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潘务正：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与桐城派的韩愈古文研究
作者简介：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赋学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发表于《斯文》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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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愈古文研究史中，桐城派理所当然算得上是个重镇，自方苞“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学术祈向开始，韩文就被确立为该派古文典范。至殿军马其昶，曾于光绪二十年至三十三年倾力评注韩文，后在其孙马茂元整理下，成《韩昌黎文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一书，以成先祖未尽之事业[1]。马其昶意欲为韩集作注，故此书文字校勘功夫最深；同时也征引诸家之说注释字义及典章名物等。然在此之外，他还迻录诸多先贤品评韩文风格及分析文法之语。二者之中，如果说校注显示的是汉学功夫的话，则文风及文法分析则代表桐城派重视韩文的重点所在，最能体现其理论特色。
据笔者统计，马其昶引用前人评语500余条，其中张裕钊122条，曾国藩115条，方苞87条，何焯45条，刘大櫆41条，吴汝纶30条，姚范、茅坤各17条，姚鼐14条，李光地10条，归有光9条，王安石、张耒、虞集、唐顺之、蔡世远、储欣、梅曾亮、恽敬、刘熙载等各一二条。其作于光绪二十年冬的题记云：“点读一过，并录先师张廉卿先生及吴至甫师评语。”（《序例》）应该是本年主要过录其师张裕钊及吴汝纶评语，后又加入曾国藩、方苞诸人之言论。而从统计来看，选入最多的是曾、张师徒，方苞、刘大櫆及姚鼐等核心人物者亦夥，本派之外，惟何焯比较显眼，当是因其《义门读书记》有四卷读《昌黎集》之笔记。由此看来，马氏之著主要以桐城派评韩文为主，就中又以曾、张二人所代表的晚清桐城派为要，对韩愈古文的评价，马其昶无疑更接近湘乡派。
由迻录之评语可以看出，桐城派对韩文之风格极感兴趣，尤其是马其昶所在的晚清时期，曾、张诸人意图对韩文风格进行重新建构，以之作为理想文风的典范。因此，此书展现了他们理解的韩文之风，从而与前人或宗派之外者有着明显不同的文学趣味。
一、渊源
古文一体，至韩愈而臻于成熟。韩氏及其同道如独孤及、萧颖士等古文前驱以创作实践，奠定其体规范。此体并非破空而来，与诗学相同，古文亦须汲取前代的文学遗产，只是二体的取法对象有异，韩愈云其为古文是“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2]，道之所在，辞之是学，古道具载于六经，因此六经之辞必为其兼通。实际上韩氏为作古文，广泛向前人学习，效法的对象远较儒家经典宽泛。《进学解》自述云：“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由此看来，其所学在《尚书》《春秋》（包括《春秋左氏传》）《周易》《诗经》等诸经、《史记》等史书、《庄子》等诸子及《离骚》、司马相如、扬雄等辞赋，为作古文，可谓博览四部之书。这一读书学文的范式，为后来作古文者提供了借鉴，也为韩文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信息。
马其昶对韩愈古文之渊源极感兴趣，他常以自己的体悟或引前人之语指出一些篇章的效法对象。从引用的前人之语可以看出，包括李光地、何焯、方苞、姚范、姚鼐、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等人，均对韩文之所自出颇有独得之体会。具体情况如下表：
此表所列，与韩愈自道大致相符，只是更为细化。可以看出，五经之外，举凡马班之史、儒道法之子、《楚辞》及两汉六朝之辞赋、文等，均为韩氏古文所吸收。可以说，唐代以前的文学养分，韩愈都加以吸收，甚至包括为古文所排斥的骈文，亦得到其包容。咸丰元年，曾国藩“始悟昌黎诸文皆学《书经》”；次年，因读辛弃疾、刘克庄词，“又大悟韩文之妙，实从子云、相如得来”；同年，他于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韩文实从扬、马得来，而参以孔、孟之义理，所以雄视千古”[3]。曾氏体悟到韩文得之于司马相如、扬雄之赋，又参之以六经及《孟子》之书，故能“雄视千古”。马其昶所引诸人的评语，恰印证曾氏之评定。
