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华喆：《仪礼·昏礼》“问名”诸经说探赜——兼议礼教观念对于经说之影响
摘要：《仪礼·士昏礼》“六礼”有“问名”一节。郑玄认为“问名”目的在于询问女方姓名，归而占卜吉凶，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学者的疏解均不同于郑玄。清代大部分学者则将矛头直指郑玄，认为郑注有误。继郑玄之后，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之多。实际上，在如此纷繁的解说中，包括郑玄在内的学者们都受限于礼法名教，故此对“问名”衍生出多种认识。后世学者基于“妇讳不出门”的礼教观念，对郑玄注有不同程度上的误会，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作者简介：华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史。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教思想史（多卷本）”（项目编号：20&ZD030）之子课题“汉唐礼教思想史”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2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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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名”是《仪礼·士昏礼》所载“六礼”之一。关于“问名”礼义，郑玄解为“将归卜其吉凶”1。孔颖达、贾公彦则对郑注做出了不同阐发，孔颖达《礼记正义》认为“问名”是问女之母姓2，而贾公彦《仪礼疏》则强调“问名”在于“不必其主人之女”3，问的是女家主人姓氏。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时，已经注意到孔、贾二说之间的矛盾，但“未详孰是”。4后世学者如盛世佐，认为郑注有误，而孔、贾两说亦不成立，议论遂成纷然。5笔者考核众说，认为郑玄对于“问名”的解说，有综合三《礼》经文的考虑，而贾公彦试图说明郑玄的思路，却对郑玄存在误解。孔颖达则是附会六朝隋唐的婚礼实践作解，这才出现了彼此矛盾的不同经说。遂作此文，希望能够解开朱熹以来学者们的诸多疑惑，并请博雅君子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仪礼·士昏礼》记载，在夫妇同牢共食、妇见舅姑之前，先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按照《仪礼》经文节次，婿家使者即经文中之“宾”，在前往女家纳采结束之后，需要“宾执雁请问名”，是为问名。《仪礼·士昏礼》中“记”部分有宾主问答之辞：
问名曰：“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注】某，使者名也。谁氏者，谦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对曰：“吾子有命，且以备数而择之，某不敢辞。”【注】卒曰某氏，不记之者，明为主人之女。6
前者“问名”一节中经文称“请问名”，而《记》文中所载问辞则称“女为谁氏”，故此贾公彦根据郑玄之意，将经文解释为“言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不问三月之名”7。而对郑注“不必其主人之女”，贾疏则认为郑玄考虑的是“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养之，是谦不敢必其主人之女也”8。 有趣的是，在贾疏之前成书的孔颖达《礼记正义》，则对“问名”礼义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孔颖达将问名，视为问女之生母姓氏，构成了非常独特的理解。按照郑玄的意思，问名不止是问女方的名姓就算了，还要“将归卜其吉凶”，占卜得吉兆之后才会有下一步的纳吉之礼。由此可见，孔颖达的解说明显与郑注有违——如果将问名视为问母之姓氏，那么占卜女母姓氏吉凶的意义何在？孔颖达没有具体分析其中的道理，也就把这一疑问留给了后世学者。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注意到孔、贾二说不同的学者就是朱熹。他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引及孔疏之后说，“今按此说与《仪礼疏》义不同，未详孰是”。