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益处
（本文发表于《上海书评》20240327，发表时题为《失控才是最恐怖的结局》。）
被誉为“恐怖之王”的斯蒂芬·金不仅以写恐怖小说见长，他对于“恐怖”相关的文艺作品乃至其所体现的社会心态亦颇有研究。1982年，他凭借评论作品《死之舞》（Danse Macabre）摘下雨果奖“非小说类奖”。有趣的是，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一个重要奖项。
在这部作品开篇，通过对两部科幻影片——1951年的《地球停转之日》与1957年的《地球大战飞碟》——进行比较，斯蒂芬·金指出了“恐怖”的源头：
《地球停转之日》是少数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地球大战飞碟》里的远古外星人是一种更常见的电影类型——恐怖秀——的使者。这里没有“这是给你们总统的礼物”这样的废话。他们只是来到卡纳维拉尔角的“天钩计划”基地，然后大打出手。在我看来，恐怖的种子正是埋在这两种理念的夹缝当中。如果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念之间存在一条力线，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恐怖就是在这里滋生的。（Stephen King，Danse Macabre，Everest House，1981，20-21页）
友善与威胁、馈赠与破坏、和平与战争——在斯蒂芬·金看来，恐怖正是滋生于这样互斥的理念并存所形成的力场当中。值得玩味的是，1957年美国的银幕正在上演“恐怖秀”，于现实则是冷战进入高潮——这一年苏联两度将人造卫星送入太空，美国自然不甘示弱，但年底“先锋号”却折戟沉沙。接下来，二者的角力导致了1958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1961年的猪湾事件，以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不同于世人往往将古巴导弹危机仅仅看做冷战中的重要事件，在《愚蠢的核弹》一书中，浦洛基有意从“核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倘若两位领导人对核武器有一种更傲慢的态度，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古巴导弹危机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382页）通过更全面的视角与细节性史料的更多应用，浦洛基论证了这一事件与人类历史上大多愚行并无不同，“他们几乎犯下了所能想到的每一个错误，几乎走错了每一步”（同上）；但最终阻止“事先张扬的战争”成真的，实际上是广岛与长崎的浩劫，以及发生在比基尼环礁和克什特姆等地的核事故所展示的恐怖。恐怖滋生于互斥力场，使角力持续，但也能确保克制；若恐怖被更愚蠢、更盲目的领导人无视，恐怕会导致失控——失控才是最恐怖的结局。
从《八月炮火》到《愚政进行曲》
《愚蠢的核弹》这部古巴导弹危机新史之“新”，首先体现在叙事框架的拓展。不同于将视角更多局限于美国一方，进而把这一事件处理成“危机—应对”案例模型的惯常做法（如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与菲利普·泽利科合著的名作《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浦洛基兼顾了美、苏、古巴三方视角，同时增添了更多细节，从而方便读者从历史而非案例的角度理解这一事件——历史是真实人物演出的故事，而案例更像“角色扮演”。
从呈现“套路”到复原真实，细节必不可少。对于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约翰·肯尼迪，人们通常将他看做力挽狂澜的决策者，而浦洛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约翰·肯尼迪十分警惕因误读对手意图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他对巴巴拉·塔奇曼的普利策获奖作品《八月炮火》尤为推崇。”（第5页）他不仅将这本书送给身边的朋友以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军指挥官，还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评论当时尚未完结的柏林危机时谈到了这本书，“‘通过阅读一本讲述战争历史的书籍，我不禁感叹，沟通失败、误解和相互挑衅在导致开战的重大事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肯尼迪所说的书就是巴巴拉·塔奇曼近期出版的《八月炮火》”（113页）。
尽管肯尼迪有避免误读对方意图的自觉性，但他实际上并未做到。正如《八月炮火》中德国元帅施里芬无法理解比利时人的抵抗意图和俄国人的动员能力，法国元帅霞飞亦不能理解德军的攻击重点，肯尼迪对于赫鲁晓夫的行事逻辑始终一头雾水。然而讽刺的是，答案其实就在他的鼻子底下——或者说，被他抛在自己“脑后”：
随着讨论的推进，肯尼迪又开始纠结于赫鲁晓夫为何要这么做。几分钟后，他再次问道：“如果不能提高他们的战略实力，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苏联专家能告诉我？”肯尼迪刚抛出问题，紧接着又说:“就跟我们突然要开始在土耳其部署大量中程弹道导弹一样。我觉得这么做太他妈危险了。”这时，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插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们确实部署了。”（154页）
