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伟大的复活——读《静默书》

五一假期，有一天跟媳妇出去玩，为了在景区装逼，特意带了本书去——这是去年养成的一个臭癖好，哈哈——最终选了女作家任晓雯（1978- ）的《静默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第一版）这样一本小巧轻盈的书。不过，景区人山人海的，逛了许久也没几个清幽的所在可以摆拍，后来，到了离主景区稍远的一座木建阁楼附近，才得偿所愿。在摆拍的时候，顺便看了几页，然而，自己实在是没有“心远地自偏”的境界，也就暂时搁置阅读了。 反倒是假期后，在上下班的地铁上静下心来，方才仔细地阅读完了这本由七篇女作家读名著的读后感结集成的文学评论集。静默书也得静默读呢，哈哈。 女作家生于上海，2003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2005年与人合伙创办普茶客茶叶有限公司，任副总裁。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本科期间，参加了一至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连获成人组1次一等奖，3次二等奖。2009年，长篇小说《她们》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提名奖。2017年12月，作品《浮生》荣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开放叙事奖。2017年12月，获得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2018年5月，凭借《别亦难》获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提名奖。2020年9月，作品《浮生二十一章》入围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2020年，作品《浮生二十一章》入围2020南方文学盛典“年度小说家”奖提名名单。著有长篇小说《她们》《岛上》，短篇集《飞毯》，理论著作《神圣书写帝国》（合著），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钟山》《天涯》《大家》《书城》等文学期刊。 作者读过的这些名著，有些是只闻其名，还未拜读过，如《霍乱时期的爱情》等。有的是只看过一点点，像第一篇《日瓦戈之死——读<日瓦戈医生>》评论的《日瓦戈医生》，五六年前看了几页就没继续往下翻了。《悲惨世界》倒是大学时代就看了，可惜，当时买到的竟然是删减版的。这么多年过去，大部分内容也不怎么记得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读到快结尾时，看到主人公冉阿让的养女珂赛特在众人怀疑冉阿让的人品时，她竟也跟着怀疑，虽然最终雨果以大团圆结局，但还是挺对她的行为感到厌恶的。 作家在《唯有悲惨世界让我们的生命上升——读<悲惨世界>》里对雨果让小说中的执法者沙威最终选择自杀的处理方式提出异议，认为“沙威的跳河自杀，在情节逻辑上可以自治，但从福音和人性的逻辑上却不能。”当时，自己阅读时，却没深思这点。文中有句话说得挺好的，“相比改变制度，改变灵魂是一项更艰难、也更根本的工作。” 德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也不曾阅读过，虽然也曾看过他的其他几种作品，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差不多也是将相关记忆给冲刷干净了。作家在这部作品里评论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之类的也曾看过，但外国诗歌几乎是现读现忘的，对他诗歌的深意从不曾思考过，用陶渊明的话来说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哈。不过，作者的这篇《巴黎的私密描述与英雄悲喜剧——读<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却挺让自己赞同的，感觉作者分析本雅明评论波德莱尔的诗歌分析得挺到位的，说出了自己当时的阅读感受。 作者在文中写道，“我从本雅明纵横交织的引文和阐释背后提炼出一个隐性关键词：注视。 “人群、人群中的人、诗人，甚至包括作者本雅明自身，都被卷入这种既离且合的多重注视关系之中。注视作为一种能力，是区分人群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群（les foules）在本雅明笔下，是一个含混而暧昧的意象。它消灭个人痕迹于拥挤和雷同之中，又使个人的孤独感成倍地放大；它是游手好闲者窥视的对象，也是赋予诗人们安全感的隐遁场所。可以说，人群是屈从于工业化商品社会的残余意象之一，是另一个后来被文化研究置于中心地位的研究对象——‘大众’（乌合之众， mass）的前身。