作为朱熹的嫡传弟子，杨复在《仪礼图》中也重复师说，认为“当考”9，然而并未做出辨析。到了清代学者盛世佐那里，接续朱熹的疑问，他干脆将批评的矛头直指郑玄，“注误以问名为问姓”，而对孔、贾二说各打五十大板：贾公彦“疏家主于护注，遂创为名有二种之说”，而孔颖达更不足论，“问女母之姓名何为哉？”10俞正燮、黄以周虽然不否定郑注，但亦不取孔、贾二说，黄氏更提出“问名即问字”“问字即问伯仲”11之说。那么孔、贾二说的不同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是否真如盛世佐和黄以周批评的那样，两说都有明显失误呢？盛世佐认为郑注即已把问名当作问姓来看待，郑玄的想法是否当真如此？这就需要我们一一深入解析。
二、孔、贾经说来源探析
在讨论孔、贾二说的不同来源之前，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尽管孔、贾二疏解释各不相同，但仍有内在的共通之处。实际上，孔、贾两家都不同意问名就是单纯问所嫁之女的名字。贾疏强调问名并不是要问女方的“三月之名”，所谓问名，实为问姓，意在确认嫁女出自；而孔疏也不认为问名应当如字面之义，而是要问母姓。这又是为什么呢？ 贾疏所谓女方的“三月之名”，是指子生三月之后，由生父为其命名之礼，具见《礼记·内则》。12但由于《礼记·曲礼》有“妇讳不出门”13之说，此时六礼仅仅进行到第二步，双方婚姻关系并未完全成立，贾公彦认为男方并不应该去打听女方的三月之名并进行占卜。故此不论是孔颖达还是贾公彦，他们都倾向于这里的问名不应当是问女方的名讳，只不过两人的结论稍有不同。其中贾疏就对“名”在此处的含义做出了区分，认为“名有二种”：
然以姓氏为名者，名有二种。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号之名，故孔安国注《尚书》以舜为名，郑君《目录》以曾子为姓名，亦据子为名，皆是名号为名者也。今以姓氏为名，亦名号之类也。14
贾疏把名字之名与名号之名区分开来，此举明显是为了兼顾“问名”与后面“记”中所载婚辞的“女为谁氏”，努力要把氏与名之间画上等号，将问名转变为问姓。然而仔细推敲，我们便会发现，贾疏认为问名之“名”为名号之意，以下援引《尚书》孔传与郑玄《礼记目录》，都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尚书》孔传认为“虞氏舜名”，据孔颖达《尚书正义》，郑玄与孔传看法一致。15然而经学家对此的理解普遍是舜为谥号，臣子以谥号为讳。也就是说，舜本为谥号，但在后来具有了名的效果，故此称名，是一个特殊现象。贾公彦以此作为名号称名的例子，稍微隔着一层，且与姓氏称名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接下来的郑玄《礼记目录》以曾子为姓名一例，覆案郑玄原文，具见孔颖达《礼记正义》所引：
按郑《目录》云：名为“曾子问”者，以其记所问多明于礼，故著姓名以显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参。此于《别录》属丧服。16
郑玄在此处称“著姓名”，并不可理解得太实。除去《曾子问》一篇是“著姓名以显之”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檀弓》篇的《目录》，也是“以其记人善于礼，故著姓名以显之”17。与此相对，《哀公问》则是“善其问礼，著谥显之也”18，类似的还有《文王世子》。小戴《礼记》中以人名篇的仅有这四篇，所以郑玄才用“著姓名以显之”与“著谥以显之”稍作区分。贾公彦却根据《曾子问》的个例，认为郑玄“据子为名”，配合上述“以舜为名”，得出了“名号为名”的结论，并进一步推导出“姓氏为名”，在逻辑上是比较勉强的。 比较而言，虽然贾疏似乎在结论上并不是那么可靠，但大体来说，贾疏仍然是在呼应与贴合经文、郑注进行解释。反观孔疏，则较贾疏更显迂曲，特别是其“问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的表述，看似与郑注“将归卜其吉凶”存在明显抵牾。孔疏这样立说的理据何在，如果只看经书注疏，就会彻底无从索解，然而我们却能从王朝婚礼实践中看到与此有关的记载。例如《宋书·礼志》中就记有晋穆帝升平元年（357），纳后何氏之事：
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正其礼。……次问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故安丰太守、关中侯叡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孔冑19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20
