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 从乡村到都市：以生产方式为视轴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
从乡村到都市：以生产方式为视轴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
——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解读
作者简介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要
在从乡村社会学研究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中，列斐伏尔发现不同于基于大自然物理空间的乡村田野和住宅，城市建筑、街道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以交换逻辑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市化实践，这正是他自己所关心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直接基础。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列斐伏尔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坚持生产方式的原则，但又特别想让人们从关注生产方式的历时性发展进程，转换到对生产方式共时性空间关系场境的关注。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中生成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在今天，就是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空间。
关键词
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历史唯物主义；都市社会
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列斐伏尔[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人物，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批判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他在1970年出版的《都市革命》（La Réuolution Uaine）[2]一书中提出的都市化问题，很快就成为其理论逻辑中爆发出来的一次重要转折，即从日常生活批判向“都市革命”的过渡。因为，这种所谓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资产阶级现代性日常生活生成的根源。在社会学研究层面上，这也是他从乡村社会学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变。
一、从乡村社会学到城市社会批判话语的转换
列斐伏尔思考都市问题的尝试，是紧接着《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书开始的。这一新的理论起点，也就是他关于城市--都市问题系列研究的首部论著--《进入城市的权利》（Le Droi àla ville.1968）[3]。列斐伏尔以乡村社会学研究起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身份关注法国农业与农民问题。列斐伏尔从1941年到1952年对乡村社会学开展了许多专题性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关于比利牛斯山西部乡村问题的博士论文，即《康庞山谷》（Lavallée de Campan：lude de Sociologie Urale，1963）。1960年，列斐伏尔在《社会学评论》（Revue Fancaise de Sociologie）第1期上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些新的问题：（1）家庭框架下的需求研究（母亲如何看待儿童的需要、日常生活的社会学、需求理论、研究家庭框架中的需求）；（2）城市的诞生；（3）有关乡村的专门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将“走向城市社会学”或者“一个日常生活社会学的进化的关键点”。其中，我们不难看到列斐伏尔社会研究对象的转移。在1970年出版的《从乡村到都市》（Du Rural àl'Urbain）[4]一书中，他的理论关注明确开始从乡村社会学转向城市社会学中的都市问题研究。
首先，如果我们去阅读列斐伏尔这些关于社会学研究的文本，可以体知到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关注，它既不同于英美社会学研究中那种纯粹的田野实证，也不完全同质于德法反思社会学的批判逻辑。我觉得，列斐伏尔的社会学研究的确是受到了马克思方法论的直接影响。比如，他在考察乡村社会发展中提出的双重复杂性，即“一种我们称之为'水平的’（horizonta），另一种我们称之为'垂直的’（vertical），但是二者又是历史的（historical）--‘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5]。这里所谓的水平式的观察，是指农业生产中同一种生产方式的不同发展状况，而垂直的观察则是不同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的空间并存，二者却都是历史和现实的。这显然不单纯是社会学的方法了。也是在这种自觉抵制乡村社会学中的非历史（non-historical）态度中，他提出了除去基础性的“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之外，还要采取“回溯--分析”（analytico-regressive）和“历史的一发生”（historico-genetic）的前进分析[6]，比如佃农在封建生产关系中的历史缘起，以及其逐渐消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过程。这可能是列斐伏尔早期生成自己特有的回溯--前进分析法的尝试。在这些明确带有哲学痕迹的方法指导下，列斐伏尔手中乡村社会学的总体图景也就超出了实证的观察。
这一总体图景（tableau d'ensemble）包括矛盾（尤其是在整个历史中，大规模和小型农业之间的激烈斗争）、意识形态（土地神话、民间传统等的残余）和结构（村庄、农民家庭等）领域的残余。从这幅概貌中，我们得到了农村社会学研究或手册的大纲。它必须从调查当前的集体和最近的（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capilaliste et collectiviste）结构和（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全球市场等开始。它将涉及研究土地共同体的统一、解体、生存和复苏，强调从血缘关系到领土关系的运动（后者在冲突中出现了胜利的胜利，也强调了分化、等级制度、接近关系等）。[7]
