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所示：近代早期的知识生产与书籍制作
版本信息：
1.英文初版: Inky Fingers: The Making of Book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中文译本：《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陈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一、摘要和思维导图
（一）摘要
从古至今，思想家和政治领袖都谴责人文主义者沉迷于书呆子气和对劳动过敏。知识史学者安东尼·格拉夫顿细致地阐述了造就书籍黄金时代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笔记本的编写、文本和校样的抄写和修改、文本的准备——他向我们展示了学者们的努力如何塑造了有影响力的书籍、论文和赝品。
《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一书追溯了十七、十八世纪文本的人文主义方法的转变，并考察了神学争论对十六世纪学者同时维持和制约的影响。格拉夫顿在人文传统与智力创新、文本学习与工艺知识、手稿与印刷品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格拉夫顿明确表示，书籍制作的本质对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思想的生命取决于双手的劳动。
（二）思维导图
二、作者介绍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1950.5.21- ），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亨利·普特南（Henry Putnam）校级特聘教授。197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1973-74年赴伦敦大学学院（UCL）瓦尔堡研究院进行交换，师从瓦尔堡学派学者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从此深受莫米利亚诺影响。1975 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格拉夫敦曾在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短暂任教，后于1975年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至今。曾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1989）、洛杉矶时报图书奖（1993）、巴尔赞人文史奖（2002）和梅隆基金会杰出成就奖（2003）。他曾任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主席、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和英国科学院的成员。2011年，他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格拉夫顿的主要研究兴趣为书籍史，史学史，知识史，研究时段和地区为15-18世纪的欧洲。格拉夫顿教授热衷于通过具有影响力和独创性的作家的眼睛来观察过去，并据此撰写了 15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6 世纪意大利占星家和医学家吉罗拉莫·卡达诺以及 16 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卡利格的思想传记。他还研究学术实践的长期历史，如伪造和引用资料来源，并致力于文化和思想史方面的许多其他课题。格拉夫顿教授著有十部著作，与他人合著、编辑、合编或翻译了九部著作。他的两本论文集《文本捍卫者》（Defenders of the Text，1991 年）和《把你的死者带出来》（Bring Out Your Dead，2001 年）涵盖了吸引他的大部分主题。
三、全文梳理
（一）做书：人文主义者之道
格拉夫顿从人文主义者的方式说起：更具体地说，1517年，德国人文主义者约安尼斯·伯姆（Joannes Boemus）正在撰写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人种志，他采用了最好的资料来源，“巧妙地使用剪刀和浆糊”，这是一种传统的、书本式的方法，而不是近代旅行作家所声称的明显的目击。通过旅行和系统阅读获得的知识并存。格拉夫顿在自己的书中以伯姆为框架，“对15世纪至18世纪西欧的学术作者形式进行了九项研究”，“重新创造了失落的写作和出版方式，追溯了阅读、写作和印刷等物质世界影响文本及其接受的方式”。格拉夫顿探讨了人文主义者如何阅读、研究和写作；他们如何制作和传播书籍；以及人文主义学术的各个方面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二）印刷商和缮写者的工作及其对学者的影响
第一章：指尖染墨的人文主义者
近代早期的书籍生产不是在干净整洁的书斋里完成的，而是在油墨淋漓的印刷厂里完成的。印刷厂里的工作人员分为校对者和印刷工。人文主义者往往担任校对者的身份，而印刷工则由专门的工匠担任。
作为前现代时期的校对者，其任务比我们当今熟知的编辑工作要繁重的多。校对者的工作范围包含四类：第一，校对纸样，编制索引。这是最基础的校对工作。第二，校对作者提供的底稿。除了校样，他们也校对作者提供的底稿，尽己所能地寻找并纠正拼写和其他方面的错误。他们拟订扉页、目录、章节标题和索引，将文本分成若干章节，为读者提供便利。这种操作模式在许多行业中都屡见不鲜。第三，有些校对者同时创制文本和副文本，其身份相当于今日所谓的内容提供者。第四，校对者有时还要充当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中间人。