晋穆帝升平元年时刚刚十五岁，于是有议定纳后婚礼之事。众所周知，汉代所传《仪礼》主体是士礼，西汉中期的后仓才开始据《仪礼》推士礼至于天子。21正因为如此，后世所行的天子昏礼是以《士昏礼》为基本雏形，由礼学家设计出来的。既然士昏有六礼，则天子大婚，也需要先行六礼。天子所用六礼昏辞，需要有深于礼学者据《仪礼》昏辞来重新拟定。晋穆帝昏礼时，就由时任太常、有“王氏青箱学”之称的王彪之负责拟定天子昏辞22，即上述引文中的六礼版文。在问名一节中，他为何家主人何琦准备了一套繁复之极的答辞，从五代之上的高祖开始自述阀阅。然而在这段冗长的叙述中，我们必须注意到，何琦并不只是自报家门而已，在说明何氏世系之后，还加上了女方母系孔氏的情况，却唯独没有提到这位要出嫁的姑娘叫什么名字。这一情况恰好与孔颖达疏的记载相符。 在问名答辞中，既报自家本姓家世，又及母系姓族的情况，王彪之、何琦并非孤例。作为盛唐时代的国家礼典，《大唐开元礼》载天子纳后六礼版文，其中问名一节答辞云：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问臣名族。臣女夫妇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遗玄孙，先臣故某官之遗曾孙，先臣故某官之遗孙，先臣故某官之外孙女，年若干。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若女祖以上在，则直云某官臣之孙女等语。）23
《大唐开元礼》的六礼版答辞基本沿袭了王彪之的创作，此处同样是不遗母族，要说明“先臣故某官之外孙女”。以下还有《皇太子纳妃·问名》《亲王纳妃·问名》亦同24。也就是说，凡应对问名者，回答时不仅仅要报出己姓，还要说明母姓。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些答辞均有“臣某”“某氏”也就是父祖的名字及母亲的姓氏，却没有“臣女某”这样的表达，意即不提所嫁之女的名字，显然是上文王彪之答辞的衍生物。由此可见，问名时不答女名，这一习惯至少从东晋开始就已存在，并一直延续到了唐代。 以往经学研究者大多直面注疏，对于《宋书·礼志》与《大唐开元礼》的礼制记载重视不够；而当代礼制史研究者对于王朝礼制与礼俗的演变谙熟于心，却未免对孔、贾一系经学家们的讨论有所忽略，导致一直没有人留意注疏与《宋书·礼志》《大唐开元礼》三者之间的关系。吴丽娱先生在谈及《大唐开元礼》册后之源时，注意到《大唐开元礼·纳后》与王彪之六礼版文之间的关系，将何琦既述本族世系、又称女母世家的做法评述为“不仅表明皇室婚姻重阀阅，也为贵族炫耀家门提供了机会”，“六礼版的本质是门第联姻，不仅本族高贵，外祖家也必须有相当的阀阅，所以唐朝在继承六礼版文的同时，也就肯定了其婚姻门阀的内涵”。25吴丽娱先生的判断非常准确，但我想在这里补充的是，何琦兼称其侄女父母双方的阀阅，恐怕并不只是炫耀家门，展现外祖家的地位，其渊源很可能是时人对于问名礼义的理解。 据《宋书·礼志》所记，王彪之为晋穆帝所定婚礼仪制，其来源是咸康二年（336）太常华恒为晋成帝所定之礼，史称“汉魏遗事阙略者众，晋武、惠纳后，江左又无复仪注，故成帝纳杜后，太常华恒始与博士参定其仪”26。至穆帝年满十二，加元服之后，在永和十年（354）曾有台符问“六礼版文，旧称皇帝，今太后临朝，当何称？”27此处所谓的“旧称”，就是华恒在咸康二年所拟定的六礼版文。当时博士曹耽据《公羊传》“婚礼不称主人”，认为应当“母命诸父为主”，即以褚太后命穆帝诸父为主人。王彪之反对这一意见，至升平元年议定婚礼时，坚称“咸康华恒所上合于旧也。臣愚谓今纳后仪制，宜一依咸康故事”，最终“华恒所定六礼，云宜依汉旧及大晋已行之制，此恒犹识前事，故王彪之多从咸康”。28由此可见，王彪之所作的六礼版文，应当就是在华恒基础上更换了一些词句而已。那么何琦在应答问名时，兼称父母双方姓族的文句，恐怕在咸康二年华恒的答辞中就已然如此。如果考虑到华恒所定六礼，是有所谓前代“故事”作为基础的，何琦的应答方式恐怕是代表了相当长时间内，至少从魏晋以来，一般士人对于问名礼义的理解，即问名不仅是要问父姓，同时还要包括母姓，但并不包括女名。反过来我们再看《大唐开元礼》的记载，《皇太子纳妃》时，对于问名的回答是“臣某第几女某氏出”，这里的“某氏”岂不正好对应了《仪礼》问名中的“敢请女为谁氏”吗？所以从王彪之的六礼版文到《大唐开元礼》，大家对于问名的理解都是一般无二，不答以女名，但要答以父族，也要涉及母族。这样，我们再把孔颖达之说放置在这一脉络中来看待，就不再有丝毫的奇怪。孔颖达所谓“问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实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问名是在婿家已知女方父姓的情况下，还要问其女生母之姓。