显然，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是无法创制出这种关于乡村社会历史发展宏大图景的。列斐伏尔的这一研究从农业生产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捕捉到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识形态结构，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典范。这一关系，列斐伏尔后来通过《马克思与社会学》（Socinlogie de Marx，1966）等论著给予了直接说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列斐伏尔的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并行于他在日常生活批判里认同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话语的。
其次，从乡村社会学研究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在这种研究领域的改变中，列斐伏尔发现，不同于基于大自然物理空间的乡村田野和住宅，城市建筑，街道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以交换逻辑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市化实践，这正是他自己所关心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直接基础，也必然促使列斐伏尔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现象，这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中重大思想实验的理论前提。可以看到，在1967年发表的《进入城市的权利》一文中，列斐伏尔在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里，已经提出了他之后在细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所关注的形式，功能与结构问题，他说：
理论思维将不得不正视自身以重新定义城市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形式、功能与结构fonnes，fonctions，sructures）以及都市社会所固有的社会需要。到目前为止，只有那些被所谓的消费社会（消费被控制的官僚制社会，la sociélébureaucratique de consommation dirigée）所激发的个人需求得到了详细考察而且被操纵，但是它们却没有得到详细的理解与认识。[8]
可以看到，进入到城市问题研究之后，列斐伏尔非常迅速地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批判理论逻辑，特别是将日常生活批判的思考整合起来，城市空间正是他所指认的la sociélébureaucratique de consommation dirigée（消费被控制的官僚制社会）发生资产阶级统治和奴役关系的地方，这当然有助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入思考。但他也明确指认说，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已经不再依托于“古典人本主义（humanism eclassique）”，而将是一种面对现代城市空间中日常生活批判的“新人本主义（nouvel humanisme），一种新的实践（nouvelle praxis），一个都市社会的新人”[9]。这表明，列斐伏尔仍然坚持人本主义，固然这种人本主义关注了“都市社会的新人”。
第一，乡村社会学与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异。列斐伏尔指出，原先的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大多还是基于自然条件“在农村海洋之中几乎是零星地散布着几座城市，乡村社会是（现在仍旧是）一个匮乏和贫穷的社会，一个需要被接受或者拒绝的社会，一个用禁令管理，调节困苦的社会。它也是一个节日的（fete）、充满庆祝活动的社会”[10]。也就是说，乡村生活固然还保留着喜庆瞬间的节日，生活还有着与自然相关联的质朴性，但其根基还是专制式的禁令统治下“匮乏和贫穷”生活。而转到城市社会学研究层面上来，它所面对的资产阶级的现代城市生活，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反自然”的工业化生产的结果。并且，现代城市生产了一种对乡村的统治关系，城市破坏了乡村的自然，在资产阶级城市建立的“殖民（colonisée）统治下，农村失去了农民生活的品质、特征与独特魅力”[11]。这里的殖民统治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它说明工业化和商业化的资产阶级城市中心对自然乡村的支配和盘剥关系，最终，乡村会变为城市中心的边缘性附庸。对于这一点，哈维曾经评论说，在列斐伏尔那里，“城市和乡村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农民消失了，乡村正在城市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采用一种新的消费主义方式（周末和度假的选择由原来的乡村变为草木葱茏，蔓延扩展出的郊区），在农产品对城市市场的供应上，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至上的方式（与其对立的是自我维持的农民式农业生产）”[12]。
第二，现代城市对乡村的奴役关系。列斐伏尔认为，在资产阶级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生活中的自然被彻底破坏，沦落为供城市人休闲娱乐的可变卖的商品。列斐伏尔说：
自然进入交换价值（valeur d'échange）成为了商品可以被买卖。这种“自然性”（naturalité）是被仿制的，被商业化所破坏，并且可以在工业化与制度上有组织的休闲活动中进行交易。“自然”或者它所传递的东西，以及它赖以生存的东西变成了休闲消遣的贫民窟，成为了快乐的隔离之地，变成了创造性退隐的地方。[13]
