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在近处——初学语言哲学启发
心理学自诞生之初就备受各界关注,其领域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心理学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显学,当之无愧地出现在哲学讨论中,甚至一度成为话题的中心。我们无法停止感受、思考、行动……,将人的心理以及相关的行为作为解释世界的关键,看起来可以原生态的解决世界的真理和人的意义问题。只问一句意义来自于哪?我们似乎已经如此接近意义,意义来自我们心中。更不用说世界就这么被我们认识和感知着,没有自身的参与,一切无从谈起。但是一开始就有了不同的声音——主观的心理活动恐怕难以为哲学提供健全的实在感,特别持有“通过语言结构考察思想结构”观念的那批语言哲学家,接踵而至、切磋琢磨,进行了长达至少大半个世纪的语言分析之旅,质疑问难、精彩纷呈。
反对心理主观 引入语言分析
语言为何高标特立,如此长时间的吸引哲学家的关注呢?作为一种特殊的心智活动,语言可以被公共考察,意义问题有望在语言分析中展开。英语单词“apple”的意思是苹果,然后把单词组成句子,这些是常见的英语教学理论;用看图识字教乳臭未干的小朋友识字,把那个红红的可爱的物品用“苹果”一词进行命名,这是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方法。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把这种理解推到极致而提出意义的指称论,主张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这个语词所指的对象。我们可以容易的发现这种基本的指称思路有明显缺陷,本文不具体展开,仅多补充一点:指称论作为典型的初级反思,启发后续的哲人们批驳、讨论、吸收,在历来的经典思想中都能看到指称论的影子,仅简单地否认其错误是不适宜的。

自然语言中有明显的逻辑规则,要把握世界真理,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语言形式化的一面。陈嘉映老师曾在点评逻辑实证主义时,提示了西方哲学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设想:找到“一切知识的绝对无可怀疑的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再配合以严格的数理—逻辑方法,我们就可以放心拓展人类知识。这种出发点正如概念与函式之于弗雷格,逻辑原子之于罗素,基本命题之于维特根斯坦,基本的记录句子之于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极具近代科学精神的逻辑还原思路,将哲学推上了一次又一次的语言分析热潮,产生了瞩目的成果。
哲学进行语言转向的重要标志是——必须通过语言结构考察思想结构。哲学中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存在问题”。比如你对男孩说:“迪迦奥特曼不存在”,倘若这男孩对语言敏感,就可以反问你:“迪迦奥特曼若不存在,那你在谈论什么呢?”,请问阁下该如何应对?但可以转换成这样表述:“没有这么一个物体x,这个物体x被叫做迪迦奥特曼”,我们谈论的是抽象的物体x,而不是直接谈论迪迦奥特曼。这种逻辑转换表述方式便是弗雷格命题函式、罗素描述语理论(Russell's theory of descriptions)解决“存在问题”的一例,由是思想结构在语言结构中闪烁。维特根斯坦也把消解表层语法的迷惑当作哲学的核心方法,在其经典著作《逻辑哲学论》中也曾用图像论来揭示命题的内部结构,并认为世界是由事实组成的。我们可以把“迪迦奥特曼是巨人”和“想象的东西不存在”作为事实,然后通过事实的交叉我们能明白“迪迦奥特曼不存在”这件事的意谓,并没有直接谈论迪迦奥特曼这个物。词指物而句子说事,这里就承认一种先从事实出发进到物的理路,再由物组成事态,事态符合实际则为事实。这种方式虽然曲折,但解决了很多哲学疑难问题。
若解决不了问题,能不能合理怀疑有些问题本身就是不是问题呢?弗雷格为了排除干扰把句子切割成命题,罗素用“奥康姆剃刀”剔除语言中多余的实体,二位不仅停留在构建理论,甚至设想一种精确普遍的理想语言,卡尔纳普、古德曼等人继续开展这项工作,逻辑倾向的哲学家们前赴后继。尽管屡屡失败,但从来没有停止这种冲撞边界的本真冲动。圣经中的巴别塔自众生语言混乱后便被埋没,重建理想语言有望到达天国之脊而获得终极理论。
先不论是否把这种宗教信仰或观念作为最高存在,重要的是我们能否通过逻辑还原达到客观真理?意义若受理论的宰制,那意义始终是在远处。正如冯•赖特提到的分析哲学之根的双重性,一重主要关心真理,而另一重则是意义,那些有强烈逻辑偏好的哲学家更关心真理。像早期维特根斯坦从事实出发那样,逻辑主义者用曲折的方式试图构造一个光滑的平面,只要登上去就能直接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样有多符合真理?
回到粗糙的地面 意义在近处
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正因此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107)
语言学家、哲学家索绪尔关心语言学研究中的共时性、历时性问题,这再一次提醒形式化的语言符号是天然脱离时间性的。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说: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如此种种,都提示了哲学家对静态文字的分析都容易把意义导向远处。“苹果”一词指称苹果,大体上没错,但是停留在了表象。最好的学英语方法不是先从背单词开始,再学习语法规则组成句子。事实上,学习和理解任何一门语言的最好方式,是在具体活动中、融入到本地环境或语境中,从而在使用中学习。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把那些活动称作语言游戏,并提到语言的意义即使用。最好的教小孩识字的方法不是看图识字,而是参与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退而求其次,通过与生活有联系的故事,比如童话寓言、动画片等。
我们能教小孩自由和公正的意义吗?只有等他们长大了有一些经历了,才有望在具体生活中理解。“迪迦奥特曼不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这句话是真是假,更在于我们怎么理解存在的意义。“自由”、“公正”、“存在”这些概念的意义是否唯一?语言的自然理解追求意义的深度,比较而言,语言的充分分析则追求建构理论和确定性。前者尤其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解,不仅在于自然理解的模糊性,更由于不同的文化或时代对这些概念词都有不同的使用。概念考察是哲学的应有之义,我们的哲学家把那些抽象的概念词带到我们的文化和时代中,用我们能理解的话语建立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桥梁,澄清我们关心的那些概念。
试图达到顶峰的人必须意识到,他们的成就可能仅仅用于自身一代,相关于困扰他们时代的问题。每一代都必须重新劳做。达到顶点的人可能会为他们能够告诉同代人阳光明媚和视野开阔而感到欣慰,即使他们也知道乌云在视野之外可能依然密布。(彼得·哈克 《分析哲学--内容、历史与走向》)
分析传统下的语言哲学大体上经历了心理主义和反心理主义、原子主义到整体主义的转变,对意义的关注也是忽远忽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进到整体主义?这个问题有一系列类似的问题:开始就拒绝建构理论就不必费心批判了?一开始就不关注那些概念词那就不存在误解和澄清?不追问人生的意义就不必因自我认知而痛苦?要我觉得,本真而诚实的思考和生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维特根斯坦早期在师从罗素时的逻辑偏向是本真,在发现自己理论的漏洞以及有一些人生经历后转向整体主义也是本真。面对人生困惑时,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本真,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也是本真。本真并不在一开始就向我们展开,而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在于想象或看到远处的那个高尚目标,也在于感受和参与到身边这些具体的点点滴滴,但后者显然更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