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成败盛衰都是他

书是两位学者的合著，这是读完之后意外瞥见封面时候的豁然开朗。原因是这本书的结构，和常见的以历史人物为引子的著述很不一样。常规来讲，一般都会跟着主人公的时间线去展开叙述，然后把个人生平和历史大局糅杂在一起，以凸显那些名留青史人物的不凡。同是溯源系列的另一本书《再造大唐》就是这样以郭子仪为线索展开被折叠的历史，即便主人公浓度或有不够，但确实也做足了人、史不分家的严丝合缝与精妙绝伦。可是阎守诚和吴宗国合著的这本《盛唐之子》，更像是对唐玄宗其人的蛛网图解析，开始时论述其人是如何成其人，多少还有点线性展开的普适性，但是在讲他身为帝王励精图治开始，就进入了一种类似纲举目张的模式。倒不是说那种线性展开的叙述不清晰，而是这本书在处理纲目上有些过犹不及，所以阅读的时候会偶然进入时间的错乱感，稍微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这样展开的优点也是十分别致的。一个呢，就是对唐玄宗其人整肃超纲的多面性能够有彼此独立的感观，十分适合通俗历史读者在接受信息量时候的载荷。另一个呢，因为人物分析某种程度上和施政纲领稍微分开，就可以更辩证或者说以割裂的视角来看待唐玄宗的英明睿智和昏聩猜忌，反而让开元天宝的成败兴衰形成了不可割裂的整体。这两者的重要性在于，安史之乱的转折点意义被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呈现，于是就得到了其历史意义而言更客观的比重。简单来讲，安史之乱对于唐玄宗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并没有重要到可以给玄宗贴上昏君标签的程度。与此类似的是，杨贵妃当然因为被传说裹挟而令人浮想联翩，但在她和玄宗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当是确有些真心实意在其间。

以及，另一个让人会觉得有意思地处理手法是，虽然对唐玄宗其人其事分门别类地叙述，并没有营造出一种孤立感。恰恰相反，在这本书里，唐玄宗更像是一个前承王朝复杂情绪，后接皇权错综局面的“时代”。正如前述提及，安史之乱没有那么重要，杨贵妃也没有那么浪漫。在作者的笔下，唐玄宗和他的时代是连贯的、循序渐进的，不会有那种开元盛世急转直下进入安史之乱的恍惚，也不会有那种前脚跟武周割席断交，后脚就把天下送给番将的错乱。时代和时代，包括它们之间的转折都被连点成线，使得所有的成败兴衰都有种水到渠成的人力不可为。实际上，这一点在阅读的过程中并未察觉，而是读完回溯的时候，脑子里忽然有的感知，想来应该是每一个知识点在呈现的时候，都有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前因后果起承转合的关系吧。

讲李隆基，当然避不过他牛气轰轰的祖母武则天。不知道这一部分是两位作者中的哪一位写的，其间脱颖而出的几个重点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史料本身并不新鲜之处，偏就是他们那样的编排方式让人多出了几份不常见的想象力。一个呢是强调睿宗的政治智慧，认为是他在争权夺势中表现出来的非比寻常的定力，促成了李隆基诸兄弟某种意义上的平安。其中值得一书的，还有武则天因为示爱无果的宫女诬告而杀死李旦二妃的那段往事，在玄宗人生的尾端，他的儿子李亨同样因为皇帝的猜忌而不得不接连休妻以求自保，历史的循环往复在这里表现出奇诡地嘲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李旦和李亨所处的猜忌还是有其不同，前者面对的不仅仅是母皇大人的得失心，还有但是求太子位的武家子侄的磨刀霍霍，而后者至少可以确认真正威胁到自己性命的只是皇帝的好恶。