再从具体层面看，对前代典籍的效法，下至字句，上至风格，无所不包。用词句法方面，吴汝纶评《汴州东西水门记》云：“词但用东汉金石体。”方苞评《祭裴太常文》云：“韩公之文，……其辞镕冶于周人之书。”刘大櫆云：“昌黎习为瑰怪雄奇之语以追《盘》《诰》。”（《袁氏先庙碑》题解引）《送孟东野序》句法“似《考工记》”（何焯），《送幽州李端公序》“句法皆学《三礼》”（方苞），《答刘秀才论史书》“造句似子云”（张裕钊）等。结构方面，《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虚言其生平，中间总叙，结上启下，其法本《管子》”，《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姑之怜，与母之弃、诸父之闻相对；鲁公之拔擢，与郑尹之抑拫相对；喜得有为，与喜不受责相对”是《左传》“遗则”等。文体方面，姚鼐评《平阳路公神道碑铭》云：“碑志之文肇于汉，公较前人格力固殊，而体制相沿。”评《清和郡公房公墓碣铭》云：“依次叙述，是东汉以来刻石文体。”方苞评《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云：“其体盖出《九章》。”等等。
当然，马其昶最注目者莫过于韩文风格与前人之关系，在这方面不惮征引。如《读仪礼》“风味与《史记》表序略同”（方苞），《太学生何蕃传》“淡宕处，绝类史公”（方苞），《答李秀才书》“风神得之《左氏传》”，等等，是以风味、风神论。《答陈商书》“似《国策》，得其机趣”（张裕钊），《答吕毉山人书》“机趣似《国策》”（张裕钊），可见韩文机趣多得自《战国策》。《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似西汉人气格”（张裕钊），《南海神庙碑》得“汉赋之气体”（曾国藩），《鳄鱼文》“文气似《谕巴蜀檄》”（曾国藩），此是以文气论。至于“奔泻苍古，似西汉”（刘大櫆评《与鄂州柳中丞书》），“《左》《国》之文，最为雄直”（何焯评《送齐暤下第书》），“含蓄深婉近子长”（刘大櫆评《送王秀才序》），“骨法大类《史记》”（方苞评《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更是举不胜举。
马其昶与晚清桐城派如此关注韩文渊源，乃是对本派古文义法的反思。方苞早就意识到古文渊源广泛，其《古文约选序例》有云：“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公羊》《谷梁传》《国语》《国策》。”又云：“周末诸子精深宏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明确提出学习古文不仅需效法八家，更要寻源溯流，从经、史、子入手。然在编纂《古文约选》时，他并未将三者入选，其理由是《左》《史》“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公》《谷》等“虽有篇法苛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劝，而后可取精焉”，诸子“主于指事类情，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间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录”，而是仅取“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4]。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亦有类似的倾向，尽管他将论辩、序跋等十三类中的几乎每一类都溯源至经史子，不过选文时，虽录司马迁、欧阳修表、志、叙、论数首[5]，然不载经、子及史传，亦惟录两汉、唐宋八大家及归、方、刘等古文。如此呈现选文，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学古文可置经、史、子于不顾，仅取法两汉以后即可。