本质上看，这也是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胜利，因为在工业生产中，人类第一次改变了自然物质存在的方式，并且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原先乡村生活所依托的自然空间和物质通通被商品交换的原则所浸润。
第三，资产阶级城市生活本身发生的奴役关系。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城市对乡村的殖民关系并非是所有城市人对乡下人的奴役，因为在资产阶级商业化了的城市生活中，仍然存在着统治世界的资产阶级和贫民窟中的被压迫阶级：一是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新资产阶级贵族（nouvelle aristocratie bourgeoise）”，“他们从一个大酒店到另一个大酒店，或者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从游艇上指挥着舰队或者整个国家。他们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14]。这些资产阶级的新贵，才是真正殖民乡村、奴役城市无产阶级的统治者。二是城市中也生活着创造了财富却沦落为被统治阶级统治的劳动者。并且，资产阶级蛊惑被压迫阶级并让他们沉溺在殖民化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只能去睁大了眼睛去理解每天的日常生活：从自己家里跑到车站、近或远的地方、到拥挤的地下火车，办公室或工厂，而晚上又原路返回家休息以便能够在第天可以重新开始”[15]。这当然是一种异化了的城市日常生活。由此，列斐伏尔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与日常生活批判统一了起来。
最后，列斐伏尔提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都市革命”计划，这也体现为一种全新的“进入城市的权利”，它将是乡村对城市殖民统治的反抗，也是城市边缘地带向支配中心的进军。“都市革命”将通过建立一个“新城市以及城市新生活”，实现对资产阶级的“都市动物（1'animal ubain）的克服和超越，它趋向一种多价的（polyvalent）、多重知觉的（polysensorial），能够与世界（环境及其自身）保持复杂与透明的关系的都市人类（1'homme urbain）”[16]。如果要实现这种新型的“都市革命”，就必须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发生的一切。这就是之后《都市革命》一书的主要任务。
其三，城市--都市空间研究的新路径。也因为资产阶级创造的城市空间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社会空间中的自然存在，列斐伏尔意识到自己的社会研究方式应该会有大的改变。我们在列斐伏尔为文集《独栋住宅》（1996）撰写的序言中，可以初步看到这种探索。在这篇文章中，列斐伏尔明确提出反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posiivisme sociologique）”，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它集聚和堆积着各种事实，并且称自己是‘操作性的（opératoire）’。的确，它是的，它的模型以及概念都是以此方式获得了发展，以便以最低的（时间、空间、金钱和思想，de temps，d'espace，d'argent etde pensée）成本保证快速的应用”[17]。这是对的。实证主义最大的优点，就是便于资产阶级金钱效用性的应用。与实证主义的态度相反，列斐伏尔明确提出在观察城市建筑时，要更加深人地理解城市空间中发生的非直观的社会关系场境本质。在这里，列斐伏尔以巴什拉和海德格尔关于人类栖居的本真性状态为视轴，展现了以居住为聚焦点进入城市生活的一种新的空间分析方法。在这种超出实证观察的哲学思考中，他要求我们从城市建筑的物性实在中，透视出日常生活居住现象里社会生产关系的存在。他说，“一间棚屋和一所独栋住宅之间的相似性不应该被用来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居住（habiter）已经根据那些总体（totalités），即构成文化、文明以及一个世界规模的社会的总体：即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结构和上层建筑（les rapports et modes de production，le sstructures et superstructures）被改变了”[18]。这是非常深刻的内嵌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下子，就使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大大超出了巴什拉和海德格尔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玄思构境。列斐伏尔分析说，棚屋和独栋住宅，看起来都是人居住的建筑实体，然而这里面可居住的“相似性”中却存在着不同的建筑空间句法，体现了人们在生产关系场境中的不同生活存在。这也意味着，在城市空间存在中，作为日常生活十分重要的居住，并不等于可见的房屋，人的“居住在由一系列的建造物、产品和物（choses）构成的次体系中客观地（obiectivement）表现自己：住房、城市和都市区域”[19]。人的居住活动，并不等于人的肉身与建筑物的实在，而是在物性建筑中人的生命活动实现出来的空间关系场境存在。列斐伏尔发现，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城市生活中，出现了一种乡村自然空间中没有的新式社会空间，城市物性建筑中发生着特定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比如，在一个东方伊斯兰教的国家中“每一个城市的功能即交换和交流的地方，发生在一个富有意义的、同时又具有经济的和政治活动的功能（fonctions économiqueset poliiques）的建筑物里面，在一个围绕着它的纪念碑、它们的信仰和（主要是清真）寺院的近似的统一的地方”[20]。这是说，物性建筑与特定的神性编码，生成着特殊的神性生活空间。而在欧洲的现代城市建筑中，则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