这个区别看起来似乎不大，但是所折射出来的政局却是本质性的差异。简单来说，武则天时候的朝局依旧受到多方力量的拉扯角力，女帝临朝的霸气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随心所欲，这似乎解答了李唐何以经武周之乱还能有开元盛世——因为与此相对的，玄宗晚年的皇权空前集中，宰相集团对东宫施加的压力，以及出将入相制度崩坏导致的边防武将和中枢文臣之间的失衡，都不过是玄宗为了捍卫皇权而操弄的结果。按照能量守恒定律来讲，皇帝身边总是要有那些人填补孤家寡人氛围下的空缺，循诸葛亮亲贤远佞的逻辑，疏远了狄仁杰娄师德徐有功，自然就会亲近高力士边令诚鱼朝恩。此处似乎对高力士稍有不敬，但玄宗对宦官的亲近和对朝臣的疏远以及对太子的打压，确实是奠定了唐朝往后宦官干政的中枢权力配置——唐朝由盛转衰的奇点便在此处。

另一个事情就是武氏子侄因为武皇临朝而耀武扬威，只有七岁的李隆基呵斥武懿宗讲“吾家朝堂、干汝何事”。要知道，这还是武承嗣和李旦就皇嗣（太子位）争执不休的敏感时期，按作者所述李隆基是生杀恐惧中长大的小鬼，居然能有对当时的实权人物做出这样霸气的回应，着实不简单。不过更不简单应该是这个节骨眼上武则天深以为这小孩子了不得而“异宠之”。作者认为，可能是皇祖母在自己孙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敢作敢为，并认为这是权力斗争对李隆基的耳濡目染。但私以为，这样的桥段，或是后人附会也不无可能，毕竟当时武周革命，但朝堂上的权力拉锯从未结束，武则天纵然有开天辟地的能耐，从她多用武家子弟便可知道，这皇位固然让人登峰造极，同时也教人觉得如坐针毡——同理，武则天称李隆基可为太平天子，亦有牵强，甚至考虑到后面因为安史之乱，李唐王朝百余年基业急转直下，这四个字莫名还有了几份嘲弄的意思。

但无论如何，本书中的李隆基受武则天影响至深是肉眼可见的。不论是他对朝臣联结东宫的警惕，还是早期偏爱用文人粉饰太平的没底气，以及他热衷于打破门阀势力对权力的垄断而加强皇权统御全局的掌控力，不是继承了武周朝的风格，就是吸取了武周朝的教训，首尾相衔、前后呼应，实在是让人觉得意趣盎然、精彩纷呈。更有甚者，玄宗朝中晚期更偏应用型人才，于是导致文人失宠，作者们也认为是玄宗朝的文人只会写漂亮文章，远不如武周朝前辈的业务能力同样过硬的结果。这样的论述如果多绕一个弯来看，无疑就是讲玄宗早期偏宠文笔的做派，从某种意义上鼓励了文人向的臣子钻研文学造诣而忽略实干的意思，回味起来，真是余韵悠长。

但就此得出结论，说唐玄宗不行未免武断。实际上，关于玄宗早期施政的那些切入点，会让人十分惊讶其狠准利落。第一项就是他对自己那些有“从龙之功”臣子的安置。作者不无恳切地指出，那些帮助玄宗政变上位的人，或许有乱中取胜的能耐，但未见得能有平整朝纲开启治世的能耐，所以对他们的升迁任用“特别操心”加以管教。就忽然觉得，玄宗早期偏爱文采好的臣子，莫非也有几分刻意在那里，试图以表面的平衡来掩盖他并不想给参与过政变的小伙伴以“适当”的实权，毕竟武周阴霾荡涤一清，把那样振奋人心的故事传颂直至世人皆知才是让每个人都名留青史的正解。记不清作者们有否强调或回避这一点，但肯定有提到，早期玄宗尤其偏爱在正常的三省六部之外做便宜法任命官员，与此呼应，便是他试图跳开隋唐以来的传统中枢权力配置方式自作主张的气味。

以当时节骨眼的情状来看待唐玄宗的这一系列操作并不会对其有非议，看起来因为经历了高宗武周时代，唐朝的国家机器似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开始呈现出运作不灵的惰性来。玄宗取消封户直接收取赋税而由中央按比例分配、整理逃户（流民）土地问题的检括田户、变府兵制为募兵制等等，都对重塑国家权力尊卑、改善国家财政、激活国家机器有着重大的意义。比如取消对封地直接收取赋税的权力，最直接的改观就是避免封地百姓只知侯王不知天子的状况。检括田户的意义更大，在人口决定一切的时代，这个制度确保每一个消失在地方案簿里的人都重新有了档案，且由朝廷出面落实安置政策，就地落户还是回家都各有章程——这个首先就限制了大地主的“圈地运动”，然后让那些受地主剥削的流民可以重新进入到为国家创造财富的正轨上来，是为丁税。

