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谱系学，僭越的解构与潜能的激活

以文学为业，不过这个业指的是授业，本书讲的是文学教育体制史的变迁，作者在写作这本文学教育史的时候强调，“不要让论点压倒了历史本身“，在详细的资料背后，作者的立场也很明确，他依然是反实用主义化的文学授业。要在文学课程中获得连贯性，最好的做法是将这些争论本身（至少是那些最重要的）作为新的组织原则，即福柯式的文学的谱系学。

文学院似乎变成了离文学最远的地方，规定文学是什么的地方，必然地让文学的概念本身不断缩小、僵化，直至圈地自萌，变成完形填空全文背诵式的答题游戏，把文学专业化意味着什么？这本书就在历史的脉络中探究这些”看似中性“的学科分类和边界是经济上如何被建构出来并组织在各个领域，这些看似确切的内容当中，有多少模糊的过程。

作者开宗明义对人文主义神话表示了批评，”支撑这种人文主义神话的是一种惯性思维，即把制度视为重要人物和运动的价值、方法、意识形态的直接投射。这种思维非常便捷，初看起来也符合常识，然而它忽路了，即使是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批判性价值、方法和意识形态在被制度化为学术领域、课程和教学方法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专业化”与“学院化”并不是中性的组织原则，而是将各种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主义”进行转化的能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义”的本意往往被彻底颠覆或偏离，以至于外人完全无法辨认。设想与结果并不必然一致，而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在体制内的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东西，却可能很难为体制外的人觉察。“

通识教育运动是对两种担忧的回应：

一是学科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对职业培训的过分重视导致了知识的碎片化;

二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加剧使西方文化的统一性逐渐瓦解为一种混乱的相对主义。

在前专业化时期，如威廉·沙瓦特所述，“文学的视角应该是社会的，而非自我中心的“，这就意味着，工具性地对待文学——将其作为语法、修辞、雄辩术以及城邦和宗教理想的例证——没有任何问题，这些讨论一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左翼作家联盟对于文学的争论。

作为长期呆在现代学院中的一员，作者指出现代大学的院系结构是碎片化的，这与“技术官僚的精神生活构成”类似。从康德到哈贝马斯的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传统中关于“沟通的透明性“的普遍化元叙事以一种废墟再建构再废墟的方式继续着。课程教学既不得不服从于受众，讲受学生喜欢的热门通俗读物，但与此同时，学院又不将其视为文学。

在18世纪的文学是背诵式的，早晨八点全班诵读默写式的文学，学习名作的修辞方式和仿写，修辞和文学画上了等号。

即使是现代学院也有着传统旧学院的遗留，作者在梳理旧学院的时候，这些对照就直观的表现出来了——完全等级化的领导权观念，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敌意，以及对于商业企业和平民阶层的劳工斗争的不屑。正如埃德蒙 •威尔逊后来写的，这种观念从一开始就假定国家应由“即将统领人文艺术和各行各业的、训练有素的‘学院男性阶层”来掌管。而这背后的另一个假定是，学习经典是最好的职业训练，接受过经典学习训练的、有文化的精英能够掌控贪婪的商人和难以驾驭的无产阶级工人。

战后，文学批评作为新的气息从不被在意到逐渐站稳脚跟，四五十年代批评家取得了很大的地位，并且彼此在普遍原则上充分达成一致。随着批评的兴起，研究生课程的大爆炸式增长开始了。教育反思也随之而起，60年代来袭，批评的翻盘也随着诸多领域的反叛同时展开，大学未能自辨其身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一点也被广泛回应。

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今天，对阐释的攻击层出不穷，倍感压抑的本科生抱怨永远在文学作品中寻找“隐藏的意义”，而后演变为代表了一种“艺术色情学”的反对阐释的时髦论战，当文学成为一种理性，那一定是一种德里达所批判的白人男性罗格斯中心主义的理性。

可是这种解构主义的文本僭越反而间接地给文学以庇护，并保持其在文化的高台上，解构主义对于作者的僭越式解读激活了一种新的文学推崇——崇拜对象不再是永恒、静态的完美，而是恐怖、陌生化、僭越的他者性，即所谓“指涉性偏差令人眩晕的可能性”。这种被赠予的文学之死，却赋予了文学的全然他者性，这种倾向本身的否定性赋予了它滋生的理论自觉和自我批判，文学也终于有机会达到自我本身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