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刘成国：从宫廷走向多元 ——评麦大维著《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作者简介：刘成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宋代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专著《王安石年谱长编》《荆公新学研究》。《王安石年谱长编》获第十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一等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等。
文章来源：叶炜主编《唐研究》第二十六卷
本书是英美汉学界久负盛名的学术思想史专著。作者麦大维(David McMullen)，剑桥大学中国学教授，著名唐史研究专家。1988年，本书作为韩南（Patrick Hanan）、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之一，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张达志、蔡明琼翻译成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
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前言，简要概括唐代儒学在中国儒学史的地位，点明本书的撰写旨趣和主要内容，即：摆脱宋代新儒学对唐代儒学的偏见，“概述唐代儒家的学术传统”。“本书架构在唐代长安及洛阳的主要学术机构之上，包括教育、经学、国家礼制、官方修史及文学活动”，“本书的主旨在于描绘这些领域学者态度的变化。”（P3）继而介绍了唐代的待制院（崇文馆、集贤院、翰林院）和一些与学术相关的常设官僚机构（国子监、太常寺、秘书省、史馆等）的架构、职掌，以及科举考试的诸多类型。作者将唐代儒学整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太祖、太宗朝是奠基时期。此期皇帝与宰相主持领导大量学术活动，官方学者与皇帝紧密合作，造就众多学术成果。自高宗即位至安史之乱前夕650-755）是第二阶段。皇帝依然主导学术机构，授命撰著，国家机构仍是学者活动的中心，但此时非官方的学术开始呈现。第三阶段从安史之乱到唐朝灭亡。皇帝无力主导学术，创造性发展主要依靠私人和非官方行为，非官方作品大量产生，学术氛围发生了剧变。
第二章学校与祭祀，主要考察唐代的学校系统与孔庙祭祀。在高祖、太宗朝，官学重建，祭孔复兴。孔庙祭祀的对象从周（公）、孔（子）并列改为孔、颜（回）并称，孔子由先师升为先圣，而配享的儒者名单扩大到左丘明等注经家。自高宗即位至安史之乱前夕，儒家祭祀和教育体系进一步扩大，地方官学和孔庙祭祀在全国普遍建立。但在开元、天宝之际，由于官学的低效腐败，私人授学逐渐发展起来，代表人物如房琯、萧颖士、元德秀等皆聚徒传授，形成了小规模的精英群体。安史乱后，官学衰退。尽管中兴之主宪宗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学校制度，但成效甚微，地方官学、孔庙释奠只能依赖于地方官员的能动性推动。相形之下，私人授学则日趋重要，特别体现在座主门生的关系上，而韩愈的《师说》则集中表达了对独立传授儒家思想之师的关注。
第三章经学，主要考察唐代的儒家经典注疏之学。高祖、太宗朝致力于整合南北经学注疏的传统，代表成果即《五经正义》，以此表达符合王朝利益的政治价值观。高宗即位后，对《五经正义》的批评、质疑开始出现，其中刘知幾对于《春秋》的批评具有独创性。玄宗朝官方经学取得两项重大进展：重修《月令》与御注《孝经》。安史乱后，对经学的不满首先体现在对科举制度批评中，这与经学定本石经的刊刻一样，表现了中衰的王朝对经学政治功能的强烈诉求。乱后经学的主要特色，是“主要以私人注疏为主”，“反对唐初那样仅对经文内容进行简单注解”，“注疏中透露出强烈的批判思想”。（P99）它集中体现在以啖助、赵匡、陆淳为首的新《春秋》学崛起，“他们早已超越对章句之学的批评，不仅视《春秋》为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的权威，更在重新阐释的过程中隐喻其为治理国家的良方”，“将《春秋》文本的内涵进一步拓展，承载了更多的改革思想。”（P100）除此外，“性命之学”也是战后经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详下）