这一经说的来历，至少源自魏晋，而且有着晋唐时代国家礼典的背景。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表达虽不完整，但在唐初人看来，应当不会产生歧解。当然，随着后世民间实际行用礼俗的演变，《大唐开元礼》这类改造自经书系统的国家礼典并不具备现实约束力。至朱熹《家礼》中，已经将六礼减省至纳采、纳币、亲迎，问名不在其列。故此后世学者大多指摘孔疏问母姓之说莫名其妙，其实是不了解孔疏所言背后的来历所致。 孔颖达《礼记正义》大体是钞合皇侃、熊安生二家义疏，并依照自己的偏好略加删定所成。29孔疏对于问名的解说，应当出自皇侃疏。但问题在于，如果说晋人的国家礼典对问名的理解如此，而南朝学者的义疏亦如此，到唐修《五经正义》及国家颁布的礼典皆如此的话，为什么贾公彦的《仪礼疏》却没有提出问名包含母氏的问题呢？或许这与贾公彦《仪礼疏》的北朝背景有关，限于材料，我们无法做出更进一步的推测。然而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贾公彦的理解是否就代表了郑玄本意？这就是我们在下一节中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三、“问名”郑注本意蠡测
前面我们已经比较了孔、贾二说对问名礼义的不同阐发，并分析了其经说源头所在。简单来讲，贾疏本自经文及郑注，试图呼应郑注，认为问名就是问姓；孔疏则本自晋人故事，而晋人故事很可能亦有其自身的经说渊源，认为问名即问姓，而问姓包括了女方的父姓和母姓。单从结论来看，孔颖达、贾公彦二说并不完全冲突，而孔疏则更像是对贾疏的一种补充。但如果从经文与郑注的结构来看，两家经说就有比较大的差别。因为昏辞中在提问“敢请女为谁氏”时，孔疏认为对于“谁氏”的回答应当是父姓和母姓，而郑玄在这里的注是“不必其主人之女”，于是贾疏解作“恐非主人之女”云云。显然这里郑玄的理解与孔疏经说不同。那么郑玄对于问名的想法究竟如何？贾疏是否与郑玄之意吻合呢？ 郑玄本人在与问名有关的经注中，对于自己想法的表述是比较简单的。除了解释问名为“将归卜其吉凶”，以及“敢问女为谁氏”是“不必其主人之女”以外，没有其他的内容。针对郑玄完整意图的推敲，最重要的研究来自褚寅亮。褚寅亮留意到了《仪礼·士昏礼》“记”中有“问名，主人受雁还，西面对，宾受命，乃降”一句，郑注称“对宾以女名”。30据此，褚寅亮认为：
记“西面对”，注云“对宾以女名”，则孔氏颖达以为问母姓者，非矣。问名而以谁氏问，不敢斥言也。主人则直对以三月之名。此亦与卜得吉日而先请期于女氏之意同，所谓小让如伪。31
褚寅亮认为，昏辞中所问“女为谁氏”，虽然问的似乎不是名而是氏，但只是“不敢斥言”，实际主人还是以女子之名来回答，所以郑注才会认为主人应当“对宾以女名”。也就是说，其实郑玄还是认为，针对男方问名，女家主人仍然把女儿的名字告诉了对方。如果褚寅亮的推论无误，那么郑玄对待问名的看法就与贾公彦大相径庭。到底孰是孰非呢？女方的三月之名在问名这一阶段就告知给男家，又是否与《曲礼》“妇讳不出门”之说相抵牾呢？ 郑玄显然并不认为“妇讳不出门”是女性名讳不可传出门外，而是“妇亲远，于宫中言辟之”32，也就是母、妻等妇人之讳仅限于自己家中。至于男女双方在成亲之前，是否能够告知对方的三月之名，《礼记·曲礼》中有相关记载，郑玄亦有注：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注】见媒往来传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 非受币，不交不亲。【注】重别有礼，乃相缠固。33
男女双方在媒氏往来之后，就可以“相知姓名”。经文以下有“非受币，不交不亲”等，受币就是问名得吉，男方使臣纳吉之后进行的纳征。所谓“币”，就是纳征时男方准备的玄纁束帛。纳征之后，男女双方即可以有私下交往。由此我们可以反推，前面“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中的“行媒”，指的就是男方使者前来纳采、问名。郑注亦称“乃相知姓名”，意即问名时女家主人应以三月之名告知男方。郑玄似乎并没有考虑过，如果问名之后占卜不吉，婚姻之事无法继续，姑娘家的姓名还被外人知道了，是否有些不妥？因为一则经文明确记载，在男女行媒之后，是可以“相知名”的；二则经文并未明确强调，未出嫁之女的姓名，一定不可以为外人所知。如果完全不为人知，孔子母名徵在等，又是怎么著于经书之中的呢？黄以周提出的“妇讳不出门，名亦不出阃”34，这是包括孔颖达、贾公彦在内，绝大多数主张问名并非问三月之名的经学家们的基本出发点。可惜这一说法并没有直接的经文支持，只是他们自己的推论。相对而言，盛世佐认为“妇人不以名行之”的原因在于，“妇人无外事，故名不闻于人，非谓有名而不称也”35，则似乎要更加妥帖。 