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与相对主义》那一章（西方哲学导论第二次作业）

对于“真理”的探讨在哲学上有悠久的传统。我们为何迷恋“真理”观念？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对于事物“表象/本质”的认识方式，当时的绝大部分人认为，在我们不可靠感官所得经验之下存在着一个更确定、更真实的东西，或是一条陈述，或是另一个真正“真实”的世界，只要我们触及它，生活会变得更美好，至少对大多数哲学家而言。对于存在一个比现在世界更真实，更好的世界的观念，尼采梳理了“真实世界”最终如何变成寓言，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谬误。1.智者、有德者可以达到，他们生活于其中，他们讲述真理，他们就是真理。（观念的最古老形式，比较简单，且令人信服。）2.当前无法到达，但它被许诺给了智者、有德者、虔诚者，（对这一世界的探索变得棘手。）3.就是不可达到，甚至无法证明以至不可许诺，但它是一种安慰，智者的一项义务，智者们应像得到命令似的去找寻，以给所有人慰藉。4.完全的未知，没有了安慰，没有了拯救，当然，也没有义务。5.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观念，变得毫无价值，让人觉得多余，因此，是一个被驳斥的观念，让我们废除。6.我们已经废除，剩下的是什么世界？在这个谬误历史的早期阶段，人们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尽管有不同类型的哲学，但无疑存在一个它们都在描述的真理，只不过它们通过不同的路径通往这个真理。但到了尼采那，问题“从何种世界观是真的”变成了“何种环境会让人相信这样一种世界观”。在这里，我趁由尼采打开的“相对主义”大门，倚靠解释学和实用主义对这一问题尝试回答。解释学，在今天，是一门解释和理解我们的文本及不同文化的世界观的学科，它的处理对象是相对主义认为那些不可同约的东西。解释学的真理标准不是与“真”相符，而是在各种自认为掌握着“真理”的文化之间调和，让它们相互理解，甚至达到某种共识。既不会把其他观点认为是错误且毫无价值的，也不会说，“好吧，他们有他们的意见，我没有我们的意见”，而是认为各种异于我的观点的背后是需要去理解的，然后在理解的基础上可达到第三意见——共识。真理问题在这变成了差异-理解-共识。真理问题不纯粹在苦思冥想中展开，它变成了一项活动，变成了对话。解释学在这更多与实用主义相似，将真理看作一种功能：有了真理能怎样？它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理不是一种共识，不给我们带来团结、友爱和互助？如果真理的出现意味着让所有人臣服，那真理还有什么意义呢？或用实用主义者的话说：“那真理还有什么用呢？”解释学将“真”，“共识”，“善”的共同体用实用主义观点相连，“真”不再享有与“善”平等的地位，因为“善”更实用，“真”居于“善”之下。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提出实用真理论，他对比哲学传统中的“客观性”观念与他自己的“团结”观念，把真理定义为“我们的共同体在道德上最好加以相信之物”。真理应有一个道德标准——共同体的团结，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标准——客观性。在《实用主义哲学》中，他这样说到，“那些想将团结奠基于客观性的人——就称他们为‘实在论者’吧——必定把真理解释为与实在的符合。因此，他们必定建构一种形而上学,以此为诸信念与诸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留出空间，人们将根据这种关系鉴别真信念与假信念。”这一构建的形而上学的空间的主题是“观念如何符合实在”，而对实用主义者来说，实用主义者并不是不在意客观性，而是更关心对客观性的欲求能否达到更多的主体共识，能够尽可能地扩展“我们”一词的所指。实在论者对信念与对象之间的符合作出证明，在真理与证成间的鸿沟通过离析出“普遍的”“跨文化的”理性空间来确定真信念，驱逐假信念。实用主义者则全然不关心信念与对象间的衔接空间，信念与对象在符合“有用”条件后直接相连。在真理这一主题下，罗蒂用解释学考察哲学中的“真理”传统，并用解释学家的口吻说到：“这是容易理解的。”他认为，如此之多的哲学家对客观性的欲求正是惧怕我们共同体消亡的一种伪装形式，如尼采所说，发源于柏拉图的哲学传统是一种试图避免直面偶然性、逃避时间与机遇的努力。“我们这些团结的追随者们用来反对追随客观性的实在论者的最好论证，就是尼采的如下论证:传统西方用来巩固我们的习惯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方式，完全不再发挥作用了。它已无法行使职责了。它日益成了种策略，就像是已然被证明是通过-种恰当的巧合而选择了我们作为其子民的那些神灵的设定。因此，我们用一种‘纯粹’伦理的基础来代替我们的共同体感——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我们认为我们的共同体感没有任何基础，除了共有的希望以及由这种共有的希望所创造出来的信任之外，以上这种实用主义的提法，是基于实践基础而做出来的。它不是作为如下的形而上学主张的推论被提出来的：世界中的诸对象并不包含任何内在地指导行动的特性；它不是作为如下的认识论主张的推论提出来的:我们缺乏一种道德感的能力；它也不是作为如下的语义学主张的推论提出来的:真理可以被还原为证成。”那么，如果真理问题应作为一项活动在对话中展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的便是对话者自身，自身之外的对话者和对话（即语言）这三个组成部分。语言是我们去经验世界的日常工具，我们依据语言切入事物的角度去经验外部世界。