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家与食客：权力关系中的精神斗争

《思想汇报》通过一个人物的独白，讲述了A向一位自己都不知道到底以何种身份、在何种地方真实存在的“首长”报告自己的精神状况，其中最重要的显性理由，是解释自己之所以在鸡蛋上进行打孔并把它视为创造发明的起源，但是在解释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A沉陷到了自己和邻居的关系的泥泞之中。他表面上是在出于迫不得已而向首长“交代”自己的底细，但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恍然发现，原来仅仅是A自己迫切需要一个听众，以至于他可以对着话筒讲话，甚至不需要对边的听众处于清醒之中。因此，他把谵妄式的语言，变成了写给冥冥之中的他者的一封信。

在小说的前面两部分（从“尊敬的首长”到“发明家”），《思想汇报》容易让熟读卡夫卡的读者想到他最精彩的几篇小说，比如《致科学院的报告》《女歌手约瑟芬和耗子民族》《地洞》和《饥饿艺术家》，在思想的强度上，残雪的这篇小说也无疑可以与卡夫卡的小说媲美。但残雪的小说尤其关注西方现代文学在中国的土壤中生出的特殊的植物，因此《思想汇报》又是本土的，是跟卡夫卡或任何西方作家截然不同的文本。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从“忏悔书”开始，残雪关注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由其所置身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多元互动来实现的，这方面，她揭开了中国人因为稠密的人口系数而形成的家人和近邻之间彼此“窥视”的结构。

这篇“报告”以一个自认为像猴子的男人以第一人称视角写成，他要向从事思想审查的“首长”写自我审查报告，描述其作为发明家的一生。这篇小说涉及主人公A/小说中的“我”、食客和周围的人三者之间的关系。A年轻的时候创造了一个发明，这个发明是用针尖在鸡蛋上戳上万个孔，它得到过国家工业部的认可。但是这项发明的重要性，却得不到邻居和家人的理解，有一天，外地来了一个“食客”，他的行李箱中的装备使他看上去像个修鞋匠，但是他却是邻居眼中的“大师”，是唯一能正确评估A的发明的价值的人。因此，A和食客之间形成了一种依附关系。食客对A进行无限制地索取，A为了在周围人之中保住自己发明家的地位，不得不学习烹饪来给食客做饭吃，还要对食客的其他要求言听计从，几乎为此失去了自己的所有人格和尊严。

残雪的一个比较高明之处，是在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声音方面，她从最开始就暗示，发明家A是一个男性，这在最初几页可能给读者带来错位，但是页数的累加中，我们会渐渐发现残雪选择男性叙事者的用心所在。除了在和“食客”的关系之中，他经常需要通过做饭来供养“食客”，这里面包含了一定的物质劳动，但是在其他时候，我们发现它剥夺了其他的性别的元素，所以，“食客”在跟发明家A的互动之中，主要显现了两个主体之间纯粹的精神互动，而没有其她生理性的吸引或者说更加复杂的现象，也可以说，如果设计女性性别这个叙事者，会使整个故事的讨论主题变得更加分散。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叙述者是一个女性主人公，就会发现，我们首要面对的难题。是故事中的这个发明家兢兢业业于自己的发明，抛弃了自己的家人的同时，受到邻居的敌视，却没有任何的性别特征。这意味着他可能是陷入到了一种很难在性别的二元关系之中被定位的困境。因此，残雪巧妙地——就像她在《辉煌的日子》这一部短篇小说中所涉及的一样，我们看到主要人物的声音是一个中性的、不会受到自己的性别身份的焦虑所影响的声音，一旦我们把它设计成一个第二性的角色，就意味着他的第二性征本身需要被讨论。而如果我们把它设定成一个男性的角色，这意味着它可以是一个去性别化的形象。毕竟，在我们当代文化的语境之中，性别始终是一个“问题”。