城市人群的注视功能被明显地剥离开来，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所应具有的‘看’的后继能力。” “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人群目光的功能却退化了，他们能注视，却不能捕捉。他们被动地滞留在某种日趋机械化、工具化的状态。就像古时鬼魅附身的神话，人群似乎也被某种东西附上了灵魂，能看、能动，但行为却越来越外在于他们自身。本雅明在这一点上认可了马克思的分析：人，在资本主义的流水线之前，变成了游走的‘商品本质’。工人、律师、会计……对于他们，日常劳作更多关注的是物，在流水线、账本、货币、商品建构的物质世界里，‘他者’逐渐丧失了合法的地位，或者说，在他们的目光里，他者也被物化了。通过对他者的审视而确定自己，是他者存在对于人自身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人确立自我形象与个性的一个前提条件。在机械化和技术化的时代，人被机器工具化、变成了具有商品本质的劳动力。渐渐丧失差异和分歧，丧失了个性存在的一切可能性，同化使主体与他者不再能够得到恰当区分，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人’的消失、‘人群’的出现。 “人群成了一个吞噬个人的庞然大物，但是，反过来说，它也成为一个隐遁的最佳场所。于是，在对波德莱尔作品的分析之中，又一个意象从乌合之众背后浮现出来，那就是： 人群中的人（i'homme des foules ) 。” 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是10多年前阅读过的，当时看完很觉得震撼，确实可以称得上“20世纪最优秀的俄语小说”之一。不过，时至今日也是把内容忘得差不多了。随着作者在《写下即是永恒——读<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评论，渐渐回忆起大部分情节了。作者的分析挺精到的，就像分析魔鬼沃兰德大闹莫斯科的深意，作者写到，这“正是描述‘撒旦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但在魔鬼之上，有一个更高存在：上帝。魔鬼在人间走动，是经过上帝允许的，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一切苦难皆在于上帝的掌控，一切苦难里皆有上帝的恩典。人不是被盲目抛掷到世界上，白白受苦，然后白白死掉的。布尔加科夫隐而未述的含义，可从耶稣是否存在的辩论里窥见，也在小说结局中被印证：耶稣派遣门徒马太指示魔鬼，‘带走大师并赐给他安宁’。” 另外，作者分析小说主人公大师与作家本人的关系时，也很有见地： 也许正因大师与作者本人高度重合，这个主角反被写得面目苍白。大师的写作如有神授，他的恐惧、脆弱滑向虚空，当他被玛格丽特拯救，仍坚持自己的写作无用，宣称要放弃，他始终被环境裹挟，被外力推搡，他是一个怯懦的人。 布尔加科夫写道：“怯懦是人类缺陷中最最可怕的缺陷。”彼拉多是怯懦的，不想处死耶舒阿（耶稣），却忌惮大祭司和犹太民众：大师是怯懦的，焚烧手稿，试图放弃写作。布尔加科夫也是怯懦的，他描写大师的怯懦，从而省视自己的怯懦。然而，大师形象的苍白，何尝不是因为布尔加科夫有所保留？当他剖析自己的内心时，手术刀在最沉痛的那个部分止住了。在我看来，这也是怯懦的一种。 另外，对于“大师为彼拉多的故事添上结局——他免了占星术师的儿子、犹太的第五任总督、金矛骑士本丢·彼拉多”。作者也对小说家为何如此安排剖析得挺到位的：“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作的主人公，安排了这样的‘大赦和永远的避难所’，可以窥见写作之于布尔加科夫，是自我拯救之道，却难以成为‘永远的避难所’。他所企盼的安宁，是在肉体死亡之后，在放下纸笔之时。这种绝对而永恒的内心秩序，是自由，是天堂，是耶和华的赐予。‘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出埃及记》 14: 14）” 而在《像写忏悔录那样去写小说》中作者则综合分析了奥康纳、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几人的作品。对奥康纳自我辩护的小说家“不应该为了迎合抽象的真理而去改变或扭曲现实”。作者有不同的看法，“真理需要扭曲现实去迎合吗？倘若我们承认，真理是至高唯一的，那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就是作为终极原因的真理涌现的结果。如果作为结果的现实有误，则意味着，要么是人类对现实的理解有误，要么是人类对真理的理解有误。我们在思辨人性、思辨世界的时候，发生了某种我们无力察觉的错误。”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在自我设定的想象中打转，以至于不愿意承认，人性有着无数缺口，‘自圆其说’反而是较为稀缺的状态。多数时候，人类的言行底下，埋藏着隐蔽幽暗的动机，无可推诿的恶念。”