果然，至曾国藩的时代，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为明显：“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将史传与六经排斥于古文选本之外，其学文亦不复从此入，势必造成取材的狭隘，从而与古文传统偏离，毕竟“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因此，“舍经而降以相求”，自然不可。有鉴于此，曾氏编《经史百家杂钞》，“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采辑史传稍多”[6]，诸子如《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亦大量入选。以此确立学古文的所入之径。
马其昶不惮其烦地指出韩文诸多篇目的渊源，意在证明，韩文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在于其取法的宽泛广博，以此纠正桐城义法取材逐渐局限于唐宋八大家之文的弊端，其用意同于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吴闿生也意识到本派的缺陷，同样注重古文的取材问题，他说：“桐城之义法，固不免隘矣。有志乎文者，要必源本六经，泛滥于周秦诸子，屈宋之骚，马扬之赋，左国马班之史，瑰奇伟丽，汪洋恣肆，夫亦极斯文之大观也已。……执事近读《古文辞类纂》，于桐城之义法已熟复于胸中，而无间矣。再益之以经子之奥深，史传之宏伟，汉魏六朝之诡变，如曾文正公《经史百家》所钞，其取材博大，实足补姚氏之所不足。”[7]特别强调向经、史、子及汉魏六朝取法，其言与《校注》所揭橥的韩文之渊源极为一致，由此可以窥见马其昶之用心。
由于韩愈才力大，天赋高，故虽学前人，实能超越前人。马氏引张裕钊之言云《平淮西碑》“可追《尚书》”，“《原道》可追《孟子》，《画记》可追《考工》”，因此他觉得“退之诣绝之作，欲度越盛汉，与周人并席矣”，韩文可与六经相媲美。持此种观点者并非始于张氏，李光地评《请迁玄宗庙议》时亦云：“此等文，直所谓六经之风绝而复兴者也。”曾国藩在咸丰十年的日记中也说：“韩退之之文比卿、云更高一格，解学韩文，即可窥六经之阃奥矣。”[8]数年前他体悟出韩文自马、扬来，如今则感受到韩文超越马、扬，是窥六经之阃奥的阶梯。马其昶观点与三人相近。正因如此，他在校注韩文上苦下功夫，意图由韩文进窥六经。
二、风貌
从统计数据来看，马其昶在引前人评语中，关于文风的条目最多，也就是说，他最关注的是韩文之风格，意图以之救桐城文风之弊。桐城古文理论尚阳刚，正如姚鼐所云：“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9]但三祖之中，尽管刘大櫆之文雄伟，不过地位更高的方苞、姚鼐之文均偏于阴柔。且总体上来看，“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10]。私淑姚鼐的曾国藩鉴于此种状况，“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11]，即以雄奇瑰玮之境药气清体洁之失。他见弟子张裕钊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气体近柔”，故教导他“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12]，扬雄之赋、韩愈之文都可用来补救桐城诸家文气的不足。而之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在于曾氏认为其气雄奇。曾氏论文，承姚鼐之绪分阳刚与阴柔，谓“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13]阳刚者有四家，即庄子、扬雄、韩愈、柳宗元[14]，而以韩愈为最：“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15]可见曾氏将韩文推为阳刚之美的代表，正因如此，才能用来调剂阴柔之风。《校注》引曾、张条目数量居首，正可见出二人于韩文苦下功夫，同时也不难发现马氏对前辈路径的认同。
雄奇是韩文本色之处。马其昶引刘大櫆评《张中丞传后序》云：“通篇议论，盘曲排奡，锋芒透露，皆韩公本色。”张裕钊评云：“屈盘遒劲，雄岸自喜处，仍系退之本色。”又刘氏评《送郑尚书序》云：“措语形容，一一奇崛，乃韩公本色。”桐城三祖中，刘氏之文最近韩愈，如其《重修孙公桥记》“雄奇在退之、子厚之间”，《游凌云图记》“驰骋似退之”，《送张闲中序》“雄直似昌黎”，《海舶三集序》“独造奇崛，非昌黎不能作”，《张荪圃时文序》“雄直近昌黎”[16]，等等。职是之故，马氏引其评语亦夥。韩愈之雄奇，自少而然，吴汝纶评《本政》云：“奥衍深博，突兀峥嵘。韩公少时固已蹴踏孟坚，凌轹子云如此。”曾国藩说：“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17]也就是说韩文之雄奇，非后天学习使然，乃是与生俱来。曾氏《古文四象》中，“太阳气势”类收韩文十二篇，分别为《原道》《原毁》《平淮西碑》《进学解》《南海神庙碑》《韩许公碑》《张彻墓铭》《张署墓铭》《柳子厚墓铭》《与孟简书》《赠文畅序》《送郑尚书序》等。曾氏又云：“兼擅瑰玮恢诡之胜者，则莫盛于韩子。”[18]“恢诡”在《古文四象》中属于“少阳趣味”，此类收韩文八篇，分别是《毛颖传》《送穷文》《王适墓志》《郑群墓志》《石鼎诗序》《蓝田县丞厅璧记》《送李愿序》《答吕毉山人书》等。太阳、少阳均属阳刚之列，实际上韩文之中，被诸家评定为阳刚之风者远不止此数。详情见下表。