当然，就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残雪没有确认，其作品却隐含地指示了这一点——那就是这些作品是以寓言方式写成的关于作家本身写作困境的寓言。A的科学发明/写作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为了得到批评家这一媒介的支持，他不得不低三下四，以至于要做当众表演单脚站立这样的表演，最后，他只有以做小丑、奴隶和仆人的方式，才能保持其在精神领域至高无上的尊严，但为此，也耽误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损耗了自己的形象。当他醒悟到了这一点之后，食客却突然离开了，他开始重新评估自己之前寄托生命全部意义的鸡蛋打孔研究的价值。当我读起小说的最初部分时，我感觉A、食客和邻居（普通群众）之间的故事，实际上是在讲述先锋作家、学院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三元关系。我们在这个故事中能够发现，残雪在自己的精神观念之中所规制的那种实验文学的谱系，使她对于普通读者的理解能力始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这里面没有写作者对于读者的敌意，因为她所描述的A，正是在窥视狂与自我凝视之间形成了一种病态的饶舌症，被同化为他所厌弃的邻居社群的一部分。“饶舌症”的说法，是残雪自己在小说中提到的。残雪在故事中设计的喋喋不休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是一个极端考验读者耐心的技术方面的专家，但是对于其成果的任何高明之处，普通群众却始终不明就里，有时候也不信任。但群众对专家的指指点点，反过来也使专家本人的精神结构变得越来越空洞和扭曲，最终使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同质化了。这种关系，和她所期待于先锋实验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隐蔽的类比。但是这种类比又并不是单一线性的，不是可以给这个文本的丰富性进行充分解释的。在人物的互动之中，从她最开始为了自己作为一个在鸡蛋上制造了上万个打捆的发明家，被国家工业部授予一定的封号到她渐渐的在邻居和妻子的不屑之中渐渐放弃自己的发明创造，而受制于“食客”的地位，相对来说是一个复杂性不断延展、复写层次不断提高的文本，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最开始“食客”是唯一能够确认发明家的工作的性质的一位授权者，但是渐渐地，我们发现发明家本人为了获得“食客”授权而成为了“食客”的仆人。而“食客”这个词，我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概念中应该会非常清晰，它意味着一种幕僚、寄生虫和清议者的角色，本身并不是至高权力的所有者和利益的分配者，所以，小说中也使用了“寄生虫”的这个概念，A自我感知到是这个社会的寄生虫，而“食客”又是A的寄生虫，但这个寄生虫，又是作为仆人在一个象征性的主人的家庭生活中作为编外人员存在的，而发明家A，则作为一个仆人生活在自己作为主人的家庭，好像自己是这个家庭的非正式成员。所以，小说不仅呈现了发明家和“食客”之间互为主仆的关系，而且刻画了他们之间关系的颠倒和演变过程。当故事进展到这里，其实写作本身的隐喻被消解了，也变得复杂化了。在至高无上的层次上，写作是否就像故事中最终放弃了给鸡蛋打孔的发明家的工作，而变得从心所欲呢？所以，他无论是行乞，做饭，寄生在别人家里，还是给食客擦鞋，都变成了一项“发明”和“创新”的工作。

但残雪不想使这个故事变成一个拥有简单清晰的谜底的寓言，这里隐含了在人类社群中工作的隐秘的天才，如何因为他们工作所需要投入的热情和精力，而渐渐和人群失去联系，也在获得至高无上的成就的同时，变得不被群众所喜爱，甚至被群众视为敌人。天才不得不忍受群众的嫉妒和窥视，而这超出了个体的作家、发明家或特点时代的议题，是人类精神史的普遍境况的一部分。

《思想汇报》这部中篇小说之所以看起来容量丰富，一个可见的原因是作者在第一人称的A也就是“我”和邻居一、邻居一老婆、邻居二、邻居二老婆、食客以及“我”的妻子这几个人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反复变动的关系。在人物的展开之中，我们不得不时刻准备着调整对他们个性和行为方式的预期，以及对他们怪诞行为中的动机作出更深层次的解释。这些转折如此精妙，以至于构成了人物精神状况在中国特色的权力关系格局下的微分几何。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小小的变动是如何影响了周围的人的情绪和行为，而这些波澜又如何彼此扩散，最终导致了角色们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活动。

残雪使用了一种欧式的语言，这种欧式语言还不同于五四一代作家所使用的浪漫主义的、古典的或带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底色的语言，而是一种高度分析性的、以理性控制见长的语言，这是一种导致了卢梭写作《爱弥儿》、D. H. 劳伦斯写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语言，也是一种在汉语显得很雅正的、删除了废话和逻辑错误的哲学语言。如果说在白话文的长期的创生过程之中，我们所习得的欧式语言在很多知名作家手中也仍然是没有定型的河流的话，那么残雪则为这股生猛地注入中文土壤之中的河流建造了河岸、疏通了河道，使它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旺盛激情的疏导下流动。在这个意义上，残雪要比莫言、刘震云、余华这些作家更彻底，更接近语言的艺术家和完备文体的风格学家。我们发现，哪怕在那些当代一流作家身上，我们随时能够所发现的对于修辞的无意识兴奋，在残雪这里销声匿迹了。残雪不管使用一个比喻，还是使用一个带有文化记忆特色的词汇，比如“思想汇报”，或者使用民间的俗语，总是尽力做到恰到好处，文质兼备，她没有试图调用作为一个作家的丰富的语言能力来迷惑读者，这是很多作家在写作时避免不了的。她的遣词造句是为了在尽量简短、有效的篇幅之中，把人物的思想图景和活动轨迹传达给读者，只要在这个层面的任务以最高效的方式完成了，作家的修辞魔法也就到此为止了。可以说，她是如此经济、节制地使用语言，就像一个雕塑家。残雪用自己锋利的刻刀，给汉语进行了整容手术，以至于她的语言本身，包含了一种力量感，我们在她所投注的词语之中，意识到作家以富有耐心的方式引导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个对读者发出邀请的门槛就是，读者需要付出和作家同等程度的专注和耐心，才会跟上文字叙事的节拍，从而不会错过关键的信息。人物意识和潜意识之中的暗流涌动，被文字的铆钉敲定在白色的纸张上，因此，读者只有把它当作一场需要异常专注的态度甚至是精神体能的跋涉，才不至于在重要的时候气喘吁吁。