再回到这篇序言讨论的现代资产阶级城市空间中出现的独栋住宅（pavillon）问题上来，列斐伏尔的具体分析是会让人眼睛一亮的。他说，在现代资产阶级城市建设中，与集体群居的公寓楼群不同，也有着可以使人能够“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的住宅，这就是独栋住宅。在这种独栋住宅中，栖居其中的人可能“能够根据自己的体验（tastes）、爱好、和某种可塑的方式去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因为，“独立住宅的空间（1'espace pavilonnaire）允许家庭及其成员某种程度自由地取用（appropniation）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们能在现存的空间的基础上改变、增加或者减少，重叠他们自己的观念（符号、组织）。因此，他们的环境获得了他们自己赋予的意义”[21]。在这里，生活在独栋住宅中的人们，可以摆脱所有外部生活条件的制约，自由地依生活需要组织和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里，我们看到列斐伏尔刻意使用了自己在《现代性导论》中确证的重要的概念，即作为本真性使用状态中的appropriaton（取用）。依他的解释，这是马克思面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种应该具有的本真性态度[22]。一是它不同于通常人对自然关系中的支配关系，“取用并不破坏自然，而是去改变它——现存的身体与生物生命，将时间与空间——转化成为人类性质（bienshumains）。取用是目标，是方向，是社会生活的目的”[23]。二是不同于商业逻辑中的空间被变卖的交换关系，这个取用，接近物品和空间的使用价值。比如，我们在街道中正常的行走，这是对通道空间的取用，而如果我们在商业中心的展示拱廊街上驻足观望，那则是商业空间的变卖。那么，依这一逻辑构序线索，在城市空间中的独栋住宅中，那里的人，似乎脱离了支配和交换关系，实现了某种空间取用关系场境中的“诗意地栖居”。但列斐伏尔立刻透视说，其实，这种独栋住宅的取用关系和“诗意地栖居”实为一种空间意识形态。
独栋住宅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表明，财产和财产所有者的意识可能与别的意识形式（尤其是阶级意识，在大多数业主是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形成冲突。很多时候，这种冲突都处于潜在的状态。但是它仍旧在发挥着作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矛盾变成了穷人-富人或者弱小-强大（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对立。[24]
这是说，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在独栋住宅中实现“诗意地栖居”的人，只能是拥有财富的资产阶级，独栋住宅与公寓都是城市建筑物，但在社会空间中实现和再生产的生产关系却完全不同的。所以，独栋住宅现象并不是“纯粹的住宅”，而是一种特定社会空间中存在的社会关系场境。这是一个有趣且深刻的空间关系分析个案。
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与剩余价值的在场
在《都市革命》一书的开始，列斐伏尔提出了我们正在遭遇一个“完全都市化的社会”（l'urbanisation complète de la socieé）的观点。他专门交待说，自己不再用已经在《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批判性地证伪过的“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丰裕社会、休闲社会以及消费社会”（de sociétépost-industrielle，de sociététechnicienne，de sociéte d'abondance，de loisirs，de consommation）等概念来表征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并非将都市社会当作一种已经完成的“即成现实”，他认为，按照不同于演绎归纳的“传导法（transduction）（对可能存在的对象的反思）”[25]，都市社会更多地会是一种将要发生的“趋势、方向和潜在性”（latendance，l'orientation，la virtualité）[26]。这个传导法，列斐伏尔是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启用的。在那里，他将这个tansduction视作与逻辑归纳法不同的基于可能性的逻辑方法。比如，日常性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传导。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1969）一书第二版的序言中，他专门这样说明：“除了演绎（déduction）和归纳，辩证而深入的方法论应该展现出一些新的方法，例如传导，这是思维过程对一个虚拟对象进行的构建与实现。它应该是一种关于可能和（或）不可能对象的逻辑”[27]。这也就是说，列斐伏尔此时眼中的都市社会，目前只是资本主义城市化实践发展的方向和潜在因素。他还特意说明，都市社会的讨论，并不妨碍自己不久前刚刚提出的关于“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sociétébureaucratique de consommation dirigée）的批判性分析，后者是主体向度中对现代资产阶级消费意识形态的政治分析。而前者则是客观向度中这种新型消费意识形态生成的社会关系场境。这是一个重要的关联性说明列斐伏尔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这种观察社会历史进程的客体向度中开始的。
正是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专门交待了自己在方法论上实现的转变。首先，列斐伏尔特意交待说，他这里的讨论与分析，“从表面上看，我好像在描述和分析城市的起源及其变化与转型这个客体（object）。但是，我的初衷是一个潜在的对象（1'objet virtuel），我用它来描述时空轴（l'axe spatio-temporel）”[28]。列斐伏尔在这里的说明是十分关键的。一是因为，他不是在“城市科学”的层次上讨论作为客体存在的城市，而是从哲学上捕捉到一个人们长期以来都忽略的社会关系场境层面上的l'axe spatio-temporel（时空轴）。这个时空轴也就是后来的社会空间。显然，列斐伏尔已经意识到自己思想中的重要转变。因为，他这里讨论的都市问题式与《日常生活批判》中的人本主义“小事情异化”，已经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性质。二是上述关注的都市问题式，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时空轴结果，而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走向。这是列斐伏尔特有的一个虚拟的传导性理论高点，是一种倒置的逻辑。三是列斐伏尔第一次将传导逻辑与自己原先的回溯--前进法联结起来。列斐伏尔说：