第四章国家礼制。作者首先陈述了礼制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即协调天人、表明权威、证明合法性、维护社会等级、强化皇权和官僚体系的尊严威仪、约束君主，并直接涉及到某些政治组织和原则问题。然后按照三个阶段，分别叙述《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的编纂、修订；明堂礼、封禅礼、郊祀礼、籍田礼等的举行与废弛；太庙祭享的争执与变化；国家礼制与科举考试的关系等等。在本章末节，作者重点讨论了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学界对国家礼制传统的批判性审视，特别留意于杜佑、柳宗元等人激进批判：“他们坚信社会复兴主要依靠政治与体制改革，而把精神层面的问题留归作为佛教徒的私人生活……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国家起源及礼制功能进行系统阐述。”（P111）“柳宗元对国家礼制中的宇宙论因素表达了最强烈的怀疑态度，并且十分明确地坚持礼制的功能是道德的和社会的，而不是超自然的。”（P112）
第五章史学，主要考察唐代官私史学的兴衰。其中包括唐代的《汉书》学、《史记》学，晋至隋五朝正史的编修，宰相监修国史和历代实录、国史的修撰，《唐六典》的编纂，传记、史论的特点，苏冕《唐会要》、杜佑《通典》所代表的典章制度之学，科举中“三史”、“三传”科的设立与策题的历史关注，乱后的私家修史等等。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安史乱后，以韩愈、李翱等学者，“将国史通过‘褒贬’理想化为一份垂范后世且条理分明的记录，以制止当时的政治与派系斗争。他们的史学思想较少涉及激进的制度改革或制度史。”（P144）这与杜佑等注重典章制度的演变与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P148）。
第六章文章观，主要考察唐代的文学观。作者认为，有唐一代，“文学始终保持备受欢迎和尊重的地位”。（P207）随着唐帝国的发展，“其他学术领域中显露出来的不再以朝廷为中心的发展趋势，也明显表现在学者的文章观上。对文章创作的评论越来越成为个人志业，在唐代后期，学者将自身更多的文学经验付诸笔端。”（P207）从太宗朝开始，文学就是朝廷“人文化成天下”的有机部分。朝廷主持资助《艺文类聚》、《文思博要》、《三教珠英》、《四部书录》等大型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成为长安宫廷文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宴集和唱和促成了此期诗歌创作的繁荣；而官僚系统对写作技能的重视、草诏词臣知贡举，“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影响‘文’在科举——进入官僚阶层最重要的途径——中的地位。”（P228）从高宗朝至玄宗朝，文学写作技艺逐渐成为进士考试中的关键，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发展。不过，从玄宗朝开始，诗歌写作开始出现了对宫廷诗风的疏离甚至反抗。安史乱后，唐代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去宫廷中心化”的趋向：朝廷主导的文学实践大为缩减，文学思想上诸多重大变化与宫廷文学无关；李华、萧颖士、梁肃等人提价写作应当致力于政治与社会改革事业，批评骈文，重新阐述文学的本质与功能。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则在重视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工具的同时，也强调文学与心志、道德的关系，追寻文学的独立性。作者指出，即便安史乱后，对文学技艺在科举考试中重要性的质疑、批评甚嚣尘上，但由于最能体现文才为主的翰林学士、草诏词臣的巨大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仕进中的有利地位，唐代后期对文学的崇拜，并未消减。
第七章结语，对之前六章进行了总结论述。作者认为，唐代儒学“适应并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成熟的王朝同步发展”（P262）它“有着显著的中古特色”，“与新儒家相比，唐代学者对待信仰的态度是多元的，不拘泥于正统观念”，“他们的大量学术成果被运用于国家礼仪活动实践，进入礼典仪注或礼制辩论”；“他们所修书籍多为汇编”，“但与此同时，他们对变革的势头有着敏锐认识”。（P250）作者指出，相对开放的唐代官方学术氛围，以及“学术群体对思想多元的包容态度，其对不断变化着的政治的积极参与，都是鼓励儒学变革的重要因素。”（P260），
之后是详尽的注释部分（P263—P377）、参考文献（P378—P397），以及一份清晰的词汇表和索引（P398—P423）。
二
