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危险旦夕寻求相处之道

诚如罗伯特·杰维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所言，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误解和误判是十分常见的。领导人在进行政治决策时，经常会对其他国家的意图产生错误判断，而这种误判会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情绪，甚至使双方陷入不可管控的危机冲突之中。

而在《愚蠢的核弹》一书看来，古巴导弹危机便深刻诠释了上述命题。正如作者在序言所言，既有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都遵循着一种相似的逻辑，即试图为这一本不理性的事件提供理性化的诠释，“约翰·肯尼迪拒绝让步，在心腹顾问的帮助下，准确地预测并判断了苏联的意图与实力，从而顺利解决了危机”。然而作者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视角出发并认为，这种叙事是“事后诸葛亮”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历史”的，即其弱化了历史人物在所处特定背景下的迷茫困惑和主观偏好，而遵循这一逻辑是难以理解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诸多非理性因素的。因此，作者在本书中的一个核心关切是，从还原历史的视角出发，以个体主义为方法论，着眼于“做出误判的情势”，以更好地回答“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这一问题。

在《愚蠢的核弹》一书中，作者收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加之其带有小说家气质的文风，使其在写作上独具特色。其内容既包含着苏美古三国之间的政治对话和高层博弈，也有当事人的内心独白，乃至下层军事人员、民间社会的经验感受，既使人以身临其境感，也为我们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还原这一事件的经过提供了极佳参考。

当然，误判不仅源于对其他国家意图的错误认知，也源于自身的傲慢。书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是，在事前苏联进行是否要在古巴进行导弹部署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力排众议，极力从“战略”层面（对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以及制衡美国的核优势）论证这一行动的合法性，而忽视了古巴是否在客观上存在支持这一秘密行动的条件。而访问过古巴的米高扬却指出，古巴并不存在可以隐蔽大型导弹的植被条件。在场高级技术官僚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然而由于其决策制度，一个本需要谨慎论证的秘密行动，却由于赫鲁晓夫的一意孤行，反成为中高层官员表示其忠心的机会，纷纷表示赞同。在上层“拍屁股决策”的情况下，中层官员迅速制定计划，也并未认真论证一些执行细节。而当具体执行人员到达古巴时，却发现那边的客观情况并不具备开展相关工作的条件，严重迟滞了工作进展。同样的官僚主义色彩也反应在事件的结束上。当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时，美国人在庆幸，古巴人感到自己被抛弃，苏联的执行人员在谩骂，苏联的高层却在宣传“胜利”——然而，历史是随着政治而转动的，仅在两年后赫鲁晓夫下台时，古巴导弹危机的“胜利”反成为批评其“不适合执政”的依据。同样的素材衍生出相反的叙事，只让人不胜唏嘘。

沙希利·浦洛基是带有显著的现实关怀的，他希望世人以史为鉴，更好地思考核时代下的相处之道。然而，对于那些深信历史循环论的人来说，人类是否真能从历史中找到破解之道呢？《愚蠢的核弹》成书于2020年，我们还对那段时间所发生的各种不理性事情有着些许记忆。但相比过去的几十年而言，我们或许从未向今天一样靠近世界危险的旦夕边缘：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不断加剧，以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地区为代表的地区冲突迟迟未决，各类全球性问题的赤字也愈发显著。这让人不免思考：我们能否像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一样解决我们今天的系列危机呢？

浦洛基给出的答案是讽刺（但准确）的，他认为，核边缘带来了核恐惧，核恐惧带来了核和平。换言之，正是对恐惧本身的恐惧使得我们变得更加理性。（这让人想起电影《奇爱博士》的副标题：《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这一结论，是否足以使我们在身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保持轻松呢？可以明确的是，如果人类不从历史中学到教训，那他们只能被迫以经验的方式来加深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