不过，正如作者所说的，“苛求别人，就失去爱的能力，甚至会僭越上帝审判的权柄。我们不过是人，拖着一具泥土做成的沉重肉身，囚困在这世界上。”然而“小说作者常常出于怜悯，为笔下人物的恶行，体贴地安排理由。比如一个人的残忍，是因为管遭受严酷伤害；又比如一个人的冷漠，是缘于童年时被父母忽视。他们似乎不愿承认无缘无故的恶，不愿承认在很多情况下，恶就是恶本身的原因。” 作者在文中还以《地下室手记》——八年前我也曾看过这部小说，只是也是忘光内容了，呵！——这部中篇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思想，在作者看来，“与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面向现代的，不如说他是面向传统的。他的工作是回到《圣经》，回到《圣经》所启示的人性秩序里，这才使得文学有了一次焕发。就像加尔文和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者，其实是‘复原派’。围绕《圣经》的认识变革，不是往前走，而是掉过头来，往原初方向走；是试图回到福音，回到恩典，回到十字架。在此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也是一场‘复原派运动’，是文学的复原派运动，是一个人的文学复原派运动。” 在全书最长的一篇文章——《托尔斯泰的文学理想国》里，作者则是分析了托尔斯泰这一充满矛盾与悲剧的文学大师的创作意图，让人对托翁的作品有个全新的认识。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对于有人将小说以列文和安娜两位主人公分别展开叙述的双线结构称为“拱形结构”，作者有不一样的看法，作者说她“更愿称之为‘十字架结构’。安娜代表着人类往下堕落的状态；与她对应的列文那条线索，则表现了一个人不断向上仰望的状态。列文经历了哥哥的死亡，儿子的出生，经历了爱情、婚姻、工作，他对一切具体事物的思考中，包含了对生命本身的思考。......由此，安娜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向上仰望的状态，构成了一个十字架，那是生命的整全状态。这里没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每个人都是安娜，也都是列文。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言：‘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 虽然，生活向我们敞开无数种形态，但文字只能择其一而凝固。文学艺术作为生活的重构，永远无法达到生活本身那块幽秘深远的最后禁地。作为后记的《今天我们为何还需要小说》则是有点总结综述的意味。在这篇里面，对于“今天我们为何还需要小说”这个问题，作者给出了几点理由，我挺赞同的，像： “历史的罪恶，是人的罪恶；政治的黑暗，是人的黑暗。我们常说要反思。当一个人仅仅反思别人时，他便控诉。当一个人开始反思自己时，他才会有忏悔。文学中的忏悔传统，使得文学超越了单纯反映现实的维度。” “好的小说不是道德批判，不提供标准答案，小说独一无二的价值，在于它能包容人类自身无法解决的混乱和悖论。所以小说存在着，在漫长的时间里，窥探着我们的灵魂，刺激我们不断省视混沌的道德和不可避免的死亡。” “人性是幽深的，摇曳不定的，难于概括的。作者需要选择他所相信的，书写他所认同的。选择和认同的标准，源于对人性的体察与怜悯。体察源于自己，怜悯及于他人。由此而生的想象力，往往更趋近人性的真实。” 作者认为，“小说的核心品质恰恰不是虚构，而是真实。虚构不是真实的对立面，而是变形的真实。小说凭借着什么，去建构另一世界呢？是记忆。所有体验、感悟、表现、洞视，乃至想象力，都是记忆的衍生。小说世界与现实具备关联，并行同构。” 真正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涵盖了当下触手可及的现实主义，但更加重要、更加具有本质意义的现实主义，是借助语言的创造性力量所构建出来的想象的现实主义。想象的重要工具是语言，语言能抵达多远，现实就有多远。语言有多深邃，现实就有多深邃。某种意义上，伟大的小说家都在想象力的语言地带，努力创造着属于他的现实世界。每个伟大的小说家都是一个小型的造物主，这是他们的力量，也是他们的悲伤。因为，无论他们能创造出多么绚烂的笔下世界，那个世界都是局部的、有限的、充满缺陷的。即使最具智慧的小说家，都不得不臣服于一个事实：“其实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以西结书》 28:2) 阅读文学评论犹如在与作者在讨论读后感，就像作者所写道的，“作家是孤独的职业。与内心搏斗，和文字纠缠，所有的惊心动魄，都在作者一个人的心灵范围内完成。与此同时，作家又最不孤独。他与读者的相遇，是不限时空的相遇，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文字是凝固的生命，阅读是伟大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