本书初版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研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者，通常将重心放在秦汉或宋明。至于唐代，研究者往往接受宋代新儒家的观点，认为有唐三百多年间，除了韩愈、李翱等寥寥数人外，儒学成就乏善可陈。当时对于唐代儒学的整体研究，几乎阙如。此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与一般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不同，此书没有采用“点鬼簿”的写法，即按照时间顺序来罗列唐代历史上著名儒者的生平、思想及学术成就，然后加以评述。此书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汉学著作，用某种乃至数种新颖的社科理论，来框套一堆汉语史料文献，时时过度诠释。此书采用的是最朴实的写法，从海量的基本文献爬梳，对唐代儒者的学术思想活动进行全景式综合性的叙述。它对唐代儒学的各个领域，如学校系统、孔庙祭祀、经典注疏、国家礼仪、史学修撰、文学写作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书中重点探讨与学术相关的唐代国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学者们及其学术思想活动，由此勾勒出唐代儒学的演进，呈现出唐代儒学与国家的紧密互动，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功能，以及它积极的创造力、创新性。这就有力反驳了自宋代以后便一直流行的对唐朝儒学的偏见：自汉代迄唐末，儒道几乎湮没，直到北宋五子，才接续道统。
书中将唐代儒学划分为初、盛、中晚三个阶段，而特别注重安史之乱的划时代转捩。在学校系统方面，作者指出安史乱后官学衰微，私学兴起，儒者们“开始视教学为个人所能从事的最有意义的专业，更加迫切地强调儒学价值观念的社会复兴，而不再是国家维系的学术体制及祭孔活动”（P22）；在经典注疏方面，“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学术界不再聚焦于朝廷，不再由国家主导；国家学术机构也不再为儒经的重新阐释提供制度框架，学术的重大发展都是非官方的活动”，“经学由以皇帝和朝廷为中心，向更普遍的关注国家和个人转变”（P69）；在史学方面，八世纪末出现的最重要变化，“是部分士人坚信可以通过制度和行政经验恢复唐朝曾经的鼎盛”，他们“从重视对君主和王朝政治成功至关重要的国家宇宙观，转而强调王朝典制的相对易腐性，并利用历史来分析政治原则的基本问题”（P162）。在文学方面，八世纪末九世纪初，“朝廷主导的文学实践也大为缩减”，“文学思想上的重大变化与官方环境下的宫廷文学作品无关，但却与大量非官方作品有关”，文学环境更加“去中心化”（P234）。只有国家礼制变化，表现不甚明显，“更加分析化的礼学思想也局限于少部分质疑礼仪的宇宙论功能”（P117）。贯穿以上论述的，是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唐代儒学从初盛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官方学术，在安史之乱后，日益向独立于官方的私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同时，作者也补充道，这种变化趋向，在安史乱前便已经初现端倪。尽管之前，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师即作过类似断言，但仅是针对唐代政治、学术中的某个领域的泛泛之言。此书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将这种重大变化扩展到唐代教育、经学、史学等各个领域，堪为儒学史上的不刊之论。
现代学者通常将新儒家性命之学的萌芽，上溯到八、九世纪之交的韩愈、李翱。对此，本书立足于基本文献，进一步予以扩充、细化。作者认为，初唐时期，儒者对儒家传统中的性命问题并不感兴趣，“孔颖达大量引用《孟子》有关礼仪、社会及行政问题的论述，而关于如何分辨性善与性恶的论述却只引用过一次。”“这一时期，儒家思想中有关内省的问题尚未得到如政治制度及礼仪问题那样精确的梳理与研究。”（P82）当时终极问题的答案，在于佛教与道教。安史乱后，唐王朝政治权威衰落，思想氛围发生了深层改变，儒家的关注开始转向内在的心性问题和终极关怀的思考，代表人物是梁肃、权德舆、陆傪等。他们将个人的政治影响同宗教理想结合起来，以《中庸》中的“诚明”来比附佛道中的宗教境界。他们提携了韩愈和李翱，而韩、李正是唐代性命思潮第二阶段的主要代表。作者分析道：“此前，它（性命思潮）是折衷的、调和的、寂静的……与仕宦和政治生活非但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表明学者作为一个人的严肃态度；此外并无更多含义。然而现在，它变成积极的改良思潮，变成纯粹的儒学运动，并强烈反对佛教和道教。”（P108）李翱和韩愈分别建构起不同的“性命”观，前者提出复性，赞成孟子的改善论和“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后者则坚持“性三品说”，对于孟子的态度自相矛盾。韩、李之后，儒家的性命思潮逐渐衰落。以上分析，将宋代理学家擅为己有的性命学说置于长时段的思想演变中考察，凸显出唐代在儒学史上的重大贡献。