残雪不仅模仿了卡夫卡，而且成为了中国的卡夫卡。当然，在这里我无意进行什么高下或品级的区分和鉴定。说她可能会超越卡夫卡，这里蕴含的“比较意识”可能是无论残雪或卡夫卡的读者都很难接受的。但是在作家之于时代的关系方面，残雪可以说是一位中国的卡夫卡，除了在80—90年代因为先锋文学的崛起而成名之外，后来持续半生的时间，残雪一直进行着低调的、长期的写作，但是却从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在国内同行之间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她认为自己的写作属于“实验作品”，属于当代艺术，在她独特的文学观念里，甚至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也不是“纯文学”作家。她也尽量在与读者的关系方面采取一种更加放松和不抱期望的隐居者的态度。即使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引起的热议而言，残雪也像一个卡夫卡。她作品中所反映中的思想气质，跟现实的、功名利禄，跟因运气、偶然获得的地位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评价机制保持着天然的距离，所以把她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荒谬之处，其实不亚于把奖项授予卡夫卡本人。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一定会让卡夫卡感觉左右为难，不亚于他要烧掉自己稿子或者跟菲利普小姐退婚的程度。

在这些作品中，残雪显示出了自己浸淫于西方文学长河中的专注度和吸纳能力，她不仅模仿了西方文学表面的技巧，而且进入了其思想意识之中。最为根本和彻底的是，关于现代艺术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和艺术生产力的生成机制，她已经完全的内化和本土化了。我们通过她的评论作品，会了解到残雪长期关注但丁这样的作家，这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是非常罕见的。也许人们都会汲汲于谈论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T. S. 艾略特。但残雪把自己的思想延展到了整个西方文学中最顶尖的作家之中，其中包括但丁这样的我们显然不会归入“现代”的作家。我们也许偶然听过余华谈论卡夫卡，听过莫言谈论马尔克斯，但是很少有作家带着残雪这样的激情，为他们所喜爱的作家写出整整一本书的专论，也很少有作家把自己的写作光谱延伸到18世纪之前的作家的行列之中。由此可见，残雪进入这些作家之中的深入程度。

当然，除了卡夫卡之外，就她在《思想汇报》这本书中所表现出的语言的控制力和对人物之间多维精神几何的描绘能力而言，我们也会联想到写作了《女仆》的让·热内，以及写作了《低音提琴》这部独幕剧的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在《女仆》中，人物关系的充满几何学张力的变化，显示了作者洞悉人类精神的深度；在《低音提琴》中，通过一个声调不断变化的提琴手的絮絮叨叨的自我剖白，我们看到了一个扭曲的、自怨自艾中带着自负的心灵，这些都和《思想汇报》很像。

总之，尽管残雪在思想基因里面是彻底的来自于西方文学的，但是她这部小说中所处理的看客十克寄生虫。以及隐含的关于写作本身的隐喻问题是只有中国作家在20世纪的命运中才会熟悉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残雪写的是一种只有中国人能写的中文特色的小说，她在中文的土壤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诞生，就像卡夫卡的城堡，面对的是自己在20世纪早期的东欧地区的命运一样，残雪在她的小说中其实也把视觉投向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她并没有作为一个玻璃器皿中的植物好像跟大地没有任何联系一样，反而正是在她那些看似是思想意义的独白之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个人物其实在方方面面所置身的困境正好是中国人的困境的一部分。甚至我们可以延续鲁迅的国民性期盼的理论，来看看残雪文本中的这些看客时刻和患有饶舌症的充满自卑感。精神状态在自卑感和自负感之间两级跳跃的。小丑们。

但是，可能因为这部小说是在高度的精神紧张和思想强度之中写作完成的，所以残雪可能没有给自己留下太多的修改空间，在前面所提到的主人公认为自己只是一条猴子，像这种带有卡夫卡式的动物寓言的形象，在后面的发展之中却没有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