当然，贾公彦认为问名即问姓，固然是误解经文及郑注，却也有他自己的逻辑。由于下文昏辞所问是“敢请女为谁氏”，而郑玄注以“不必其主人之女”，这就使得贾公彦在误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因问名是为了占卜吉凶，而经文又作“谁氏”，于是贾公彦想到了《礼记·曲礼》有“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郑注称“为其近禽兽也。妾贱，或时非媵，取之于贱者，世无本系”。36古人要回避同姓为婚，故此遇到需要买不知世系之妾的情况，就必须通过占卜其姓得吉兆，来保证买妾这一行为可以进行。所以贾疏认为，郑玄强调“不敢必其主人之女”的原因是：
以其下达，乃纳采，则知女之姓矣。今乃更问主人“女为谁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养之，是谦不敢必其主人之女也。37
贾疏认为郑注的“不必其主人之女”，是考虑女家所嫁之女，有可能不是主人本人亲生，而是养女。这一说法乍看上去有点古怪，所以招致最多攻击。譬如盛世佐称“即收养为己女，亦当姓主人之姓，岂有养女仍以本姓姓之，而待请其姓？此尤非也。”38但实际上贾疏的逻辑在于，假使女家准备出嫁之女是主人养女，而养女所出不详，那岂不就略同于《礼记·曲礼》中提到的“买妾不知其姓”了吗？所以郑玄的“不敢必其主人之女”，就变成了为避免与主人养女存在同姓的可能，于是必须问名而占卜吉凶。这一结论正好又可以反证前面贾疏问名即问姓的合理性。所以我们不得不感叹，虽然贾疏的全部结论都误解了郑玄，从而走到了错误的方向，但如果考虑到主人养女不知所出的特殊情况，那么贾疏所论无疑也是有道理的。 这里贾公彦对于郑玄的“不必其主人之女”，当然存在严重的误解。以往学者中，对于郑玄此注解释比较准确的，当属清人俞正燮。他著有《问名义》一文，对郑玄此注有比较恰当的说明：
《左传》有云，先君之适若而人，及遗姑姊若而人，寡人之适若而人。姓则人所能辨，不必问，氏则所出不同，如秦穆纳女晋文，《史记》谓之宗女，则系出先君。其遗姑姊妹出于何人，当知其氏，故周人因古人问名之礼而问其氏。注云“不必其主人之女”，郑知周时女子不以名著，而求玉女者，但贵主人之姓，不敢定为主人所生之女也。39
俞正燮也认为夫妻婚姻未定之前，不应将女子三月之名告知男方，这与郑玄之意不合，我们姑且不论。由此俞正燮认为昏辞问“女为谁氏”并不像褚寅亮所谓“不敢斥言”，而真的就是在问女子所出之氏。理由在于《左传·襄公十二年》载周灵王求后于齐国事：
灵王求后于齐。齐侯问对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先王之礼辞有之。天子求后于诸侯，诸侯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则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40
晏桓子还记得天子纳后礼辞之遗文，其中区别了诸侯嫡女与妾生之女，以及无女有姊妹、姑姊妹的不同情况，“若而”即今天所谓若干之意。于是俞正燮推论问名中的“女为谁氏”，就是要弄清楚所嫁之女的出自，故此郑玄称“不必其主人之女”，即有可能是主人之姊妹或姑姊妹。 俞正燮针对郑玄“不必其主人之女”的理解方向当然是对的，但牵引《左传》，未免略见迂曲。其实郑玄所谓“不必其主人之女”，说的是主人代为婚主的情况，涉及范围远较《左传》所述为广。就以前引晋穆帝纳后一事来说，何家婚主为何琦，但所嫁之女并非何琦本人的女儿、姊妹或姑姊妹，而是何琦的侄女。由于何氏女父何准已经过世，所以何琦以伯父的身份代为婚主，在昏辞中自称“臣族女父母所生”，以显示何氏女另有父母，并非何琦夫妇之女。这才是郑玄认为“不必其主人之女”的最好实例。郑玄对此考虑非常精细，他认为问名并不仅仅是使者问到一个名字就匆匆回去占卜，还有试图确认所嫁之女与婚主关系的含义在内。在记文“敢请女为谁氏”之后，主人答辞称“吾子有命，且以备数而择之，某不敢辞”，郑注云“卒曰某氏，不记之者，明为主人之女”。41郑玄的意思就是说，主人还是将出嫁之女的名字告知了使者，记文中没有提到其他的内容，就是默认了是主人自嫁己女，而非代为婚主的情况。这样联系上下经文及郑注来看，我们对于郑玄的想法自然也就豁然贯通了。简言之，郑玄并不认为主人把未出阁之女的名字说与男方使者有任何不妥，问名就是男方前往女家求问所嫁女子三月之名，借“敢请女为谁氏”的发问，来确认女家所嫁女与女家主人的关系。 在明确了郑玄注意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贾公彦只是在形式上严守郑注，但并未把握到郑注的整体，仅凭自己的理解，认为问名并非问三月之名，只是问姓。孔颖达的基本理解与贾公彦是一致的，他也不认为问名是问三月之名，但他却特别指出问名需问女之母姓。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贾公彦问姓之说的补充，认为问姓不是只问父姓，亦当不遗母姓。结合王彪之六礼版文与孔、贾经说，我们可以认为，问名并非如其字面之义，是问女方的三月之名，而是问女方父母之姓，很可能是在魏晋之后兴起的经说。这一经说在两晋南北朝之后出现了不同发展，从而产生了孔、贾二种不同书写，但其本原仍与郑学明显不同。