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使我们能够理解最明晰易懂的社会，即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而不是相反。随着时间和历史性（temps et historicité）的到来，我们的意识便能理解两种相对立的运动：回溯（régressif）（从潜在到现实，从现实到过去）与前进（progressif）（从过时的和已完成的到预期所能达到那种完成状态，即预示着并形成新事物的运动）。[29]
这是列斐伏尔对那个著名的“回溯--前进”方法的最重要的说明。可以看到，列斐伏尔的思考是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那个历史认识论构境中“人体是猴体解剖的钥匙”[30]开始的。这当然是不久前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时获得的新想法。也因为这个方法后来为萨特所使用，关于这个“回溯--前进法”的原创性问题，列斐伏尔在后来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给予了具体的回应[31]。马克思的“人体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说，成了列斐伏尔“回溯”逻辑的一部分，即从现实到过去（de l’actuel aupassé），回溯的另一部分是从潜在到现实（du virtuel àl'actuel），他只是增加了相反的“前进”逻辑进向，即走向新事物的运动。这样，分析历史的方法表征了两种相反的逻辑构序运动：回溯法是发现一种在旧事物中潜在的否定性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同时，再从这种现实反向说明历史性的基础：而前进法则是从一个完成了的事物重新走向自身被否定和变革的新事物发生的路向，这是历史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
其次，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列斐伏尔在这里已经开始明确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性概念——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重要的剩余价值（plus-value）概念。这里，我们可以有一种历史性的参照分析：如果说，早在列斐伏尔193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他主要捕捉到的马克思的重要观念——人本学的异化批判和经济拜物教批判，并将其转换为人本主义批判话语的重要逻辑支撑点；而在此，他则精准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生产方式核心原则和经济学革命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分析。这是一个在方法论上极其重要的改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才指认列斐伏尔后来在《空间的生产》中建构了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即在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之后，他仍然坚持从生产方式透视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
当然，依列斐伏尔自己的说法，他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原则和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会是一种有保留的批判性使用。第一，过去人们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概念时，主要是从异质性的生产方式历时性线性发展时间的线索去思考的，这虽然不错，但其中忽略的方面，恰恰是生产方式在共时性社会空间方面的不同点，因为，
每种生产方式已经“生产出”（不是任何普通意义上的事物，而是指一种享有特权的作品）一种类型的城市（type de ville），这种城市通过使最抽象的社会关系（rapports sociaux les plus abstraits）——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成为感性的（sensibles），以一种在外界环境上直接清晰可见的方式“表达”其生产方式。时间的这种不连续的方面不能被过于突出，以至于使连续性变得不可理解。在城市中也存在一种相对连续的积累过程（processus cumulatif）：知识、技术、物、人、财富、货币和资本的积累。[32]
这是一个合理的补充说明。他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坚持生产方式的原则，但又特别想让人们从关注生产方式的历时性发展进程，转换到对生产方式共时性空间关系场境的关注。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对生产方式本质的认识，集中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中包含的最抽象的社会关系上，然而，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中生成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这也是原先他那个日常生活发生的社会空间场境。如果说，马克思在经济关系的层面上关注资产阶级货币和资本积累，且这种积累进一步延伸到知识和技术领域，那么，这一切也正是在城市空间中发生和落地的。列斐伏尔这里的表述中存在着不精确的地方，一是远古原始部族的游牧生活中一定是没有定居的城市生活的，二是知识，技术和资本的积累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代城市中的事情。