韩文之雄奇瑰玮，主要得自于《孟子》，张裕钊之观点，同曾国藩，曾氏云：“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19]而笔力之强，又是行气使然，曾氏告诫子纪泽云：“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20]“倔强”即雄奇，他劝导气弱的张裕钊学韩文之雄奇，教诲儿子亦是以此为楷模。曾氏对雄奇之气的推崇，成为晚近桐城派学韩的主要动力。
韩文亦有阴柔的一面，刘大櫆评《送董邵南序》云：“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及《送王含序》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及。”似乎仅此两篇异于雄奇之本色，其实具此风者亦不在少数。曾氏将《伯夷颂》《获麟解》《杂说》《送王埙序》《送王含序》《答李翊书》等列在“太阴识度”一象中，将《送董邵南序》《祭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罗池庙碑》等列在“少阴情韵”一象中，此二者为阴柔之属。而根据诸家评语，属此类者可能更多，参见下表。
韩文之阴柔，得自于《史记》，如刘大櫆评《送王秀才序》云：“含蓄深婉近子长。”又评《郑君墓志铭》云：“叙次遒逸，风神略近太史公。”峻洁亦得自于此。柳宗元云：“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又云：“《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司马迁《史记》的属性，桐城派内部意见有分歧，管同以为“《公羊》《国策》、贾谊、太史公，皆深得乎阳刚之美者”[21]，而曾国藩则将司马迁与刘向、欧阳修、曾巩并列为得阴柔之美的四家[22]。其差异之处，姚永朴分析云：“管氏以太史公为阳刚，……岂因其气之雄奇、趣之恢诡云然欤？若曾氏则又以其多顿挫之笔、跌宕之姿、呜咽之声、吞吐之致，皆得阴柔之胜也。”[23]而在《四象古文》中，《史记》诸传多归入“太阳气势”，诸序多归入“太阴识度”，是曾国藩亦有区分。若从“顿挫之笔、跌宕之姿、呜咽之声、吞吐之致”而言，则以上诸篇归入阴柔，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在晚清桐城派看来，韩文还能将阳刚与阴柔二者熔于一炉，达到刚柔相济的美学胜境，是该派文学理想的呈现，这是他们最为推崇之处。自刘大櫆提出“柔文刚，刚文亦柔”的美学理想，姚鼐进一步发挥，强调“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24]。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晚清桐城派，更是将之奉为秘诀。曾氏企望“合雄奇于淡远之中”[25]的理想文风。他晚年编有《古文四象》，四象中，太阳气势包含喷薄之势、跌荡之势，太阴识度包含宏阔之度与含蓄之度，少阴情韵包含沉雄之韵与凄恻之韵，少阳趣味包含恢诡之趣与闲适之趣，每一象都是阳刚阴柔的融合，只是从偏胜的角度立名。张裕钊与吴汝纶亦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若说张氏之文过柔的话，则吴氏之文过刚，二者同为偏至，于是张氏便规劝吴“遏抑雄怪，归之平淡”[26]，后者接受了这一建议，吴文追求平淡而未臻成熟，张裕钊又开导他说：“大抵雄奇、平淡，二者本相合，而骤为之，常若相反。凡为文，最苦此关难过。”[27]至二人弟子，与桐城先辈相似，又过于阴柔，故吴汝纶教导姚永朴云：“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28]桐城诸公的“气清体洁”就是未能融入奇崛所致，因此挽救桐城之失，就是要糅合雄奇，避免偏至，臻于并行。《校注》于此极为关注，所引评语中亦有涉及于此者。如下表：