四、余论：礼教与礼学
自从朱熹注意到孔颖达、贾公彦两家在“问名”解说中的分歧之后，两说如何折中取舍，又或另立新义，已经成为后世学者笺注《仪礼》时，难以绕过的一个难题。从结论来说，我们大体可以将学者们的经说分为五种：A.问名即问女方三月之名；B.问名即问女方父姓；C.问名即问女方父及母姓；D.问名即问字，或问女子伯仲；E.问女方父氏所出。郑玄持论的复杂性在于，他的经说中不仅含有A，还同时包含有E。这造成了学者们对郑玄的理解往往只集中在一点，而忽视另一部分。譬如说主张A的是盛世佐、褚寅亮、郑珍及曹元弼42，但却不涉及E。主张E的代表是俞正燮，却并未主张A。而贾公彦却将郑玄理解成了B，孔颖达则认为是C，姜兆锡、黄以周等人均为D，就彻底与郑玄的理解南辕北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问名的短短经文，就让学者产生了如此分歧，而且不管是支持郑玄者，还是反对郑玄者，都没有人能够做到完整地理解郑玄。我想其中的因素有二。其一为文本因素。由于贾疏附经而行，一部分学者未能切割贾疏与郑注之间的关系，往往认为贾疏就等于郑注，从而对郑注有诸多误解。比如盛世佐，他主张A说，与郑玄局部相同，但他却误以为郑玄主张的是B说，贾疏之所以会出错是因为受到了郑注的误导。于是当他判定郑注有误以后，自然无法妥善说明郑注“不敢必其主人之女”的含义，从而与郑注大异其趣。 其二为观念因素。有一部分学者已经充分意识到贾疏存在问题，但仍然被贾疏背后的观念所左右。比如俞正燮，他已经充分辨明了贾疏“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养之，是谦不敢必其主人之女也”的错误，从而准确把握到了郑注“不必其主人之女”的基本解释方向。但他同时也认为“然则士亦不名妻，今娶妇未定，在周礼不得先名之”43，等于还是认同了贾疏问名不问三月之名的想法，导致他的《问名义》仍有瑕疵。至于姜兆锡、黄以周的D说，都是在默认了问名不是问三月之名的同时，又刻意回避问名即问姓，从而产生出来的经说。再加上孔颖达《礼记正义》C说，以上B、C、D三说有共同的观念背景，其实可视为一类之下的不同变种。虽然看上去各不相同，学者对于郑注、贾疏的表面态度也各有差别，但其产生的基础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男女有别”的礼教观念让他们不希望在婚事未定的情况下，就让女子的名字传出家门之外。 由于这两重因素互相叠加影响，众多学者很难从诸多头绪中摆脱出来，将郑注、贾疏、孔疏一一切割开，弄清三者不同的来龙去脉。即使如郑珍、曹元弼等高举“尊郑”大旗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给人搔不到痒处之感。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围绕问名问题的讨论中，只有郑玄的理解才是对的，与郑玄不同者就一定错了。而是应当注意到，这一问题与如何理解郑玄学说密切相关。因为整个问题的基点，在于郑玄对经文做出了这样一种构想，而孔颖达、贾公彦在尝试阐述郑玄的构想时，基于礼教的观念误解了郑玄的想法，从而导出后来的进一步争论。此后的学者们想必都很头疼，他们必须在经书记载与礼教观念两者间平衡取舍——这背后有一个延伸出来的疑问：如果认同郑玄，完全按照经书文本作解，假如问名之后，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又或纳征之前，男女两方因为某些问题，婚姻之事不得不终止，最终无法达成“结两姓之好”的话，这位姑娘的三月之名就这么传到了外人耳中，这样真的好吗？ 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对于史家是否书写妇人之名，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在《越缦堂读书记·三老碑拓本》中，李慈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礼》云“内讳不出门”，西汉及六朝史家，间书妇人之名，然不悉出。惟范氏《后汉书》则《皇后纪》皆书后讳，其余妇人，亦多书名。《献帝伏皇后纪》载废后诏云“皇后寿”云云，可知当时诏策，皆书妇人之名，故此碑于妇人，皆记讳字。其两女亦有名，是为东汉之制无疑。44