第二，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的赋型和它的实现与分配（la formation de la plus-value，sa réalisation，sa répartition）”[33]。这里，列斐伏尔使用的la formation de la plus-value（剩余价值的赋型）中的formation是精准的。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不是一个在流通领域中贱买贵卖的现成物，而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赋型价值的无偿占有。但是，马克思应该没有关注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和都市化实践在剩余价值生产赋型、实现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这与上述强调城市的共时性社会空间的生产方式中的地位一样，这里是在说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正是在工业城市中发生的，并且，剩余价值通过城市中的商品交易市场得以实现并进一步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消费。所以，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自然离不开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在他看来，现代资产阶级
建立于城市之中的商业和银行系统（système commercial et bancaire）则一直是剩余价值实现（réalisation）的一种组织机构。在财富分配（réparition）方面，那些控制城市的力量也试图保留绝大部分的这种剩余价值（比它们投资获得的平均利润多）。对剩余价值的构成、实现和分配这三方面而言，都市中心（centre urbain）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这表现为都市中心性（centralitéurbaine）的一个方面。都市中心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essentielle），然而它的这种根本性还没有得到认识（未被察觉到）。这与认为过去的城市和当代的都市中心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无关的认识相矛盾。[34]
列斐伏尔还是在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化和都市化实践在剩余价值生产赋型、银行金融系统和商业交换市场实现和分配中的重要地位。这恐怕确实是马克思当时没有直接关注的方面。然而，“都市中心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这一理论断言，只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而且，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谈不到什么“城市和当代的都市中心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无关的认识”可以感觉到，列斐伏尔这里关于方法论的说明，目的都是为了自己这个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历史出场。
三、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历史发生
依列斐伏尔的解释，这个都市化进程中的都市，“专指在工业化进程中诞生的社会，它通过工业化进程本身对农业生产的支配和吸收（dominant et résorbant）而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基于物质生产条件深刻转化的正确历史定位。因为，城市（ville）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东西，西方自古就有希腊城邦、中世纪的城市，而这里列斐伏尔所说的都市（ubain），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支配后生成的新型城市化关系场境。现在，
农业生产已经转变为工业生产的部门，服从于后者的命令和控制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成为最高的原因和理由，并在各个领土、区域、国家和大陆上全面扩大影响。结果，传统的适于农民生活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农村（village）正发生着变化，被更大的单位吸收或征用，被融入工业及其产品的消费中。人口的集中伴随着生产方式的集中。都市组织（tissu ubain）正在增生、扩张和侵蚀着农业生活的残余。[35]
这意味着，列斐伏尔这里看到的都市，并不是指具体实在的由城市建筑构成的物性城市设施，而是特指一种资产阶级创造的工业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关系，它是一种功能性的力量关系和uissu（组织）。原先在传统社会物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现在已经成为正在壮大起来的工业生产的附属部门，从属于工业的控制，旧有的乡村生活开始被城市中工业产品的消费关系所渗透和改变，产业生力军和城市人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胜利，而集中于中心城市，以生成新型的都市化组织构架，这里，出现了一种从历史发展现实出发的历史认识论观念。这当然与列斐伏尔原有的人本主义的观念逻辑演绎是异质的。列斐伏尔说，今天的都市化（urbanisation），并非人们可见的物性城市的简单变形，而是“在那些继承了非连续的（discontinues）转变的、旧的都市形式发生爆裂（éclatent）之后，这种都市社会才孕育出来”[36]。
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自觉指认的“非连续性”，在这里开始成为重要的方法论构序指向。恰恰是人们“忘记或忽略了那些把各种都市类型（type ubain）联结起来的诸种社会关系（les rapports sociaux，生产关系）”[37]。可以看到，这里列斐伏尔已经在强调一种客观发生的无形的社会关系场境，这当然是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只是他不能意识到，这当然会是对人本主义逻辑的偏离。列斐伏尔把这个无法直观的都市称之为一种关系性的织物（tissu），或者叫网络式的都市组织（le tissuurbain）。他告诉我们，这个新型的“都市组织’并不仅仅是指城市中的建筑领域，而且指城市对乡村（campagne）实现统治的全部症状。在此意义上，一栋别墅、一条高速公路、一个乡村里的超级市场，都属于都市组织的一部分”[38]。都市不是可见的城市建筑，而是一种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的别墅、高速公路和乡村中的超市本身并不是都市，都市是资产阶级通过城市中心对乡村甚至对整个社会生活生成的统治关系网络。并且，这种织物般的拓朴网络存在是不能直观的，而且，这种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网络或拓朴空间结构正是列斐伏尔之后发现的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这个空间关系拓朴学topologie），是他在《阿尔都塞的悖论》一文中提出来的新观点[39]。进一步，列斐伏尔指出：