当然，阳刚与阴柔融合的韩文远不止以上所列，张裕钊在分析《答刘正夫书》中“足下家中百物”数句文法彰显的文风云：“文固贵劲健，然须寓机趣于其中，乃觉奇妙隽永；不然，则使人读之无余味，不足贵也。”曾国藩云：“阴柔者，韵味深美。”若如此说，则“奇妙隽永”属阴柔，劲健之阳刚中寓奇妙隽永之韵味，正是刚柔的融合。张裕钊又说：“以此意求之退之之文，无不皆然。”可见在他看来，韩文之阳刚，都富有此种韵味，故前所举阳刚之属者，实也属于刚柔兼济之列。
韩文承《孟子》、司马相如与扬雄之风而有阳刚之美，又承《史记》而具阴柔之美，更承五经而得刚柔相济之圣境，毕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29]。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韩文风格都能强烈吸引晚清桐城派古文家。
三、文法
桐城派文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抽象的“文之精”落实到具体的“文之粗”层面进行考察，此即姚鼐所言，“神理气味，文之精者也；格律声色，文之粗者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30]。讨论韩文风格亦是如此，马其昶过录大量前人评语分析韩文如何形成雄奇抑或刚柔兼济之文风。
马其昶特别关注文家之“秘密法”，《读荀》题下其按语云：“公尝言：‘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读此文，见其自命不在孟子下。借题以抒己意，无端而来，截然而止，中间突起突转：此数者，文家秘密法也。”在马氏看来，本文是借荀子抒发作者理想抱负；然开篇并不是从《荀子》入手，而是以“始吾读孟轲书”领起全文，由孟子而扬雄之书，而后方落到读《荀子》。此种开篇，就是“无端而来”，起法令人莫测。首段领起之后，以“圣人之道不传于世”切入第二段，张裕钊于此句批云：“突起，其中具雄阔之势。”将孟子与扬雄置于圣人之道衰落的背景中讨论其意义，因此是突然而起，因起得高远，故具“雄阔”的气势。又以“火于秦，黄老于汉”一句由周过渡到秦汉，张裕钊批云：“突转。”写足孟、扬之地位后，方以“及得荀氏书”而终由宾入主。因起得高远，故须数层转折方能进入正题。末尾以“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作结，方苞评云：“止如槁木，惟史公及韩有此。以所读皆周人之书故也。”张裕钊评云：“二语断制。通体意义，尽归宿于此。”用断语结束全篇，不再作过多的阐释，凝炼而利落。此种结尾，在方苞看来是韩愈学先秦之经与子的缘故。也就是说，桐城派所认为的文家之秘密，在于开篇如何入题，中间如何起与转，结尾如何收束。而韩文之风格，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文法得以实现。
正如吴闿生所云：“韩公为文每争起句。”[31]韩文之气势，即得益于起句。韩文开篇，好从离题之远处落笔，几经转折之后方进入正题，韩文之雄奇，与此有关。《送高闲上人序》首云：“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 作文送别高僧，不从送别缘由、送别场景入手，却“无端而来”先说一番机应于心、神完守固方能取得成就的道理，为其后勉励高闲上人专心书法张本，起笔可谓高远，故张裕钊评云：“退之奇处，最在横空而来，凿险缒幽之思，苶云乘风之势，殆极文章之变矣。”“横空而来”是韩愈惯用的起法，刘大櫆评《送窦从事序》云：“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张裕钊云：“起势如河之注海，如云出而风驱之，而造意雄坚，无一字懈散，读之但觉腾迈而上耳。”这种起法目的就在于制造气势，《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开篇云：“孔子之后三十八世，有孙曰戣，字君严，事唐为尚书左丞。年七十三，三上书去官”云云，曾国藩评云：“通首得势在前半叙去官事；前半得势，又在首句；笔愈提，则气愈振。”文章从孔戣之三十八世祖孔子落笔，此即是“提”，由孔子映衬其后人，则孔戣之品性不难得知，所以此提笔让开篇充满张力，全文亦因此而气势雄伟。韩文起笔，乃由其才力大所致，故曾国藩评《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云：“此文起法，惟韩公笔力警耸矫变，无所不可；若他手为之，恐偾张客气，故不如朴拙按部之犹为近古也。”因为才力大，故有此起，有此气势，此非庸常之辈所能为。同时，“含蓄深婉”“风神绝远”的《送王秀才序》，其“空中起步，其来无端”（张裕钊批语）的笔法亦与雄奇之文相同。此种起法，是学先秦两汉而来，故曾国藩评《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云：“起最得势，朴茂典重，近追汉京，远法《尚书》。”
