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为流散文物铺设一条精神上的归途——在《望长安》中遇见国宝
为流散文物铺设一条精神上的归途——在《望长安》中遇见国宝
曹大美
发于情感
考古学者为大众撰写的书，带有深深的行业烙印，有时候也将其称之为一种“职业病”。那是一种情绪。研究史前考古学的学者痴迷于将文明起源不断往前推进，努力找到文明发源更加久远的证据；研究历史的考古学者将出土文物与文献对照，以“证经补史”。若看到文献中所记载的能在发掘中找到，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这种考古带来的欣喜通过文字可以传达给读者。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职业情感。“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霍宏伟站在宾大收藏的昭陵二骏石刻之前，这句诗很自然地浮现出来。无论是文物考古工作者，还是普通的中国游客，站在这儿的人，此时都狠狠共情了。众所周知，这里的二骏和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四骏分隔两地，而这也仅仅是一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国宝流失的片段而已。
自从踏入这个行业，霍宏伟似乎就和海外流失文物结下不解之缘。在大学期间所修“洛阳文物志”课程，他就被民国时期金村战国大墓和龙门石窟文物严重被盗的史实深深刺痛心灵。在国家博物馆的工作，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各种文物。特别是在宾大访学期间，宾大博物馆藏昭陵二骏和佛造像更进一步刺激他开展这方面的研究。2013年参与国博主持编纂的《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大型丛书的编纂工作，更是拓宽视野，有机会看到大量海外馆藏中国文物的细节背景。2018年，圆明园旧藏青铜器“虎瑩”回国，成为当年文博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霍宏伟作为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参与此时，个中经历，激动人心。这几次“机缘巧合”，无不是推动他写作《望长安》的重要契机。
始于研究
考古人有自己讲述文物的方式方法、写作技巧和价值观念。他们对文物的观察和普通大众不同，和收藏家更不同。最大的差别就是重视文物出土的情境，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学者对盗墓深恶痛绝的原因之一。文物脱离埋藏环境，丧失了大量的学术信息，给历史的复原造成很大困难。流失海外的文物，很难留有完整的原始埋藏信息，一方面非常遗憾，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学者的求知欲。本书中《谁是刘庭训？》一文就是抽丝剥茧的绝佳案例。大英博物馆藏有一组唐代三彩俑。它们的来源扑朔迷离，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自己的话说，这件三彩俑的神秘可对标“蒙娜丽莎画像之于卢浮宫”。以往有学者认为出土于洛阳唐代“刘廷荀”墓。霍宏伟经过考证，找到了现藏于开封市博物馆的刘庭训墓志志石，因此确定这些三彩俑陪葬的墓主人真实身份为“刘庭训”。这块墓志记述了唐代忠武将军刘庭训一身曲折的传奇经历。这些三彩俑与墓志曾经埋藏在一起，而今天相隔万里，令人唏嘘。
追溯原始环境的理念，在《昭陵石马夜空嘶》一文中有更加详细具体的展现。这篇文章中的霍宏伟像一名侦探，一步步追溯两匹石马从九嵕山到宾大的流失过程：自陕西礼泉县九嵕山昭陵北司马门至西安城内的旧督府（南院），从西安南院到北京永宝斋；从北京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仓库，再到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空间之变，反映时间之变，也是历史的盛衰之变。昭陵两骏命运波折，亦可视作大唐盛世到民国乱世转变的缩影。此文另一亮点是对2002年至2003 年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考古发掘的材料的引用。这种考古情境的使用，只有实际参与过发掘的人才会掌握和特别珍视。出土的六骏石座提供了昭陵六骏初唐原生环境和明清次生环境。考古场景带我们走进了流失海外昭陵两骏的历史现场，解决了六骏中“青骓”与“什伐赤”的定名悬案。北宋《昭陵陆骏》石碑上的刻画和马赞是对六骏石刻原始位置的客观记录。1907 年法国学者沙畹拍摄的昭陵六骏照片是明清次生环境中六骏石刻的排序情况，那时六骏的明清石基座与唐代石基座已不再同一位置，因此西安碑林博物馆中“青骓”与“什伐赤”两骏名称应该互换。
追回流失的话语权
离家的国宝，如今陈列在国外知名博物馆中。我们要看到它们，似乎也不是难事。国外学者也对它们进行研究。从某种角度看，作为人类文明的遗产，好像放在哪里、被谁研究都一样。事实真的如此吗？本书中记录的大英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银盒，是中国学者学术研究话语权的很好见证。这件宋代银盒在民国时期为北京的青铜器修复师贾玉波所收藏，至迟在20世纪40年代流落海外。1968年由沃尔特·赛德威克夫人遗赠大英博物馆。大英陈列时定名为“银盒”。霍宏伟经过研究考证，认为其应为“银镜奁”，是盛放铜镜的，且制作年代应在北宋晚期；并进一步考证出盖子上的图案为“薛媛对镜自图其形”的场景，讲述了一段唐代女子的故事。2017 年3 月，霍宏伟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述研究告知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当时大英正在着手重新布展的中国馆，于是决定更改陈列名称并收进一本书中。2018年11月，霍宏伟在答应看到了这件镜奁，展品名称已更换，而且陈列方式还搭配了铜镜和宋代《妆靓仕女图》的复制品。他的研究不仅直接改变了大英学者对这件银盒的看法，甚至影响了展陈方式，还进一步彰显了在研究海外藏中国文物方面，中国学者本该拥有无可置疑的话语权。
让文物在精神上回归家园
望长安，念洛阳。与昭陵二骏让国人唏嘘不已相对照的，恐非洛阳金村大墓不可。卢芹斋和怀履光，是民国文物史上不可不提及的两个人。霍宏伟在《怀履光去过金村吗？》中，以1928年一场大雨开场，揭开金村大墓文物流失的过程。正如标题所示，怀履光到底有没有去过金村，他在金村文物盗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往很多学者也进行过研究分析。这篇文章对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考证，还原了金村文物发现—盗掘—买卖—收藏的流传数据链。作者在文中化身侦探，对盗掘起止、人员构成、文物买卖渠道甚至怀履光的行动路线都进行了身临其境般的描写。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特殊年代文物流失，带给国人的遗憾和伤痛，需要长期的修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国力强盛，政府部门和学者的不断努力。离家的国宝也在慢慢回归家园。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通过多种渠道不断探索追回流失文物的方法和途径，“逐步建立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模式”，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其中包括为我们熟知的圆明园鼠首兔首、秦公晋侯青铜器、大堡子山金饰片等。霍宏伟也亲自参与了迎接圆明园虎瑩回国的过程。在追索国宝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国内博物馆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像《望长安》这样的著作，不仅是学者学术研究的呈现，也是对广大文博爱好者、读者进行知识普及的成果，也是流失文物在精神上回归国家的形式之一。正如作者所说，这本小书包含了他作为一名文博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家国情怀。我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书，为国家追回国宝的行动提供更多更大的力量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