这好像会造成一种错觉，就是武周王朝就直接留给玄宗一个烂摊子，以导致皇帝做啥都被掣肘。作者们似乎没有为这种感知做直接地辩解，而是颇有耐性地剖析了武周朝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局面。简单来讲，武则天的皇位因为掣肘过多，所以她会强化二圣临朝时期对门阀的打击和对寒门子弟的起用，这一点其实在玄宗朝也是主流的官员任命制度，玄宗朝的重要人物当中，能够数一数家世的好像只有李渊堂哥的后人李林甫了。但是，如检括田户这种操作，其实是为了弥补寒门子弟得势而产生的“并发症”，直白一点的表达，就是这些“政治暴发户”多是贫困出身，所以对土地有了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执念，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张说为代表的那批因武周朝科举而兴起的普通地主的代言人，对检括田户政策表示反对的理由。

当然，武周朝对新兴阶层挑战门阀一系列操作的鼓励，是强化皇权的需要。同样的，玄宗重新整理帝国的利益和权力配置，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实际上，从玄宗偏爱因为特定的任务设置“史”的操作——宇文融的劝农使（检括田户）、裴耀卿的转运使（改革漕运）、最有名的莫过于各州各道的节度使，就可以看出玄宗在朝臣体系扁平化上的大刀阔斧。平心而论，在开元年间的这一系列非常规操作当然是效果卓然，作者也说了，天宝年间节度使权力的失控，也是受到多方面原因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关口去责难玄宗多设特使的操作为唐王朝由盛转衰埋下伏笔是不公平的。但也不应该忽略，玄宗执政早期向传统利益阶层做出的一系列挑战皆有捷报，肯定是助长了他的洋洋得意和自命不凡，使得他在听闻安史造反以后还能保持乐观与平静，有了足够的心理资本。

玄宗的洋洋得意，一方面是自己确实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宏大局面，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及粮食存储，通过政策调整和官员任免，玄宗在这两项上达到的高度在农耕时代简直可以算是无限接近神迹。作者们摆事实讲道理当中有一条是让人极为震惊的，那就是玄宗创造的人均粮食指标在天宝年间达到峰值后一路下行，直到1982年才重新追到那个纪录。耐人寻味的是，也是天宝年间，那些以文学见长的官员开始渐渐不再得到玄宗的宠信。前述已经提及，在开元初期，唐玄宗对文人是极为偏爱的，于是乎就有了朝堂上文学派和吏治派的分庭抗礼。

其实，作者们在这本书里使用了很多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一处关于官员的制衡也是十分典型，分庭抗礼，怎么就是偏宠文学派了呢？在字里行间，很容易就看到玄宗身为帝王的微妙的心路历程。其一，无论他获得皇位的路径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终究是因政变而得，以及他身为皇三子得到太子位其实是大哥让出来的。而且，从他上台后一系列的快马加鞭可以看出来，让李唐在中宗睿宗之后尽快达到武周时候的繁华——即便是表面上的——是多么的急迫。然而实绩是需要时间的，但歌功颂德的文章朝夕可得。换言之，玄宗早期对文学派的偏宠，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名声加持，也隐晦地显示了他背地里不为人知的惴惴不安。

