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0到1，科技则是1+N
本文转载自硬核读书会，编辑谭山山，校对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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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原子弹、现在的芯片、未来的AI……科技的力量，已成为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砝码。科学是无国界的，但国家间围绕科学的合作与竞争，却是无休止的。 科技到底是相互对抗的武器，还是造福人类的助力，全在我们一念之间。
2023年12月29日，“无国界的科学：科技发展与国际竞争”作为“沙希利·浦洛基作品分享会”系列讲座的第一场，在北京万圣书园新店举行。
此次分享会由万圣书园主理人刘苏里主持，三位嘉宾分别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
进入核时代以来，我们享受了核能带来的高速进步，也在核战争、核灾难的阴霾中战栗，古巴导弹危机、三哩岛、切尔诺贝利、福岛……当我们尚未完全驯服某种技术时，它的反噬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曾经的原子弹、现在的芯片、未来的AI……科技的力量，已成为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砝码。科学是无国界的，但国家间围绕科学的合作与竞争，却是无休止的。
科技到底是相互对抗的武器，还是造福人类的助力，全在我们一念之间。
本文为该分享会的对谈记录精编版。
01 要超越国界，更要给科学一个开放的世界
刘苏里 ：今天的主题是“无国界的科学：科技发展与国际竞争”，和我们要介绍的书——浦洛基教授的“核问题三部曲”有什么关联？
方在庆 ：“科学无国界”，语出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知识属于人类，它是照亮世界的火炬。但是科学要通过国家实现它的最高价值。像电影《奥本海默》，“曼哈顿工程”能够进行下去，依赖于欧洲各国的移民，光靠美国本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有它本身的特征，就像女神，不是你跟她献殷勤，她就向你展露秘密。科学探究不同于艺术。艺术家如果有能力去感知、有力量去塑造，并且有耐心和爱去追求至善至美的作品，那他肯定能得到发展。但是科学不一样，它像猜谜，或者像买彩票，能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件罕见且幸运的事。科学女神完全不会向你展示她的任何秘密，她无可揣度。
科学常常是一些新的东西，从无到有，从0到1。它以异端开始，所以需要一个能够容忍异端的氛围，让科学家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1922年，爱因斯坦停留上海期间，留下一句话，概括了科学产生的不易。他说：“人类高级智慧之花得以盛开的条件非常苛刻，富裕导致空虚，严寒的天气使人沉郁，而热带的气候让人放纵慵懒，因此科学之花不会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民族中始终盛开。”“曼哈顿工程”成功的条件，就是这些科学家获得了在祖国所没有的科研条件，可以进行自由的探索。
所以，当我们说科学无国界，不应该强调国界本身，而应该强调要创造一个让科学自由生长的环境。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科学发达的地方都能吸收各个地方的文明：古希腊文明的灿烂是吸收了埃及、巴比伦等周边文明的结果；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后，欧洲内部的流动就更不得了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出现后，或许我们会有德国的科学、法国的科学、英国的科学这样的外在划分，但牛顿物理学在英国和法国不会有什么不同。
举个现代的例子，欧洲核子中心聚集了全球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热核聚变实验，中国也参加了，科学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省力的。如果要强调某个地区或者某个专业领域的独创性的话，问题往往就会出现，比如希特勒上台以后的德国，把科学家分为犹太科学家和非犹太科学家，把科学看成雅利安科学和德意志科学，这本身就违反了科学发展的规律。稍微有良知的科学家当然要找一个能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这导致了爱因斯坦等一大批犹太科学家及薛定谔等所谓雅利安科学家逃离纳粹国家。
刘苏里 ：这里应该区分两个概念——科学是0到1，科技则是1+N，如果把重点都放在1+N，很快就会被甩掉。0到1被封锁了，1+N也会被封锁，比如芯片就是1+N。
方在庆 ：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个是占领科技制高点，一个是解决卡脖子问题。卡脖子的问题不只是中国会遇到，任何后发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新的发展动力。技术可以追赶，比如原子弹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任何国家都可以造出来，关键在于发展核物理科学的动力。芯片也一样。
有新技术就可以避免被卡脖子。但技术和那些你看不到应用前景的科学基础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只有产出基础研究成果，才可能实现技术领域的应用，这些应用甚至连它们的发明者都没有想到。比如，当爱因斯坦被问到，按照他的公式，很小的质量有没有释放巨大能量的可能性，他一开始觉得不可能，尼尔斯·玻尔也说不可能。就比如，我们现在站在四五楼，但是下面没有建一二三楼，这是非常糟糕的。
02 竞争和交流，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催化剂