赫鲁晓夫的动机很简单：在力量不足时确保威胁——与五年前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如出一辙。然而牢记需要尽可能理解对方意图的肯尼迪，也许忘记了理解他者最直接的办法是换位思考。他和他的幕僚们并不认为苏联与美国有何相似之处，哪怕是五年前的美国。大概根本上，他们并不愿意承认那是“自身”的一部分。毕竟，他们是“出类拔萃之辈”，到华盛顿就是为了把只会打高尔夫球的老一辈政客甩在身后，“与此相反，新人们都是强悍的人——‘硬骨头的现实主义者’，这个名词往往用作对他们的称呼，这也是他们自己选定的对自己的描绘”（[美]戴维·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齐沛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71页）。政治经验的割裂导致盲目——其实此前的猪湾事件已经暴露出“新人”渴望证明自己的同时依然在走目中无人的老路。当他们日后在越战中越陷越深，这一点也将进一步体现。
于是仍然很讽刺，肯尼迪最终也被他喜爱的作者巴巴拉·塔奇曼写进了书里，成为历史的教训之一。在1984年出版的《愚政进行曲》中，肯尼迪压轴登场。塔奇曼在这部作品的最后一章分析了“出类拔萃之辈”相较于艾森豪威尔时期战争政策的转变。肯尼迪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倾心于“对战争的理性管理”，相信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受理性约束的时代，“然而，事物的另一面却被遗漏了。战争是具有两面性的……麦克纳马拉并不太了解人性因素，人类行为有时并不是理性的，它们荒诞怪异，难以捉摸，因此没有成为分析考量的要素”（[美]巴巴拉·塔奇曼，《愚政进行曲》：孟庆亮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282页）。
仅从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来看，肯尼迪最终的确让事件峰回路转，但促成这一结局却并非他的理性或是热爱阅读的好习惯，而仅仅是他在那十三天的举棋不定释放了更多偶然。事后来看，这些偶然稍有差池，都将导致这一事件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这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的有意为之。
权力的新悖论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倒从未以“理性主义者”自居。他喜欢标榜自己的热情与机智，而古巴导弹危机的起因正是他的灵机一动：
根据他的儿子谢尔盖回忆，赫鲁晓夫在瓦尔纳的一个海滨公园散步时，突然灵光一现:他要对美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苏联的核导弹部署在古巴海岸。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访问保加利亚期间，我萌生了在古巴部署核弹的想法。”这似乎可以同时解决他面临的两个问题，既能保护古巴，又能缩小与美国间的导弹实力差距。“赫鲁晓夫的想象力很丰富，当被某个想法吸引住时，他便会把这个想法的实施看作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的简单方法，一种‘包治百病’的方法。”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助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道。（62页）
赫鲁晓夫从一开始便在凭借偶然性行事。但与肯尼迪不同，他的偶然由于权力的惯性注定会成为实然。要把导弹布置在古巴，存在两个难点：一是需要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的同意，二是古巴的地形是否能够隐藏导弹基地。尽管卡斯特罗最初对这个提议并不感冒，但出于“道德、政治和国际道义”（76页）立场的考量让他接受了这一提议。于是苏方代表比留佐夫元帅便确信一切障碍皆被扫清——尽管“实地考察之后，比留佐夫当然知道古巴的棕榈树不可能隐藏占地数百平方米的导弹设施，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77页）——既然双方的权力者都已点头，客观困难似乎便不值一提。
这场危机的结局，在此刻其实已经埋下伏笔：美方注定会早早发觉苏方在古巴的动向，并采取行动，于是它只持续了短短十三天。但也正是因为底牌暴露得太快，双方早早便开始剑拔弩张，这十三天从一开始便充满戏剧性——以及盲目和失误。譬如10月24日肯尼迪终于下定决心，在晨会上下令追击苏联船只，“然而他不知道早在24小时之前这些船只就已经改变了航向，驶离了古巴”（203页）；再如日后赫鲁晓夫吹嘘的这一事件中苏方的“战功”——击落美方一架U-2侦察机，实际上也是一系列混乱指令的偶然结果（见262-263页）。哪怕是到危机收场时，“乌龙”仍未停止。当双方已经“谈妥”，莫斯科方面却得到情报，称肯尼迪将再次通过电视发表全国演讲，迫使赫鲁晓夫临时决定把他给肯尼迪的信公之于众。然而实际上，“苏联军方特工获得的情报实际上是肯尼迪10月22日演说的一次重播……如果肯尼迪想在星期天（10月28日）发表电视演讲，他也不会定在上午9点，因为那是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的日子”（310页）。