校对者似乎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是一种因印刷而诞生的现象，是在印刷创造的全新书籍之城中土生土长的稚子。显而易见，是新技艺创造了新任务。印刷商在市场上有许多竞争对手。他或她必须证明自己的某一特定产品优于竞争对手。于是，他们很快作出决断，方法之一便是在书末版权页（后来是在扉页）强调：本书文本已经过博学之人的校对。在意大利和德意志，15世纪印刷的书籍均承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文本，而且是经过特定学者“勤勉修订”、“谨慎修订和审阅”或者“最为勤勉和精准地审阅”的文本。雇用别人来校对文本——许多不曾请人校对文稿的印刷商也声称这样做了——是一种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合理且有效的方法。
实际上，印刷厂校对人员的实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古典时代晚期的罗马，校对工作就与近代早期的安特卫普类似，通常由多人合作并以口头形式完成。地位较低的搭档充当阅读者，负责大声朗读原稿；地位较高的搭档则充当校对者，在一份新的写本中修改错误。印刷工场中的新型实践是对缮写室里古老活动的复制——而且很可能是通过年代久远的抄写传统代代传承，而不是后人根据第三方记载所进行的效仿。（pp.53-54）
随着时间推移，印刷活动从一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随机性的新生事物转变为组织性更强、层次更分明的事业，校对者的技艺也得到了规范。他们在入行之初首先是朗读者和阅读者。与校对者类似，阅读者要准备复本、审读校样、编制索引：正是这些活动让一部分现代学者至今还沿用这些术语来界定阅读者的任务。但他们的同时代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校对者的第一要务是校对，同理，阅读者的第一要务是阅读。
然而，身为前现代校对者，是否应当删改原文中的争议性内容和攻击性言论是一个暧昧的问题。本书中提及的《斯卡利杰书信集》和哥白尼的案例便是最好的例子：大多数在去世后出版书信集的人文主义者可能更愿意像斯卡利杰那样向公众展示自己，而不愿暴露自身的种种缺点，成为一丝不苟的文献学批判的对象。对待近代作者，校对者可以自由发挥；面对古典作品，他们却不敢这样自作主张——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p.75）
第二章：手持占卜杖的文献学家
Divinatio，这个拉丁文单词在英文中对应“divination”，意为“占卜、卜测、解读”，现指将流传下来的文本中散乱的字词转变为合理的拉丁文、希腊文，当然还有英文篇章的解读活动，属于意料之外但令人信服的推测性校订。
格拉夫顿认为，校正并不总是严格和技术性的，人文主义编辑在处理文本时会遇到抄写员写错的段落、装订者放错的地方以及空白处，因此有时他们会运用“语言学想象力”进行校正。编辑们不得不推测作者写了什么，以及他们和其他人的推测是否可信。除其他内容外，格拉夫顿还讨论了与西塞罗、伊萨克·卡萨翁等人有关的占卜和猜测，研究了菲奇诺和伊拉斯谟关于文字学和占卜的观点，探讨了印刷所和学术以及古代和现代占卜，包括莎士比亚《亨利五世》（Henry V）文本中的猜测性修改和塞缪尔·约翰逊的观点。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是一个卜测成功的经典案例。原文中，女主角这样描述垂死的福斯塔夫（Falstaff）：“他的鼻子像笔一样尖，还有一片绿野。 （his nose was as sharpe as a Pen, and a Table of greene fields. ）”批评家和学者为校对这段话使尽了浑身解数。蒲柏（Pope）机智地指出，这是因为一份舞台说明中提到的房东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的名字不知怎么混入了正文。但是，18世纪的编辑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借助手中一本有注释的作品加以卜测，他对这句话的重新排序在如今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他将“a Table of greene fields”改成“a＇babled of green Fields＂［此处的“a”相当于“he”，即“he babbled of greenFields”（他喃喃念叨着绿野）］——据推测，尽管他没有明说，这句话是对《圣经·诗篇》第23章的不准确引用。”这成了推测论证的经典案例。（p.81）
在这种语境下，“卜测”的意思并不是对“事实”的精彩还原，而是学者在缺乏确凿证据时为了推知事实而可能采取的解释性假设。人文主义文献学似乎与晚期经院哲学结成了同盟，对魔法传统及其包含的各种占卜形式予以尖锐的批判。显而易见，文献学和历史学依靠的是证据，而不是预测，也不是其他凌驾于人类理性力量之上的高深莫测的努力。
第三章： 让·马比雍开创古文字学
1681年，马比雍（Jean Mabillon）出版了《古文献学论》（De re diplomatica）——一部彻底改变文献和写本研究的书。雕版印制的卷首插画用神话学的传统视觉语言突显其成果的重要地位。在阐述文献和写本的断代与鉴定规则的同时，这幅图像表明此书同时敬奉两位古代神祇：正义女神和司掌历史的缪斯女神克利俄（Clio）。然而，身为写作者的马比雍却采用了一套更加时新的习语：17世纪晚期的习语——那是杰出的科学社团辈出、戏剧化的实验不断上演、许多实验者将求新视为首要品质的时代。在书本起始，他便信誓旦旦地作了一番创新宣言：“我将开创一个古物研究之学的全新分支，专门研究古老文献的技法、程式和鉴定。”（p.111）