韩文行文中，很少一气直下，而是“突起突转”，善用转折之笔。典型者如《与孟尚书书》，张裕钊总评云：“浑浩变化，千转百折，而势愈劲。”以马其昶补注中所引为例，“且愈不助释氏人排之者，其亦有说”句，刘大櫆批云：“以下屈盘瘦硬，千回百折，有真气行乎其间，具江河沛然之势。”下面“孟子虽圣贤，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句，张裕钊批云：“突接逆接，硬语盘空。”亦是因转折造成的阅读效果。“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句，张批云：“前面无数转折顿挫，方入此句，自觉格外出力。”上文数处转折，均为引出此句而设。“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句，张批云：“突转逆势。”由孟子排杨墨过渡到自身之排佛，也以突转之法。“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往往无恨”句，张批云：“转折处笔能拔山。”此文真是“千转百折”，也是标出转折之法最多的一文。马其昶所列韩文篇目转折处如下表：
由以上评语可以看出，转折通常和“势”“力”“劲”诸语相连，也就是说转折是形成气势的重要笔法，方东树云：“好用虚字承递，此宋后时文体，最易软弱。须横空盘硬，中间摆落断剪多少软弱词意，自然高古。”[32]方氏虽说的是诗，但亦通之于文，若文章前后衔接紧密，即“虚字承递”过于频繁，则文气易弱；而用“横空盘硬”即转折之法，能改变平铺直叙造成的“软弱”，从而形成气势。韩文之雄奇，显然与此种笔法的使用有关。同时，方氏又说：“诗文贵雄直之气，但又恐太放，故当深求古法，倒折逆挽，截止横空，断续离合诸势。惟有得于经，则自臻其胜。”[33]雄直之文，如果一气直下，不加约束，又会流于粗放；转折之笔的运用，使雄放之气在曲折中前行，这又是韩文刚柔相济之风形成的关键。马其昶评《伯夷颂》云：“用笔全在空际取势，如水之一气奔注，中间却有无数回波，盘旋而后下；后幅换意换笔，语语令人不测：此最是古人行文秘密处也。”称“盘旋而后下”为“行文秘密处”。综合以上两个方面，不难理解方东树、张裕钊（上表可见马其昶引张裕钊这方面批语最多）、马其昶如此关注转折之笔的用心。
方东树云转折之法“有得于经”，马其昶称其为“古人行文秘密”，何焯批《鳄鱼文》云：“浩然之气，悚慑百灵。”又云：“曲折次第，曲尽情理，所以近于六经。”也将韩文曲折之法视为六经同类，很显然，韩文偏于雄奇的刚柔相济文风，在于善用转折之法，而此法又是其涵咏六经之成效。
韩文结尾也极为讲究。“突起”之下，经无数“突转”，行至文末，一般以含蓄之笔收束。吕毉山人书责韩愈“不能如信陵执辔者”，韩作书答之，力辨其事。末云：“然足下衣破衣，系麻鞋，率然叩吾门；吾待足下虽未尽宾主之道，不可谓无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于人盖寡，乃遂能责不足于我，此真仆所汲汲求者。议虽未中节，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将坐足下三浴三熏之，听仆之所为，少安无躁。”张裕钊评曰：“一结尤奇诡不测，意致隽永，味之无极。”[34]如此等意味无穷之收束，尚有《送浮屠令纵西游序》，此篇“起结微寓作意”，以“吾于令纵不知其不可也，盍赋诗一道其行乎”一问作结，故张裕钊批云：“结处妙远不测。”味之不尽，韵味深永。此种结法与横空而来的开篇、千回百折的行文糅合于一处，形成刚柔兼济的美学趣味，王安石评《讳辨》末段云：“飘风急雨之骤至，轻马骏马之奔驰。”张裕钊称此评“最得其妙”，妙就妙在阴柔之飘风、轻马与阳刚之急雨、骏马一时汇聚于此，收束中融合刚柔，余味无穷。
“横空而来”之起奠定雄壮之气势，“千回百折”之行文让气势横空盘硬，不一泄无余，“妙远不测”之收束给读者无尽的回味，是三者合力，构成韩文以雄奇瑰玮为主的刚柔相济之文风。桐城派讨论韩文风格时，落实到具体文法上，从而让学者通过切实可行的路径而进于玄虚的理想境界。
四、影响