对于中晚唐制度之学的梳理，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体现了作者对于思想史研究中以新儒学为依归的线性叙事的警惕反省。作者发现，中唐儒学中存在着韩愈、李翱与杜佑、柳宗元为首的两种不同的学术路数与思想趋向。前者重视道德、性命等问题以及个人内心的反省，但对制度的演进和行政改革却不感兴趣。后者则“坚信可以通过制度和政治手段恢复唐朝曾经的鼎盛”，他们“从重视君主和王朝政治成功至关重要的国家宇宙观，转而开始强调王朝典制的相对易腐性，并利用历史来分析政治原则的基本问题”。（P162）在以怀疑、批评的眼光审视政治制度时，杜佑、柳宗元将儒家的公共政治参预与佛教的私人信仰并行不悖，这与韩愈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儒家价值观念和摒弃为唐代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宗教多元观念来复兴儒学”（P20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代的新儒家与王安石，似乎重新上演了这种对立，诚然，剧情更为复杂波折。南宋后新儒家的胜利及对其思想史的重新叙述、书写，导致了从中唐到北宋儒家制度改革之学的湮没。此书将这一脉胳发掘出来，既完整地呈现出中晚唐儒学的三种面相：制度、心性、文，又为研究者揭示出新的研究理念和取径，可谓功莫大焉。
自原著出版迄今的三十多年间，唐史研究日新月异，而此书率先揭橥的若干论题，也受到了学界持续的关注与深入的拓展。比如，书中对于唐代孔庙配享、从祀与儒学变迁的讨论，对于权德舆在中唐重要性的揭示，对于唐代中后期“润色王言”重大社会影响的发掘，以及对于有唐一代“文”之特殊意义的强调等等，在《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Reform in the Balance、《清流文化与唐帝国》、《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等涉及唐宋学术思想史的名著中，都可以发现较为明显的论题延续和研究理路的相承。是书的经典价值，也由此愈发得以呈现。
三
当然，任何一部专著，都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尽善尽美，此书亦然。比如，除了偶尔提及唐代宫廷主持的“三教论辩”外，书中对儒佛、儒道关系涉及较少，从而对安史乱后儒学的转变，似乎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维度。又或许由于文献存佚的参差不齐，书中对于宪宗以后的儒学发展论述很少。作者敏锐地发现，士人“进士及第——知制诰——翰林学士”这一迁升路径，对唐代文学写作和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晚唐时期，越来越多的士人在深感科举无望后，转投地方藩镇幕府另觅出路，所谓“感恩知有地，不上望江楼”，从而导致学术氛围、社会心理、文学版图出现了重要变迁。对于这一制度变迁的背景及重大影响，书中完全没有留意，颇为遗憾。
此书的翻译，整体上准确、流畅，体现了原作的精神气韵。偶尔有一些翻译不确或表述不妥之处，稍作罗列，以供译者斟酌。比如，中译本序“几乎都能在线获取，足兹检索”，“兹”当作“资”。原作前言中“But from the time of Mencius until the eleventh century,the true way had not been properly taught or understood”句，译文作“儒学家并未真正领会与理解孔孟的思想”（P2），其实原文中”taught”，当指汉唐注疏家的讲学传授而言。原作中“Tu-Ku Yu,a son of Tu-Ku Chi and later Chuan Te-yu’s son-in-law”，译文作：“独孤郁，独孤及之子，后为权德舆继子。”（P61）按，独孤郁为权德舆之婿，而非继子。原作”He resisted appointment to Tu Yu’s staffin the south-east,and condemned interventionist political figures in history like Kuan Chung and Chu-ko Liang,’who concentrated on saving the ages[in which they lived] and called themselves beams and ridge-poles of the state. ’”译文作：“他（梁肃）拒绝在新任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任职，批评管仲、诸葛亮之类汲汲于政治的人物，讽其‘留心济世，自谓栋梁’。”（P106）按，“留心济世，自谓栋梁”出自崔恭为梁肃文集所撰序言“若管夷吾、诸葛亮，留心济世，自谓栋梁，则非公之所尚也”，麦大维原作中引用此语来形容管仲、诸葛亮，但并非是梁肃对管仲、诸葛亮的批评、讽刺之语。原作”repeated requests for performances on mount Hua,for which Hsuan tsung had a special astrological affinity,and on mount Sung,were declined”。”译文作“朝臣几番奏请玄宗封禅其本命华山”（P94），费解，译作“本命山华山”比较清楚些。原作”Liu’s remarks on the monograph series are the only ones of their kind from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译文作“刘知幾有关志书的评论是八世纪早期史评中的唯一”，句式显得生涩别扭。原作”In 808,under Hsien tsung,an examination candidate made a very rare reference to official history in an examination script ”，译文作“808年，宪宗朝一位举子在策论中极少提及官修史书”（P189），“极少提及”，上下语义不通，似当译作“宪宗朝一位举子在策论中极为少见地提及官修史书”。