到了开元后期天宝年间，早时候的励精图治都已卓见成效，其中不乏唐玄宗对传统政治制度的挑战。别说是从家族乱相里杀出一条血路的人，这种极度类似于大卫击败歌利亚的桥段，足以让玄宗不再需要那些锦绣文章来进行精神滋补。甚至，唐玄宗本人也是在文学、音乐及书画上极富才华的人，兼有帝皇气加持，看不上那些一昧堆砌谄媚的辞藻，也是合乎人性。而且他早期就有意识地把文学派和吏治派（姑且认为是实干家）放在天秤的两端，当吏治派足够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自然文学派粉饰太平的意义也就无足轻重了。其中的典型案例非李白莫属，那样一个踌躇满志的才子到了长安，唯一的用处也只是写下春风拂槛露华浓而已。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文学派的傲气开始触及唐玄宗的逆鳞。作者们比较了张九龄和李林甫先后两位中书令。前者是文学派出任宰相的代表人物，后者则是吏治派的佼佼者。其实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会觉得文人自恃傲骨而故意跟皇帝唱反调的操作有点幼稚可笑，即便或有些忠言逆耳的成分，但是故意趁皇帝脸色难看的时候还要表现出诚惶诚恐肝脑涂地的忠言逆耳，怎么看都是为了给自己搏一个敢犯天颜耿耿诤臣的名声——实际上，这个在张九龄这批从开元中后期到天宝年间的文学派大臣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也是，政绩都让李林甫之流完成了，一昧的歌功颂德实在是有辱斯文，除了跟皇帝抬杠，似乎就没有其他出路了。于是，在这些个地方，作者们提到的文学派大臣之业务能力远不及武周时期的前辈，可见一斑。

不过作者有提到，张说和张九龄都是武周时期科举出道的，他们除了文学造诣杰出之外，政治才能也是可圈可点的，何以会输给李林甫呢？除了道貌岸然的忠言逆耳之外，真正重要的部分还是他们在施政想法上站在了唐玄宗的对立面。按照作者的说法，张说和张九龄其实都代表了武周时期崛起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然而时过境迁，武周朝的激进先锋派，到了玄宗朝就毫无悬念地变成了保守派，这就意味着，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皇帝面前逞口舌之勇，还在玄宗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站在了他的对立面。更直接地来讲，就是他们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皇帝冲突了。

此处忽然想到索尔兹伯里侯爵讲过的某个观点，只有不以公务员身份谋生的人才能真正意义上投入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大意如此）。这样看起来，想要就武周时期的弊政拨乱反正，李林甫这样一个出身宗室的“贵公子”显然更符合开元新政的期许，作者们也不避讳地讲，确保开元中期开始的一系列变革不跑歪的重任就落在了以李林甫为首的实感吏治派的肩上——实际上，如果把这解读成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轮换更替也没毛病。

默默地觉得，或许正是张九龄之流的倔强，然后形成了对李林甫这批开元新锐的激将法，让玄宗看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党争给自己的皇权带来的好处，进而使之把中枢权力打碎重组随后捏合成更容易控制的样子。这样看起来，李林甫不仅仅在业务实绩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对玄宗试图重构朝堂权力结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鲜明的政绩莫过于对中下级官员的任用给出了实在的钓饵。这说起来也是让人唏嘘的往事，唐朝人才获得做官资格的路径看起来有点太多了，以至于候补官员多年不得听调，偶然出缺怕是有三百万种加塞插队的手段。李林甫的妙处在于他保持而且看起来是严格保持了旧的做法，就是排队等叫号，这样至少是看起来人人都有机会，作者们说，这是后来李林甫形成自己独到的势力范围的基础。

仔细想想是真的有趣。玄宗通过张九龄和李林甫的互为掣肘，享受到了挑拨臣子关系教唆党争的乐趣，最终导致了稳定朝廷的传统权力制衡与联结模式的崩坏。而李林甫则从福荫中下级官员的操作里感受到了权力的香气，于是一路往下十余年来在这个领域不断精进，使得如安禄山这样文盲出身的人物也能成为封疆大吏，然后为唐朝由盛转衰埋下了引线。不过无论如何，李林甫是真的很有能力，强大到后期的玄宗——那样迷恋皇权独尊的玄宗都觉得把事情交给李林甫就放心了，甚至还觉得高力士暗示李林甫弄权的谏言是嫉妒心使然。

不过在这本书里，高力士完全不是李林甫的对手，恰如玄肃时期中枢权力交替那本书里也有过的情节，在开元中晚期，可以和李林甫一较高下的惟有张九龄而已，至张九龄去相，朝中只李林甫一人独大，位极人臣，自当如是。作者们十分恳切地评价，也只有唐玄宗和李林甫这对君臣的能力扛得起那种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专权，但凡是个能力稍微差点的人，就可以使整个统治体系失灵。实际上，也确实有著作提到，李林甫逝世其实是为安禄山造反解开了最后一道枷锁，至于杨国忠的能力不足到底是不是后面逼反安禄山的炸药，至少在这本书里是持保留意见的。

