宏观的平等也不应该忽视微观上不平等的存在。
本书虽然是为纪念索科洛夫而写,但对我们理解长期经济增长也有着相当广泛的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