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人未必是丰碑

书中第十七章“御水曲随花影转”，王安石御前论政，曾对神宗有一段倾吐心曲，“然臣每欲兴一事，革一弊，即须花七分力气与异论相搏，只余得三分力气创法推行，加之州县官吏种种沮法坏法，则新法之效，十分但有一二分，亦不足怪也。”是书亦如此，聚焦变法，以七成甚至更多篇幅写党争政争，以不足三成篇幅写变法内容与推行，与王安石当国时的精力分配若合符节。

是书场景几乎全在朝堂，地方仅以王韶河西谋划作为朝堂交锋的缩影，新法在地方推行的情况全凭新旧两党人物在朝堂发言或暗中角力呈现，全书多对话，是小说的写法。读完有三点感受。

一是党争，是书细腻的呈现了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文彦博、韩琦、富弼为代表的旧党的政争党争。传统上都认为旧党成员的个人品质普遍比新党如吕惠卿、曾布、邓绾等人要好，此书有翻案的意思，尤以文彦博三番四次针对王安石及其拥趸的阴谋，令人齿冷。林文仁在其大作《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中说“沈（桂芬）荣（禄）之争，标志了南北派系已由庙堂之上以政见为核心所进行的权利角逐，进展到以人事倾轧——此种种权力版图最赤裸的据点定义——为核心的阶段，既已至此，则理念与手段已无明显分野，政见亦只成纯粹之党同伐异工具。”可谓一语中的，所谓新党轻狡旧党贵重，恐怕是言过其实的。

林文仁还说过，“儒家传统价值与国家利益经常都只是一种包装或士大夫自我催眠的缓和剂——缓和内在价值信仰与现实作为不相协调的紧张——而已，一切清高的傥论或弹击的勇气，都指向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党同伐异。”这段言论用在新党身上亦如量身定制。

再说回王安石，精心规划的变法，就是哈耶克说的“理性的自负”，理性自负足以致命，要么通向奴役，要么通向崩溃，所有通往地狱之路，原先都是准备到天堂去的。

最后说说宋人的榜下捉婿，择一佳婿，可在儿子以外另辟一条新路线维持家族长盛不衰。本书中晏殊择婿富弼，富弼择婿冯京，冯京择婿蔡渭，四代翁婿均为宰执。旧党冯京择新党蔡确之子为婿，王安石与亲家吴充、弟弟王安国也都政见不合，王安石举荐的官员也每每成为异论分子，宋代读书人的独立风骨或曰独立思考能力还是很强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矣”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