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读书笔记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

上洪业课时，“只要你掌握五个W，你就掌握了历史。五个W者，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也”【17】与劳幹和余逊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三人都不约而同欢喜赞叹，五体投地。当时想法有二：[一是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联想洪先生五个W之说，就觉得缺第六个更大的W即Why（为何），未免有不足之感了。当时另一点想法是，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18】第三部分谈到陈寅恪以后中古史领域的后续发展。

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关于陈寅恪去留，他说胡适因为政治上的关系非走不可，陈原可不走，但是对吃小米、离开美国药有担忧【37】王永兴的发言回忆，“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38-9】胡守为强调，陈寅恪研究“绝不以用秘本取胜，他所用的史料如唐史是新旧《唐书》、《通典》《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常见史料，陈先生高明处就在于从这些众人所见的史料中提出人们未能觉察的问题。”【43】池田温认为，“陈先生学问之特征，乃以传统国学为基本，一西洋近代语言、文献学为羽翼，深究中国中古史、诸民族关系史。……陈先生于青年时代留学欧美大约十余年，然而对于海外留学抱有反感”【44】汪荣祖把陈寅恪归于人文自言自语，“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46】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

学术与政治关系，强调学术不能迎合政治，陈拒绝为蒋介石写《唐太宗传》；治史以中古史为先；【52】治史应学习多种语言文字，但最有用的还是汉语文等【53】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

石泉在陈寅恪指导下做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陈寅恪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57】清流士大夫起伏盛衰与满族统治势力内部矛盾发展相关联【58-9】“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又谈到陈寅恪谈及学生运动，好的学生都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否认把日本天皇定为战犯【62】有点凸显陈政治态度与新中国的亲和。

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点滴回忆

同样强调陈与新政权的亲和，如去留问题是深思熟虑的，曾考虑过到北京去，对抗美援朝胜利给予很高评价【68】甚至说陈寅恪说存真理以为政治服务。【70】

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大体按照语言分类，唯一有史料价值的就是陈寅恪学过数学【85】

池田温：陈寅恪先生和日本

注意对陈寅恪论著中援引的日本著作的梳理。【118-126】

刘健明：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方法

认为陈寅恪对王国维三种方法的总结即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如引用敦煌出土史料证史，利用《何常碑墓》解释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的胜利；以《大云经》残卷女身受记为转轮圣王成佛教义说明武则天利用此佛教符谶作为篡唐符命，元稹、白居易常言及《心王头陀经》，感叹佛学造诣浅陋鄙薄【227】精通外语，比较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229】如讨论府兵制时指出唐代府兵史料虽多，但应参用日本《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推比补充，因为日本制度多仿唐制，而日本令的保存较完备【230】注意十三岁赴日读书，三十六岁由德归国，“长时期的留居外国，使他不单广泛阅读了西方重要的学术著作，了解了西方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扩阔了视野，从西方学术中吸收了不少营养，充实了学术研究的内容。”举例，《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谈及柏拉图理念，《柳如是别传》与亚里士多德悲剧比拟，《大乘义章书后》比拟奥古斯丁和帕斯卡尔等。【232】“寅恪先生治史，引用外来观念和方法的最显而易见的地方，是比较语言学的运用。”其次，“寅恪先生治史，颇注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此殆受西方宗教影响政治甚大所启发”【233】复次，“寅恪先生对隋唐氏族之研究，亦颇与德国浪漫时期的史家论中古史相近。”19世纪初日耳曼学者修正中古为黑暗时代的看法，认为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为衰落的国家输入流精力充沛、性格豪迈的民族，陈寅恪论胡族的活力注入中国，与赫尔德的思想联系【234】同上，陈寅恪注意阶级升降，受19、20世纪西方讨论社会阶级问题的影响【235】阿克顿【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