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蓝要饭技术的巅峰——太上皇与金卢布

作者前作《孙中山与康米国际》的升级版。女史利用扎实的俄文功底研读分析了大量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档案，并结合北京与国史馆的相关文件，梳理了大GM前后K记与俄国人的恩恩怨怨。虽然叙事立场有一种奇妙的早期民布感，但纯系细枝末节，于全局无关紧要。

作者很明确地指出，K记上上下下，无论孙文还是蒋汪这些领袖，亦或是廖夷白、胡展堂、戴传贤和林子超这样被国际明确进行了派性划分的高级领导，都是秉持皿族主义本位，却又很现实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想要鹅爹的枪炮、卢布与组织来通向执天下牛耳之路，而坚决不要糠米那一套，这点连素来被视为K记佐派的廖仲恺都很坚持。而俄糠们一方面是为了贯彻输出GM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更是想得到一个赤化且分而治之的契丹来缓解其在远东不小的地缘郑智压力。大家坐在一起无非相互利用罢了。因此，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场“酒席”迟早会散。孙氏晚年投向ソ俄实是一场赌博，结果是他成功了一半。武装起来的「铁军」对于各自为战的北洋系来说无疑是降维打击。虽然无论国际还是红蓝，从来只相信「一山不容二虎」。但吊诡的是，这样脆弱的平衡居然维持到了北伐大局初定，难道这也是孙氏早就设计好的吗？抛开那些真真假假的遗嘱，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相信后人的智慧”才是他的真意。所幸孙逸仙晚岁那病急乱投医式的“西北计划”终未实现，不然乌兰巴托很可能多两位名叫迪化与奉天的筒字。

本书关键在于厘清了另一个重要议题：在建军之前，C记仅仅只是一枚棋子。最多只能在两湖搞搞农运、工运和一小点兵运，生死存亡的大事全都凭太上皇定夺。问题是太上皇及其孝子贤孙们在臆想中优柔寡断，昏招迭出，最后输完输尽后，还要反过来把锅扣在陈仲甫这样的传令机器上，不要脸程度确实超乎想象。莫斯科很热爱这样遥控操作傀儡，但一直在证明什么叫鞭长莫及。每次这边一到需要圣旨站队或是急需打款救命的关键时刻，太上皇那边总能出各种各样的纰漏。因此C中某些人对罗刹鬼发自心底的恨，估计是要比蒋氏深十倍的。毕竟在太上皇认知中，他们的价值还不如冯玉祥这个墙头草。

1927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红蓝先后执掌国柄，面对米英、日本和大脑升级版史大林，他们会发现，拥有了比广州一隅还要大百倍千倍的资源，却再也不可能仅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就要钱给钱，要枪给枪了。被烈凝主义改造过的K与C的资源汲取能力自然要比Peking±厉害不少，但仍要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当年北洋官僚们焦头烂额的财政上。也许这就是GM派对转向执政派对所必须经历的困境吧。维持先锋队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