如前述提及，在这本书的语境里，安史之乱不是忽然发生的，开元盛世也不是一个晚上就崩溃的，边将坐大有很多内外现实原因，尤其是西北到东北边疆的情势变化和内亚诸国的风云诡谲，很有些逼着玄宗把更多的权力交给节度使的意思。稍微觉得此间人力或可摇摆的部分，是募兵制实施以后，边军偏爱招募番将。很显然，这些少数民族和汉化颇深的北魏时期的拓跋氏是很不一样的，简单来讲，他们或会受到游牧部落任人唯亲的微妙裙带（比如认干儿子）关系影响，但是并没有受过多少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

其实在规整国家宗教信仰上，玄宗早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减少佛教的影响力以暗暗放低自称弥勒佛转世的武则天的地位，与此同时也有强化儒教对于知识分子的教化作用。然而问题在于，如安禄山这样的人，都是不认字的——搞笑得是，专门选择文化水平低的将领身居要职，是李林甫的刻意为之，目的是打破唐朝早期将领可以凭军功入相的渠道。看来李林甫是看准了这个阶段的武将纵然入朝一定会吸取张九龄等的教训乖乖听话，岂不是稀释了自己在玄宗跟前乖巧可人的好感度了吗？真是君臣各有私心，边将自有打算，盛世之下，暗流汹涌。

更绝得部分是，作者们毫不讳言，关于整个皇朝体现着表面意思的外强中干，似乎是除了唐玄宗和杨国忠之外都心知肚明的——包括死掉的李林甫和身居内苑的高力士。《再造大唐》里的玄宗对安禄山的起兵表现出的不可置信，被那一本书的作者认为是自欺欺人到深信不疑所以无法接受，玄肃中枢政局则认为玄宗早已自负到觉得一切尽在掌握无论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事情自己总有能力拨乱反正，而这本书则构建了另外一种语境——它似乎试图表达，玄宗的困惑既不是自欺欺人，也不是自负傲慢，而是沉浸在一种类似于绥靖有用的脑回路里，在李林甫的推波助澜下开始盲目乐观——安禄山造反消息传来，杨国忠作为硬币另一面的反应则让人啼笑皆非，他居然因为“预言”到了安禄山造反而洋洋得意起来。

既然提到杨国忠就顺便多提一嘴。和对于这位奸相的刻板认知不同，他其实也是很有能力的，甚至开元天宝年间，不论是国库还是民间私库的充盈，都是因为他工作能力卓著的缘故，以及开创性的统一用布帛入库，则大大提高了国库的仓储效率——那句有名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殷实”讲得就是这件事。按照玄宗的分阶段施政纲领来看，也确实到了杨国忠这样的经济人才出头的时候了。开元早期，他做制度改革，于是宇文融、裴耀卿这样的人登上舞台，最后他需要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确保改革的持续性，李林甫开始取代张九龄崭露头角，百废俱兴之后，当然就需要把财富落袋为安，这充分是杨国忠的舞台。

回顾这一段，不仅仅是想要说明杨国忠的崛起并非全部仰仗杨贵妃的血缘加持，还觉得有强调虽然杨氏姐妹上蹿下跳，但真的没有杨贵妃什么事的用意。话说这本书给杨贵妃的评价意外地高，讲她的出现确实是对唐玄宗个人有大功德。一方面，她在情感上填补了玄宗淡出朝政（因为李林甫太能干了不但主持业务顺便还把压制东宫的活也做了）之后的寂寞空虚冷，另一方面她在马嵬坡自缢于佛堂，其实成全了玄宗大义灭亲以天下为重的虚名，甚至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安史之乱的责任，让他有机会享受太上皇的体面。他们认为，玄宗后来对杨贵妃的怀念，除了对两人之间质朴的情感之外，其实也有这一份心意在里面，以及某种意义上，杨贵妃或者代表了整个唐朝和玄宗年间最好的时代。