又如第五章第三节“志书论”，译文曰：“韩愈、李翱等学者将国史通过褒贬理想化为一份垂范后世且条理分明的记录，以制止当时的政治与派系斗争。他们的史学思想较少涉及激进的制度改革或制度史，也不太关注道德心性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强调个人的政治行为，关注制度的演变、客观的力量和长期的趋势。”（P199）按，既然韩、李的史学思想“较少涉及激进制度改革或制度史”，如何又曰“（他们）关注制度的演变”？此处译者理解似乎有误。查阅原文为：”Scholars such as Han Yu and Li Ao idealized the dynastic history as a document that would sort out for all time,by its allocation of ‘praise and blame’,the demoralizing political and factional struggles through which they lived.Their outlook on the past suggests little interest in radical institutional reform or in the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Their moralistic interest in history was ,however ,counterbalanced by the approach that,instead of emphasizing the political conduct of the individuals,focussed on institutional evolution,impersonal forces and long term trends. ”再结合上下文，可见原文意谓：韩、李对于过去的历史持有一种道德的关怀，而不太注重激进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史；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史学取向，这种取向不重视个体的政治行为，而是侧重制度演进、客观的力量和长期的趋势。由下文可知，这种取向即杜佑《通典》、柳宗元《封建论》中所体现出的。
另外，第六章原文”Their composition involved ,in a phrase formulated by Confucius himself and much repeated in the T’ang ,’giving(due)elegance and finish to royal command ’.”句中的”phrase formulated by Confucius himself ”，当指《论语·宪问》中“子曰：‘为命，禆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立润色之’”，也即在唐朝被反复提及的“润色王言”之语。此句意谓唐人的文章写作，含有“润色王言”的制诰等部分，而“润色王言”一语，孔子曾予阐述，唐代也被反复提及。译文作：“这种创作，用唐代学者反复提及、源出孔子的一言以蔽之，即是‘润色王言’。”（P206）表述易生歧义，误将“一言以蔽之”理解为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最后，必须指出，以上商榷，颇有“吹毛求疵”之嫌，“站着说话不腰痛”。实际上，本书内容涉及到唐代经学、教育、历史、礼制、文学等各个领域，征引文献浩繁。这对于任何一位译者而言，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从本书的“译后记”中，我们可以了解两位译者在翻译此书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努力。在如今高校苛刻的考核、晋升制度下，译著和古籍整理著作一样，都不算是科研成果，或者充其量只算作论文、专著科研成果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两位译者出于真诚的学术理想，经过反反复复不断修改——“原本三校即可定稿付印”“却做到了十二校”，最终呈现给读者一本出色的迻译，理应得到我们高度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