随着全球范围这一形态（工业化与/或都市化）的一步步展开，大城市（grande ville）的激增带来了中间产物--郊区、住宅区或工业区、卫星城（bourgades satellites），卫星城又与都市化的城镇（bourgsuanisés）不大一样。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成为了大都会（métropole）的附属和半殖民地（semicolonies）。[40]
在都市组织布展的全球进程中，不仅是城市统治乡村，而且是中心大都会统治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半殖民地性质不是这些城市的物性建筑实存，这还是那个无形的资产阶级支配性的社会关系织物的进一步扩展。
列斐伏尔认为，对都市社会的认识，必须要上升到一种认识论（épistémologique）的水平[41]。这正是笔者在上面指证的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历史认识论。从上述列斐伏尔的分析来看，这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认识论的维度。这里，以社会空间现代生产为本质的都市社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有着一个历史生成过程。为此，他还讲述了一个十分感性具体的“从0→100”的空间发展轴线上的历史故事。应该指出，这种历史性的描述方式，从来没有出现在列斐伏尔的前期学术思想史进程中。这是列斐伏尔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开始，而抽象的人本主义逻辑则自然被弱化。这当然是方法论上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逻辑断裂点。列斐伏尔说：“这条轴线（axe）从左边的毫无都市化（‘纯自然’、被放逐到‘自然力’之中的土地），直到右边的都市化进程完成。”[42]在这里，纯自然（pure nature）是外部自然的纯粹物理空间——“土地”，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作为自然母亲的大在，此时，由人的活动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历史开端为0，而都市化（urbanisation），则是社会空间历经复杂历史发生、发展后的未来可能性走向的100。这有一个由零度空间、政治城市、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再到都市空间的历史转换过程。当然，这种历史描述还是一个过于抽象的表述。列斐伏尔说，
这条轴线表示我们所指涉的对象--都市（都市现实，réalitéurbaine），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空间的，是因为这一进程在空间中展开，它改造（modifie）了空间；时间的，是因为它在时间中发展，它一开始只是作为次要的方面，但后来成为实践和历史的主导（prédominant de la pratique et deI’histoire）。这个图示（schéma）只反映了这段历史的一个方面，对时间的这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和武断的，为进一步的操作（周期化）创造条件，它没有绝对的特权，而是与其他划分一样，是一种平等的（相互的）必要性。[43]
这个“从0→100”的历史轴线（axe），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轴线，可是它思考的却是拓朴关系空间问题，这个从“纯自然”的物理空间零度开始的被改造了的社会空间，逐步成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prédominant（主导）方面。后面，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之上又给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都市问题式”的图式。
更重要的是，与工业生产同体发生的都市化关系中，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同时进一步在社会空间中布展起来。
这时候，内爆--外爆已经显示出它们的影响。工业生产的增长与商业贸易齐头并进。它从物物交换一直发展到世界市场（marchémondial），从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交换发展到商品、作品、思想以及人类本身的交换。买与卖、商品与市场、货币与资本之间似乎被扫清了障碍。在这种扩大化的时期里，这一进程的影响——也就是都市现实——既是原因，也是目的。[44]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在列斐伏尔这里，资产阶级的都市化进程的两个关键性的支撑点：一是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增长”，二是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之上日益复杂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在社会空间层面上，已经发展为征服全球的世界市场，生成着这一都市化内爆与外爆的原因和目的，工业实践与商品交换的逻辑既内爆同质化一切存在，也将自身外爆于全球，实现资本的世界历史。
实际上，列斐伏尔在这里对欧洲城市发生、发展的历史描述，十分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做法，在那里，他们描述了四种社会所有制的历史演变进程。笔者认为，这正是列斐伏尔在方法论上所发生重大转换的结果。他一改从1936年“意识的神秘性”批判开始的人本学逻辑，突破了自己在《辩证唯物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第1-2卷以及《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从抽象的价值悬设生成的叙事和内省方法，第一次从社会历史的现实运动过程出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开始占据列斐伏尔思想方法主导地位的显像。这对于之后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实现自己的原创性哲学革命，提供了最初的方法论思想实验。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