是语言，让世界不再模糊不清，让于其中的事物边界明晰起来，让我们得以逃离实在界大荒漠那难以忍受的无聊与枯燥，进入有序的、可辨认的象征界。共享同一语言意味着共享基本相同的世界，人们在这一世界常常可以达成某物“客观”存在的基本共识，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各主体都承认的具有类似感知的时空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主体与其他主体可以自由交换位置，随时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主体间性概念表示了这个得到主体间承认的时空世界。“每一种社会一文化环境都预设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它历史地发展出来由语言象征着的各种世界概念。一直在美国社会生活的那些人共有各种典型特征，以此作为他们的亲熟性和不成问题的前经验的视野。通过对这一视野的使用，他们能够彼此交谈，把这个世界中的对象理解为不证自明的实在。诸如树或花这种词的含义，完全是不证自明的，因而是自明的。换言之，我们在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中言说、行动和理解，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共有通过前经验获得的知识而来的视角。”主体间性的存在，让人们能够通过交流共有某一思想，共同把某一外部实在认作客观实在，共同对荒芜的实在界进行切割，进而将切割后的碎片指认为一个客观实在。那不同语言之间呢？不同主体间性世界的人们的交流如何得以可能？拉康说：“人一出生就掉入了语言的澡盆，语言在人身上打洞。”的确，我们从一出生便掉入了语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经验外部世界的方式像宿命般被给定。在这个世界中，那些对于我们越不证自明，越自然而然地东西拉开了我们与其他语言世界的解释鸿沟。社会学家舒茨用“内团体”，“外团体”来描述这一鸿沟的两方——“所谓内团体指那样一些人，他们接受现成的、标准的社会文化环境图式，即把一个主体间性世界当做不成问题的、没有疑问的知识系统。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知识系统，显现在语言、传统、习惯和各种社会系统中，它们似乎有充分的连贯性，清晰且一致。 相反，那些位于那一世界之外的人则被定义为外团体。外团体的成员有时觉得，内团体当做不证自明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含糊不清的、高深莫测的实在，因为外团体并不具有内团体的历史传统所共有的经验。”舒茨的这种区分并没有给我们指明方向，他只做了一个描述。如果我们根据“内团体”与“外团体”来理解他们各自在内部“共有”一个世界，即意味着我们把“主体间性世界”等同于“世界”，这不仅否认了除某一主体间性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更否定了他们之外可能的第三共有世界——那个不由主体间性主导的共识世界。内团体的共有世界形成一种封闭，它摧毁全球意义上的共有世界。对于内外团体遭遇带来的紧张如何克服？如何让这一遭遇中的每个个体与文化都保持自己的尊严？伽达默尔在其作《真理与方法》中提出“视域交融”——“‘视域’这个概念表明了自身，因为它表达了寻求理解的人必须具有的更高的宽广视野。获得一个视域，就是说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开近在咫尺的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它。”如何在更高，更宽广的视野观看？如何创建一个更高的共识世界？它要求我们学会信任与敞开，去倾听外团体成员的诉求，去解释外团体对我们那些不证自明的疑惑，去潜入观念的背景以达致理解。语言也有自己的历史，极具深度与广度的历史在语言中积淀，让不同的语言之间产生更大差异。语言能够克服它们吗？语言能够完成相互理解的使命吗？语言究竟是不是我们的宿命？“确实，英语不同于日语。但是，如果英语所显示的特征完全不同于日语，那么，日本人还有可能理解英国人的各种含义吗？我能够把不同的英语表达翻译成日语，这一事实就已然预设了这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普遍共有的含义。因此语言所显示的不仅是存在的特殊模式，也揭示了我们的生存的普遍维度。此外，语言具有内在超越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说，语言能够克服龙自己在历史环境下的有限含义。于是在这里，悖谬的是，我们若反思我们生存的宿命性，并敞开我们自身，那么，我们那宿命般的境遇就不是宿命的了。当我说英语中的树不同于日语中的Ki时，我注意到树和Ki的含义都是有局限的。然而，通过这样的指出，语言能够开启比树和Ki的含义大得多的可能性。”我们宿命般的被抛入的这个世界，就整个世界而言，它一样具有人类意义上的“不证自明”，但终究，我们必须要在各自的语言世界中找到我们生存的意义。但在这，我想提的是，在第三共识世界中寻找生存意义这条道路。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第三共识世界语言。但如果我们关心这条道路，我们在寻求生存意义的这条道路上便披上了一件勇敢和超越的神圣外衣。面对各主体间性世界永远的变化与发展，这一事业的志士不畏于鸿沟间的深邃高空，力求超越，成为各文化的边缘人。这一事业的承担者在提及“普世价值”时，绝并不在意它的答案，因为那可能形成压迫与屈从，让人们丧失尊严；他们在意的是谈论它的过程，我们借真理讨论要得到的，是敞开与倾听后的视域交融，是团结，亲密和友爱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