其实，这本书里写杨贵妃和玄宗种种的篇幅并不多，却有趣。比如作者们认为，因为母亲逝世而失宠的寿王瑁应该并不算是杨贵妃的良配，他显然是个被宠坏有有些懦弱的妈宝，而且看起来十分的不解风情。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杨贵妃其人不止才貌双全，还能力出众。此处的能力出众存疑，但作者们很明显的倾向于认为，杨氏和寿王之间的夫妻关系颇为冷淡，与此相对的，年逾五十的李隆基，或许在解读女心上更胜一筹。换言之，他们认为杨氏“改嫁”玄宗，不仅仅是圣命难违，也是自己的心意所致。这当然算是前述讲过的本书十分别致的观点之一。

然而就好像安史之乱仅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小折角，马嵬坡事变和杨贵妃之死也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小折角——这意味着深居后宫谨小慎微两度休妻以求自保的皇太子李亨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关于这一段掌故，《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这本书里写得极为详细，此处便循作者意不做展开。只不过后来玄宗被迫移宫时讲“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其实是有点好笑的。就好像玄宗终其帝位都在忌惮太子和朝臣的羁绊，终于完成权力交接的肃宗同样也对玄宗召见“旧臣”的操作十分敏感，李辅国矫诏令玄宗移居太极宫，是被作者们铁板钉钉确认为肃宗的意思了。

如果讲这本书有什么让人意犹未尽的地方，就是少了一章关于唐玄宗生平的结案陈词。尤其是末了看玄宗移居太极宫，高力士亦因为各种比如引禁军见上皇之类的理由被流放，那个自负到了极致的皇帝最终居然是因为不吃荤腥不吃饭而死掉的。让人唏嘘的是，描述这段情节时候作者们的文字风格并无英雄迟暮的叹息，更多的像是类似于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嘲弄——他们讲玄宗的半节食状态似乎是寻求羽化成仙，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方法不对还是内心不安，所以兰因絮果了。考虑到这本书甚至略过了玄宗求助各界神仙妖怪希冀杨贵妃入梦的桥段，真是把玄宗末了的寂寥孤单做到了极致。

不过呢，回味之后，倒是觉得作者们或许是故意没有就玄宗的生平做总结。或许是因为两人之间未能达成某种一致，也或许是觉得任何形式的总结，都可能因为对李隆基生平的再一次辑略而显得草率，于是乎故意在重回长安的段落戛然而止……于是就造出了一种留白的感觉，似乎这个奇异的皇帝，若是再给他那么一丢丢分岔的时间线，他就还能给你造出一个盛唐天下开元盛世来。坦白说，这并不是什么好的感知，毕竟在安史之乱的前期，真的是他本人昏招迭出，狠狠地助长了安禄山的气焰——甚至起兵前，安禄山为了收买人心请求玄宗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玄宗也同意了，这简直就是皇帝在权臣造反路上加了最后一个BUFF啊。

那么问题来了，他晚年的一系列鬼畜操作，固然是把唐朝从天堂扭送到了地狱，是否就可以抹干净他早期的成就、把整个唐朝由盛转衰的责任丢在他一个人的头上呢？看起来还真是没毛病，毕竟后来整个一锅粥，就是玄宗从开元年间晚期开始重新配置朝廷权力导致的。但是，边将军士善战而中枢军队孱弱，偏偏又是因为内亚局势变故迭起和皇朝内部长治久安的结果——后者偏偏就是因为玄宗挑起了宰相和东宫的对立、割裂了太子和禁军的关系，杜绝政变可能性的结果。可是也正是这一系列操作，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前半程的昏招迭出，乃至于后来的唐朝皇帝循肃宗为太子时的疏远朝臣亲近宦官，甚至拥兵自重这种事也是他和李林甫姑息的结果。

话讲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很无语地讲一句，成败盛衰都是他了。嗯，考虑到开元盛世也是他，还真是，有始有终。只不过，书名做盛唐之子，似乎是讲，是盛唐造就了他，而不是他造就了盛唐？

那这样，还能讲他至少有开元盛世吗？

呜呼，毁誉参半如玄宗，越来越像是一个皇权帝制范畴下的无解谜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