作为古文文体奠基者，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对后世的影响不言而喻。马其昶《校注》引用前人评语时也特别重视这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他强调韩文对宋代古文家的启发之功，宋代以后，仅提到归有光的“戚属志铭”极力模仿《韩滂墓志铭》的“真率自得，而有意味”，姚鼐文颇似《送区册序》的“遒郁醇宕”等两条，其他条目均为宋人。而宋人之中，涉及最多者为王安石，有15条评语论述王安石之文与韩愈的关系；此外欧阳修8条，苏洵3条，曾巩2条，三苏合论1条，其他为“北宋人”“北宋诸家”“宋以后人”等。晚清桐城派极为重视王安石古文，吴闿生承其父吴汝纶之意编《古文范》，收韩文18篇，王文10篇，柳、欧、曾文各2篇，苏洵、苏轼各1篇，所收王文，远出其他六家之上。之所以如此，吴闿生说：“多录荆公者，入韩之梯径也。”而于三苏所收最少，甚至苏辙都未入选，则是“古文之体坏于三苏”[35]。就此而言，马其昶、吴闿生对于宋代六家与韩愈古文的关系看法比较一致。《校注》中相关评语如下表：
宋人学韩，可分两派，一派得其气势，一派得其韵度。前者以王安石、苏洵为代表，后者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韩文“曲盘瘦硬”，开王文之门户；王安石多师韩文“句法瘦炼”之处；韩愈俳句之文，“辞之质直，气之动荡”，而王文“尤近此”（《为裴相公让官表》李光地、方苞评语）。在这一点上，吴闿生观点也相一致，他说：“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臻壸奥。”[36]苏洵推崇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37]，故方苞、曾国藩、张裕钊指出苏氏之文格，从韩文出；尤其是《原毁》之类通篇排比，形成纵横排奡的气势，最为苏氏所喜。王、苏文风，得韩文阳刚一面。欧阳修之文，正如曾国藩诸人所指出的，其“淋漓指画之态”，“纡余澹折”之风，“唱叹抑扬”之味，“反复微讽”之意，多出于韩文。甚至在某些方面，“宋人自欧公而外，无复得其意矣”（《送郑尚书序》何焯评语）。至于曾巩，则能得韩文“渊厚”之气。是欧、曾文阴柔之美，多出自韩文。
不过，韩文之以阳刚为主的刚柔相济文风，宋代古文六家及后人均未得其真谛，故桐城派批评者较多。对于欧、曾偏于阴柔之文，姚鼐说：“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38]吴汝纶也说：“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39]也即欧文在桐城派看来，是偏于阴柔的刚柔相济。故《校注》所引，于欧阳修之文批评不多，只是于曾巩之文，略有微词，言其能得韩文之“渊厚”，而于“朴老简峻”则不及。至于王、苏之文，《校注》所引，批评之语较多，最重要的则在于二人学韩文雄奇之阳刚时，未能糅合阴柔之美，故尽管王文“曲盘瘦硬”，有韩文之美，然未若韩公“浑融”之气，而是“稍露筋节”；又“气太劲，神太迫”，韵度迥不及韩文；韩之“机圆而势遒”，亦未能为王所得。同时，苏洵虽得韩文之气格，但因“更加纵横”，故“高古简峻，终逊退之。”韩公才力大，控制气势收放自如，刚柔相济，而王、苏二人仅学韩文之雄奇，未得韩文之阴柔，故未能达到浑融自然的境地。吴闿生于此观点相近，他说王安石之文虽臻韩文“壸奥”，“独其规模稍狭，故不及韩之纵横排荡，变化喷薄，不可端倪”；苏文“一泻无余，去古人浑穆高古之境辽绝矣”[40]，此病即吴汝纶所云“不善学之，则气易入于剽轻”，均是从阳刚与阴柔相济的最高境界衡量王、苏之文，在此方面，二人过度偏于阳刚，缺少阴柔之美的调剂，缺少浑古健朴之美。
就笔法而言，“一泻无余”的苏洵乃至苏轼之文就是未能使用转折之笔所致，而王安石偶尔能得韩文之高处，正在逆折之笔的运用，吴闿生云：“四言之体，自退之后唯介甫为工，不及韩之瑰怪恣肆，而矜炼崛屼，句法亦极错综变化，奥朴入古，最为可观，其决专在多用逆折之笔也。”[41]显然，逆折之笔是融合阳刚与阴柔的关键所在，成为晚清桐城派的独得之秘诀。
注释
[1] 马茂元《韩昌黎文集校注序例》，《韩昌黎文集校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 《题（欧阳生）哀辞后》，《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第304-305页。
[3]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咸丰二年正月十二日、十六日，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58、277、278页。
[4] 《方苞集·集外文》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613、614页。