于铁军 ：我从核武器国际史的角度谈一下科学技术与国际竞争的关系，给大家提供一点理解浦洛基“核问题三部曲”的背景。
20世纪上半期，量子物理学大发展，进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国原子科学家之间的成果共享。一旦有重大发现，信息就会马上通过专业期刊和科学家网络迅速传递到其他科学家那儿，大家实际上共享一个无国界的科学共同体。但是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欧洲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纳粹德国排犹的浪潮下，这种田园式的科学共同体难以为继，尤其对于那些有犹太背景的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纷纷逃离德国和欧洲大陆，移民英国和北美，在那里继续寻找机会从事科研工作。
当时，人们认为拥有海森堡、奥托·哈恩等该领域世界顶级科学家的德国可能会最先造出核武器，毕竟最早通过实验发现铀核裂变现象的是哈恩和弗里茨·施特拉斯曼。这种担心促使利奥·西拉德和爱德华·特勒以爱因斯坦的名义，在1939年8月起草了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建议美国尽快开始研制核武器。
但实际上，之后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反应，当时这个领域最先进的研究在英国。1940年年初，流亡到英国的犹太裔奥地利科学家弗利施和德国科学家派尔斯就以少量的铀开发原子弹的可行性，撰写了一份备忘录（Frisch-Peierls Memorandum），英国随即在当年4月成立了代号为“莫德委员会”的原子弹开发机构。7月，该委员会提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计算出了大致用多少磅的铀-235能够造出一枚原子弹，并且基本确定3年内能制造出实物。
美国直到1941年10月，通过英国交给美方的《莫德委员会报告》，才开始真正重视起来，于1942年6月正式开启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到洛斯阿拉莫斯工区建成使用，已经是1943年年初的事情了。
在核武器研发方面，英国本来是走在前边的，但在纳粹德国的经常性空袭下，英国在国内难以找到安全的研发场所，加之缺乏资金及大规模的工业技术力量，所以只能选择和美国盟友合作，把前期的研究成果共享给美国。双方后来在1943年签订《魁北克协定》，规定两国永远不以原子武器来攻击对方，双方就开发原子弹展开合作，未经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对第三方使用原子弹，且永远不向第三方透露核技术等。之后，大批英国科学家实际参与了“曼哈顿工程”，为美国原子弹的成功开发作出了贡献。
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麦克马洪法案》，禁止与任何外国（包括英国）共享核技术。英国只能在1947年后自己重新研发原子弹。所以，国与国之间，即便像英美这样关系很铁的盟友，在核分享方面依然有很大的障碍。
“曼哈顿工程”集聚了6000多名科学家，开启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大科学”（big science）的研发模式，后来苏、英、中等国家在开发核武器的时候都采用了这种模式。“曼哈顿工程”的故事中有国际合作的成分，但更多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展开的。几个国家争先恐后，你追我赶。英、美担心德国先拥有核弹，于是合作研发，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也加入竞争行列，并且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开发原子弹的核大国。
“二战”后，“曼哈顿工程”结束，美国国内开始出现如何利用核能的大争论。但接踵而至的美苏冷战，又促使两国开始争先恐后地研发氢弹。这时两国之间没有合作，只有竞争。
方在庆 ：二战时英国做了测算，认为美国有财力制造原子弹，主要是铀-235的提炼。整个“曼哈顿工程”花费了20亿美元（一说是22亿美元），这里面90%的钱用来提炼铀-235、生产钚-238，1945年春战争快结束时，才凑够了足够数量的铀和钚。另一个是人，“曼哈顿工程”有6000名科学家参与，工人少说有十几万。
刘苏里 ：战争像催化剂，在竞争中加速了科学成果的转化。资金和人才也是重要的条件。还有一点，就是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交流，即相互合作。
03 竞争只存在于科技层面
刘苏里 ：科学没有国界，既共享，又有竞争。有和平一点的竞争，美国对华战略就有竞争这个维度；竞争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对抗。到了对抗这个阶段，合作、共享、无国界这件事情，其中的矛盾怎么处理呢？
方在庆 ：现在每个国家都认识到，科技的力量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力量，竞争不可避免。但这里的竞争更多的是指科技，科学上的竞争很难，更多的是科学原理上的合作。
于铁军 ：浦洛基的“核问题三部曲”中，有一部是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这场危机结束后，大家惊魂未定，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说，非常幸运这场危机在我们之间获得和平解决，但不知道以后碰到类似事件时，美苏之间还有没有这种幸运。基于这种想法，美苏之间开启了核军备控制谈判进程。1963年，美、苏、英三国达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竞争最激烈的战略核武器领域，反而成了两国合作最多的领域，这是从国际冲突转变为安全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但最想合作且最容易合作的，是各国科学家和学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冷战时期，美苏最先讨论和参与军备控制的，很多是两国重要的核科学家，因为他们知道氢弹条件下大国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美国重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有不少是核科学家创立的。中国后来从事国际军备控制事业的先驱者中，也有不少是核科学家。