所谓“其两女亦有名”，是因为《三老碑》中记其九子二女之名，故此李慈铭注意到东汉人不避妇人之名。其实不只是东汉，西汉很可能就已经有这一习惯，马王堆一号墓墓主轪侯利苍之妻的随葬品中即有印章为“妾辛追”，《史》《汉》中记载女性之名者亦不少。由此可知，在汉代礼教中，人们很可能并不像后代那么介意妇女闺名外传的问题。回头我们再看郑玄对于“妇讳不出门”的解释，他将此句理解为在外毋需讳妇人之名，这显然与后来人对于此句的理解大不相同，很可能就是不同时代之下礼教观念有所差异的结果。 所以对于郑玄来说，昏礼中的“问名”就根本不是问题，当然是问女三月之名，这在两汉人的礼教观念中就不是一个需要避忌的事情。但这种礼教观念显然在魏晋以后发生了转变。两晋以后之人对于男女之别看得更重，逐渐将“妇讳不出门”理解为外人不知妇人名讳。如此一来，昏礼中的“问名”应当如何解释，就出现了困难。后代学者面对礼教观念与经注间的冲突，他们必须找出一种调和的解释方式，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五类不同说法。而拥护郑玄者如郑珍，更是煞费苦心地说明，由于问名之前只是口头听说了女子的名字，现在需要更加详细的年甲、姓名、所出等信息，“极有不便置辞者，故惟借卜筮以为辞”。45其实占卜的事情早在问名之前就完成了，现在只是完成礼文节次而已。如果郑玄泉下有知，面对千余年后的本家晚辈如此回护，真不知道该做何想？我等后来者在面对“问名”如此纷纭众说，要理清学者们不同的思考脉络，必须要了解礼教观念在历史中的动态变化，方能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到经说衍成的基本要素。
注释
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四，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40页下栏。 2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六一，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1000页上栏。 3参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四《士昏礼》，第40页下栏。 4（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卷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4页。 5参见（清）胡培翚撰，（清）杨大堉补：《仪礼正义》卷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7-298页。 6(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六，第63页上栏。 7(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四，第40页下栏。 8(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六，第63页上栏。 9(4)（宋）杨复：《仪礼图》卷二，《通志堂经解》本，第2页a。 10(5)（清）盛世佐：《仪礼集编》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页b；又（清）胡培翚撰，（清）杨大堉补：《仪礼正义》卷三引，第297-298页。 11(6)参见（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三《问名义》，《俞正燮全集》，安徽：黄山书社，2005年，第113-114页；（清）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9页。 12(1)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二八，第535-536页。 13(2)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三，第59页上栏。 14(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四，第40页下栏。 15(4)参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一，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19页上栏。 