[5]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页。
[7] 《答邹河渠》，吴闿生《北江先生文》卷七，文学社藏板。
[8] 《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二》，咸丰十年三月十五日，第24页。
[9] 《海愚诗钞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48页。
[10] 《与姚仲实》，《吴汝纶全集》（三）《尺牍》卷一，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51页。
[11] 同上，第52页。
[12] 《加张裕钊片》，《曾国藩全集》第23册《书信2》，第124页。
[13] 《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二》，咸丰十年三月十七日，第24页。
[14] 《加张裕钊片》，《曾国藩全集》第23册《书信2》，第124页。
[15] 《谕纪泽》，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一》，第564页。
[16] 见刘大櫆《海峰文集》评语，清刻本。
[17] 《曾国藩全集》第14册《杂著·笔记二十七则·文》，第424页。
[18] 《曾国藩全集》第14册《杂著·笔记二十七则·文》，第424页。
[19] 《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2》，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一日，第205页。
[20] 《谕纪泽》，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曾国藩全集》第21册《家书2》，第43页。
[21] 《与友人论文书》，《因寄轩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第430页。
[22] 《加张裕钊片》，《曾国藩全集》第23册《书信2》，第124页。
[23]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49页。
[24] 《海愚诗钞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48页。
[25] 《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2》，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176页。
[26] 张裕钊《致吴挚甫》五十一，王达敏校点《张裕钊诗文集》附录一《张裕钊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页。
[27] 《致吴挚甫》五十三，《张裕钊诗文集》第484页。
[28] 《与姚仲实》，《吴汝纶全集》（三）《尺牍》卷一，第51-52页。
[29] 《复鲁絜非书》，《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六，第93页。
[30] 《古文辞类纂序目》，《古文辞类纂》卷首，第19页。
[31] 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古文范》卷三，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223页。
[32]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第19页。
[33] 同上卷九，第222页。
[34] 《答吕毉山人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218页。
[35] 吴闿生《古文范》卷首、卷四，第8、312页。
[36] 《古文范》卷四，第289页。
[37]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38] 《复鲁絜非书》，《惜抱轩文集》卷六，第94页。
[39] 《与姚仲实》，《吴汝纶全集》（三）《尺牍》卷一，第51页。
[40] 《古文范》卷四，第289、311页。
[41] 《古文范》卷四，第3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