所以尽管对于古巴导弹危机，最常被提及的描述也许是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眼对眼”，但真实情况也许是双方都在“盲人摸象”。不过肯尼迪的理性主义还是让他把握到了些许真相。在几个月前评论柏林危机时他便指出，“那些要以西柏林争端为借口发动战争的人，应该回想一下这句名言——‘制造恐惧的人也无法摆脱恐惧’”（33页）。一切的起点——赫鲁晓夫的灵机一动，只是让他暂时摆脱了危机，但更深层次的恐惧依然留在他这一边。于是当肯尼迪终于记起美方在土耳其的导弹，并把这一筹码放上谈判桌，他很快便选择妥协。只是这一妥协令他颜面尽失，他的“失败”甚至令一些人开始怀念“钢铁领袖”斯大林。如果斯蒂芬·科特金的结论成立——“不论是好是坏，历史都是那些永不放弃的人创造的”（[美]斯蒂芬·科特金，《斯大林：权力的悖论》：李晓江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年，964页），那么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妥协与随即失势或许代表了权力的一种新悖论——一旦它进入惯性状态，试图“修正”，反而意味着破坏。
加勒比的孤儿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便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一连数日，不但差点把全世界投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火，事实上也把双方的高层决策人士吓得清醒过来，一时之间，总算变得比较具有理性了。”（[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麦田出版，1996年，343页）霍氏的总结可谓切中肯綮，也正因如此，这场危机对这两个大国而言其实并无输赢之分。美苏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在共同的恐惧——核战争——面前相对适时且体面地收手了。尽管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在不久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其实与这场危机关系不大——就算它是落在他们背上的稻草，也绝不是最后一根。
但仍有深受挫败之人。“几十年后，卡斯特罗回忆起自己与同志们在得知莫斯科电台播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时的反应，他说：‘当时我们全体国民都满心愤慨，而不是觉得宽慰。’”（324页）在通过古巴一家报纸总编——而非任何一位政治人物——得知美苏双方达成协议后两天，卡斯特罗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会面中大发雷霆：
吴丹以刚果（金）政府为例，试图反驳卡斯特罗有关国家主权的观点[刚果（金）曾邀请联合国工作人员进入该国]。听到这里卡斯特罗愤怒地回击道:“刚果（金）做出这一决定的人已经死了！被埋葬了！”他指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他于1961年1月被西方力量支持的反对派杀害，而当时联合国维和军队就驻扎在刚果（金）。卡斯特罗拒绝了吴丹的请求，不但不接受联合国针对导弹基地的核查，而且不同意在古巴港口核查运载武器返回苏联的船只。这次会议最终没有达成共识。卡斯特罗一直在讲国家主权和羞辱，吴丹则始终在谈对国际和平的威胁。（333页）
吴丹与卡斯特罗的争论，或许会让人联想到纽伦堡审判中关于“危害人类罪”与“灭绝种族罪”的争论。在融合公共历史与家族秘史的出色作品《东西街：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起源》中，作者菲利普·桑兹讨论了当时两位法学家——主张以“危害人类罪”为纳粹分子定罪的劳特派特与主张“灭绝种族罪”的莱特金——面对“法律如何有助于防止大规模杀戮”这一根本问题的分歧。在劳特派特看来，“危害人类罪”即包含了对群体的保护——强调对群体的保护反而会强化部落主义；但莱特金认为劳特派特的想法“未免有些天真，忽视了冲突和暴力的现实：个体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是特定群体的成员，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体特质”（[英]菲利普·桑兹，《东西街：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起源》：吴晓筠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341-342页）。同样地，吴丹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立场令他必然要强调“国际和平”，这一立场的无力显而易见；而就像纽伦堡的判词中最终并未出现“种族灭绝”，持有更现实主张的卡斯特罗也和莱特金一样，只能接受惨败的结局。
由浦洛基的角度，从《原子与灰烬》到《切尔诺贝利》，再到这部《愚蠢的核弹》，对“核”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确保他能够提出足够有益的警世之言——“今天，我们仿佛回到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的状态，用丘吉尔在20世纪5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缺乏广泛认同的‘恐怖均势’（balance of terror）”（385页）。恐怖有其益处，但人类的想象力若能更丰富则更好：在恐惧一场危及所有人的浩劫的基础上，那些危害一个区域、一群人的灾难同样值得害怕。如果我们无力想象他方的恐怖图景，那么它迟早会降临到我们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