16(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一八，第358页上栏。 17(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六，第109页上栏。 18(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五〇，第848页上栏。 19(1)案“孔胄”原作“胄”，据《晋书·礼志下》《通典·礼·嘉礼三》补入“孔”字。 20(2)《宋书》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7-338页。 21(3)参见《汉书》卷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0页。 22(4)参见《宋书》卷六〇，第1623-1624页。 23(5)（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九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 24(6)参见（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一一五，第539页。 25(1)吴丽娱：《兼融南北：〈大唐开元礼〉的册后之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第105-106页。 26(2)《宋书》卷一四，第336-337页。 27(3)（唐）杜佑：《通典》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37页。按此段记述不见于《宋书》及《晋书》。 28(4)《宋书》卷一四，第338页。 29(5)参见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41-384页。 30(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六，第60页下栏。 31(2)（清）褚寅亮：《仪礼管见》卷上之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58页下栏。 32(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三，第59页上栏。 33(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二，第37页上栏。 34(1)（清）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卷六，第249页。 35(2)（清）胡培翚撰，（清）杨大堉补：《仪礼正义》卷三引，第297页。 36(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二，第37页下栏。 37(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六，第63页上栏。 38(5)（清）胡培翚撰，（清）杨大堉补：《仪礼正义》卷三引，第297页。 39(6)（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三，《俞正燮全集》，第113-114页。 40(1)（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一，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548页下栏-549页上栏。 41(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六，第63页上栏。 42(1)关于郑珍与曹元弼二说，详参（清）郑珍著，黄万机等校点：《仪礼私笺》卷二，《郑珍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9-92页；（清）曹元弼著，周洪校点：《礼经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8页。 43(2)（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三，《俞正燮全集》，第113页。 44(1)（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81页。 45(2)（清）郑珍著，黄万机等校点：《仪礼私笺》卷二，第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