04 危机的本质是失控
李晨 ：在当代书写古巴导弹危机的历史并不容易，对于作者的积累和造诣都有很高的要求。十年前国外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著作，虽然内容翔实，但过于关注边角料、花絮。浦洛基的《愚蠢的核弹》能够抓住重点，而且在史料运用方面也有新突破，他查阅近年在乌克兰解密的克格勃档案，使得它能够在操作层面为理解危机提供一些全新的视角。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派出的很多部队是从乌克兰出发的，通过乌克兰的档案，能够了解这些部队参与行动时的所思所想、遇到的问题以及处理方式，这很重要。很多人会关注危机中的高层决策者，但危机之所以是危机，就在于有很多因素是领导人没有办法掌控的。《愚蠢的核弹》关注了双方一线的很多情况，以及高层和基层之间的互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视角。
我们一般把古巴导弹危机视为核危机的典型，基于三个层面。第一是危机发生的时间——冷战初期美苏处在战略动员的阶段。第二，在战略层面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苏决策者对于核武器在战略当中产生的作用，期待还是很高的，对于对方的核武器也非常敏感。第三，在操作层面，当时也是美苏两国军队对核武器最依赖的阶段。从战略层面到操作层面，到处都有核因素。
战争与危机时刻的互动存在一些相似性。可以借助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的战争的“三位一体”，从政治决策者的目标设定、军队领导人对于成败可能性和概然性的琢磨、一线官兵和普通民众可能出现的情感的自然冲动三个角度来看。
苏联领导人在古巴部署导弹有其战略目标，虽然发现美国的反应之后苏联及时调整了目标，以避免战争为第一考虑，但是只要一有机会，苏联就想再往回捞一点，看能不能和美国做关于土耳其导弹基地的交换，这些调整推动了危机各阶段的演变。对于美国来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美国必须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去应对，但也逐渐意识到要避免战争。
至于军队的指挥员，他们考虑的是怎么打赢的问题。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军方高层重点关注的是通过什么样的空中打击甚至大规模的登陆，消灭苏联部署在古巴的核武器，他们的很多考虑是从战胜出发的，这就和领导人避免冲突的目标容易出现分歧。从苏军一线指挥员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聚精会神地应对阵地暴露、美国在古巴周边不断加强军事行动等情况，这涉及能不能击落在古巴领空侦察的美机，苏军在古巴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能不能用、什么情况下用等复杂问题。
基层官兵在危机中因为情绪被感染而出现冲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就体现出危机管控的难点。浦洛基的书关注苏军基层官兵，它强调，到了危机后期，一线部队的情绪和决策者的考虑已经开始脱节了，决策者想避免冲突，但是一线的苏军官兵在古巴全国上下群情激愤的特殊氛围下，认为战争很快就要打响，需要做好准备，甚至要主动出击。
那为什么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下决心尽快管控制危机呢？因为不管是美国方面还是苏联方面，在操作层面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控的情况。1962年10月27日，在古巴的苏军防空部队，在未经苏联决策者授权、违反驻古巴苏军司令相关命令的情况下打下美军U-2侦察机；美国的失控也差不多是同一天，另外一架U-2侦察机长时间误入苏联领空，苏军防空部队出动歼击机拦截。美苏的海上兵力也出现了对峙，美国的反潜力量和携带核鱼雷的苏联潜艇的对峙，缺乏有效沟通手段，也是很危险的。
危机不一定是领导人设定的目标造成的。如果领导人处于真空中，明确目标是避免冲突，危机似乎就该结束了。但是危机之中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组织所构成的庞大的战争机器，会给领导人管控危机带来各种障碍。苏联在古巴部署的5万官兵，来自各个军兵种。对庞大的军事体系来说，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之前的努力或者目标的调整无果而终，甚至适得其反。
我觉得，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案例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危机管控的艰难。后来，很多学者基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经验，提出了不少危机管控的理论。但是古巴导弹危机的经验提醒我们，危机管控的理论没有经过也很难通过重重危机的考验。所以，我们讨论危机管控的时候，必须强调危机的预防。要预防危机，大国就需要在战略层面调整目标，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刘苏里 ：浦洛基其实讲了一个问题，用一个词可以概括——危机管控。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与其管控危机，不如预防危机，别到危机出来之后再想办法，就像水坝一样，要决堤了再去加固，已经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