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刘氏家藏王夫之未见遗著流传略考

船山的未见著作，在新世纪以来曾经收集到过一种，这就是《夕堂永日八代文选评》。这部书以往一直以来被认为已经散佚，但其实，它一直由衡阳刘氏家族秘密收藏保存，后来也是经由刘氏家族的亲友捐赠而得以重见天日。《文选评》本身作为对辞赋文章的简要评注，在船山的著作中并不算是最重要的。但它的现世，可以说是为其他可能更有价值的船山遗著之搜寻奠定了基础：今后对船山未见遗著的搜寻，仍应当以衡阳刘氏所藏王船山遗稿为主要线索。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算是遵循了历史上的先例。 衡阳刘氏家族在历史上与船山之渊源颇深，其先祖刘近鲁即是船山晚年学术活动的主要资助者，故船山所完成著作有相当大一部分被赠予刘氏。历来的刘氏家族成员都极重视船山著作的收藏和保存，将之视为本家族至关重要的一大事业，父子代代相继，传承不绝。在清代，由于官方执行严苛的“文字狱”政策，船山作为“明遗民”群体的代表，其许多著作都遭到禁毁，大量珍贵手稿及抄本遭到收缴，连已刊本的刻板也被追缴销毁。在这一浩劫之中，连船山后人自己之所藏也未能幸免，但刘氏之所藏却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直至近代。其于船山学的传承与弘扬，可谓居功至伟。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衡阳刘氏所珍藏的船山遗著并未获得充分利用，这对船山学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无疑带来了许多困难。 据民国时期的刘氏家族后人刘人熙所述，直到清末为止，家族内珍藏的船山遗著仍然达到了49种之多。俟清末曾国藩等人为表彰船山学术，遍求船山著作的稿本、抄本，用以刊刻《船山遗书》之时，刘家在一开始表示了积极配合的态度，主动出借家藏的38种珍贵稿本作为底本。但刘家的热情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待《船山遗书》刻成之后，返还给刘氏家族的遗稿却只有区区6种。经此一事，刘氏家族对外积极传播船山遗著的信心想必遭受了很大打击，很可能自此决定秘藏遗稿，不再示人。1939年，刘氏涉讼，当时的湖南第五行政督查专员公署曾勒令刘家交出船山遗稿赎人，迫于无奈，只好又交出六种。但兴许是刘家坚持收藏船山遗著的志愿使然，所交出的六种遗稿除《制义选评》这部王船山评点明代科举时文的批注类作品外，其余五种皆是当时已经刊刻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著作。而衡阳刘氏所最后留下的五种遗著，分别是《淮南子解》、《吕览释》、《近思录评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和前面提到的《夕堂永日八代文选评》。这其中，除了最后一种是对南朝梁萧统之《昭明文选》的简要批注外，其余四种都是船山对中国历史上著名哲学经典的正式注解，其性质与《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等极具分量的船山哲学著作类似，对于完整展现船山思想的全部面貌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另据民国时衡阳县图书馆馆长姚尊所述，其在30年代曾于刘氏家族后人刘靖国处听闻其家中藏有王船山亲笔楷书日记二十八册，但因其书秘不示人，终未得之见，令其“数年以来，寤寐不忘”。据笔者初步估计，以上这些船山未见著作若能全部现世，其篇幅当在两百万字左右（不加现代标点），相当于船山已发现著作的约三分之一，船山毕生全部著作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岳麓书社在编辑《船山全书》的过程中，曾多次对《淮南子解》等五部遗著和《日记》进行访求，皆无结果。或有人以为其书已经散佚，依笔者之见则不然。一来，刘氏历经历史上之多次祸乱，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又遭遇“文革”，即便真有遗著保存，也必不愿轻易示人以致患；二来，其书若已散佚，想来也应是毁在“文革”之中，则似不应无文献遭毁坏的相关记录。且其书既毁，刘氏后人便也无必要刻意隐瞒其结局。况船山在“文革”时曾经作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为当时社会所大力推崇，则红卫兵们也未必有动机去毁坏其著作；三来，也不排除其书在建国以前即被刘氏家族成员携往港台乃至海外的可能。由此观之，则以上遗著尚存于世的希望还是很大的。虽然目前看来，由于相关信息的匮乏，以及刘氏家族自身可能存在的许多顾虑，短时间内发现这些船山遗著的希望还不大，但笔者相信，随着日后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种种条件的不断完善，我们终能够看到船山存世之所有遗著全部得到发现，而船山思想学术之全部面貌也随之完完整整地呈现于世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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