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苦难写作给予我们仇恨还是思考？

先简评一下。胆小如鼠一篇的时代性较强，讽刺当时的社会风气，但只是阅读流畅，无甚感触。最后一篇则仅限于讲明白一个故事，在叙事的同时放大了那个时代敌人的扭曲和百姓的麻木。至于剩下的台风和四月三两篇……它们的风格太私人化了，文字既缥缈又杂乱。我倒想问问上面一排五星的，你们真看进去了吗？

我本来想说这是一辑很不余华的文章，但其实这对首尾两篇是不公平的（毕竟我只看了这两篇）。看完《一个地主的死》，于是我便想对不同的战时苦难叙事做一个对比。以下不拘泥于余华这篇文章。

我最近也在看赫塔.米勒的《呼吸秋千》。同样在叙述战时的苦难，但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于是我觉得在战时苦难叙事的写作上，作家可以分为这两种：一种是把垃圾一股脑全倒出来，掀起一股与战时相当的、冲天的恶臭；另一种则永远试图在垃圾堆里翻出一朵苟延残喘的花来，以某种生的凄美和坚强来反衬环境的残忍。从美感和接受度上来说，自然第二种更加赏心悦目。但是苦难不讲美感，所以第一种也无可厚非。因此，很多人往往只是拿情节引起的不适来审判作品其实是不确切的。

我之所以说不确切，是因为我觉得这两种写作方式的确是有高下之分的。第一种毫不避讳地袒露丑恶的写法，自然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可以理所当然地激起人们的情绪，激起一种与现时错位的仇恨。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在微信读书的“想法”栏中可以看到很多表达民族仇恨的言论。这种把时代性的愤恨通过文字嫁接到当今读者的做法是方便的，但这个过程中没有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或者说很少。因此这种情绪显得廉价且工业化。而这种稍显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也丧失了对某种宏大主题的兼顾，比如生命本身。很多小说描绘主角的死亡往往离不开家国这个概念。主角在最终时刻两眼一闭英勇就义，但这其实丢失了对生命本身的惋惜，一味沉迷于宏大叙事。而第二种隐而不发的写法，尽管其表现形式上显得柔弱，但表达的内容则更有力量，更能深入人心。作者写饥饿，写思乡，写无尽的劳苦，写轻易的死亡，在这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个人对生命的眷恋，在无言的沉默中控诉残酷。

我认为上述两种写作方式有高下之分，是建立在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基础上。我认为文学更本质的是审美，而后是社会价值。当然，如果把文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那这个顺序就要颠倒过来。“文学爆炸”就是在社会价值的需求中产生的。这种价值的排序自然因人而异。但审美将延长文学的寿命，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可辩驳的。一味揭示丑陋来反映问题和激发情绪，这在我看来更像是时代性的纪实史料，是快消的、短暂的、无从回味的。因此纯粹现实主义的作家在我看来似乎更像是记者。其次，从创作母题上来看，生命这个自然概念比家国这个人造概念更终极，更不易流动，因此更容易引起更广泛的共鸣。最后，从当下所处的时代来看，后现代被解离出的个人开始愈发关注自身，因此对于生命这个母题自然更为亲切。

创作母题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写作方法。我不太喜欢作者把什么东西都抖落出来给我看，无比愤怒地在我耳边控诉苦难。这实在太吵了，也不美观。单纯地继承仇恨不是写作的首要目的。我认为理想的战时苦难写作是通过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作者从小处着手，隐忍地避开可能激发情绪的事件，借缓缓紧张的日常琐事和个人的生命体验，使读者的情感不由得随着文字涌动。作者在沉默中引导读者思索到文字未及的主题和更多残忍的细节，使读者自发地控诉战争、惋惜生命。实际上其他苦难叙事都可以由此表达。《活着》这部小说之所以伟大，我认为其中就游荡着一种举重若轻的笔触和精神。

对于家国和民族的苦难，我并非鼓吹忘记，而是认为应当以一种更有张力的方式记得。这种张力不应当局限于偏激的民族主义，还应当包含对战争和生命更加人文主义的思考。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几位日本左派人士前些天来华为战争罪行道歉，而日本右派依旧在国内毫无悔意地为政。世界上还有战争。乌东地区、中东地区，每天都有生命在流逝。而我为此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