在《古文献学论》中，马比雍实际上汇总了他那个时代已知的关于拉丁世界古典时代以降的书籍与文献史的一切——莎草纸文书和犊皮纸文书、笔和墨、卷本和册本、权贵和修士们撰写文书的缮写室以及储存文书的图书馆。最重要的是，他使用雕版印刷——那个时代最为核心、有力且直观的技术——来为读者呈现证据。生动的摹本让读者有机会究提供新背景资料的文献。随着马比雍从古文献学拓展到更宽泛的古文字学领域，这本书的内容也得以扩张。他再现了每一种拉丁文书写的样本，包括“典籍体（literary）”和“文书体（documentary）”。他对样本中使用的许多字体进行分析，逐一示范每个字母的写法，以及如何将其转写为现代罗马字母。完整的字母表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支持。（p.112）用阿尔弗雷德·希亚特（Alfred Hiatt）的话说，马比雍的样本“提供了一种文书形式的可视化历史。最重要的是，它们旨在为当代以及未来想要确定特定文献真实性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照点”。
作者格拉夫顿认为，让·马比雍和他的同事们考虑古代手抄本的方式构成了“一场语言学革命”，并坚持认为马比雍的《古文献学论》改变了对手稿和文件的研究，在第二版中他要求“专家的眼光”。正如格拉夫顿所言：批判古文字学（Critical Paleography）”并非脱胎于人文主义文献学，而是发源于富有创意的书法艺术。（p.145）
在这一章，格拉夫顿还提到了透写技术。在17世纪的欧洲，透写并非新生事物，知识分子们已经熟知该技术的使用方法：“我随信给您寄去了一张透明纸，请将其置于文字之上。将纸置于文字之上后，您只需用笔和墨依照写本描摹其中的字迹即可。”（p.130）透写纸的原材料包括牛胚胎的尿囊（羊膜）、公牛的心包膜，以及产自里昂或威尼斯的纸张。制备过程非常繁琐。纸张必须用亚麻籽油、松脂或猪油按揉，随后晾干。
（三）编集活动、学术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 波利多罗·维尔吉利揭示基督教的犹太起源
格拉夫顿在第四章展示了系统性编纂以及重复使用的旧编纂的作用，阐释其如何帮助编纂一部新的基督教史。
1499年，维尔吉利出版了一部精巧的三卷本小作品，主题是从宗教、方尖碑到印刷术等一切事物的发明者：该主题深深吸引着他的同时代人，大家都热切地想知道，拥有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是否真的让他们比古人更加优越。1521年，他又添了五本新书，逐一探讨基督教历史的方方面面。通过一篇篇文本，维尔吉利系统地汇集证据，追溯教堂和祈祷仪式、教区制度的组织、圣体的领受及其他诸多内容的发展历程。他着手进行前无古人的创举：从外部和内部描述教会，从而追根溯源，探明教会组织和生活各方面的发展沿革，包括祈祷和祭礼、圣职的服装和祈祷的时刻、婚礼和接吻礼。他没有像后来的塞尔登和舍特根那样借鉴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的原始资料，也没有询问犹太人，在耶稣或教会父老的时代犹太人的圣殿或会堂中曾举行过怎样的仪式。（p.165）他撰写的教会史作了更大范围的创新，既是希望揭露迷信，也是希望揭开过去的真容。
系统性编集和对旧汇编的再利用促成了维尔吉利的研究。他的书仿佛是对他可能在学堂里便掌握的方法的延伸，对他阅读的所有内容进行系统的摘抄注释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正如前文所述，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们认为，制作摘录集对于任何希望成为学者的人来说都不可或缺。格拉夫顿认为，维尔吉利彻底改变了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不是因为他带来了新的资料来源，而是因为他“将已成为标准的自我教育方法转变成了一种写作方法”（p.166）。
第五章：马修·帕克创建档案馆
近代早期英格兰收藏家马修·帕克（Mathew Parker）与他的档案理念对后世史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1504年出生于诺威奇（Norwich）的马修·帕克自幼聪慧，他先是顺着谄媚的晋升之道在剑桥一路攀登，接着走向外面的世界。伊丽莎白女王和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掌权后不顾帕克本人的意愿，将他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让他担负起建设新教会的任务，却没有赋予他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权柄。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教徒让他的人生饱受煎熬，从1559年到1575年去世，帕克无法解决的争议消耗了他任职期间的大部分光阴。但是，身为学术掌门人，帕克成就颇丰。他组建起一支学者团队，以他的名义迅速搜罗书籍。（p.183）
帕克和他的团队成员尽最大努力将收集的素材转变为工具。他们添加标题和页码，评估年代和质量，还插入了一些标示出特定文本的性质和用途的眉批。帕克的图书收集史一种有目的的收集。在1561年成为大主教时，帕克发现自己面临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必须构建，或者说重建一个新教教会。该教会必须尽可能忠于耶稣、圣保罗和教会父老们的教诲和实践，忠于英格兰基督教的早期传统，同时也不能摒弃当代实践，除非必要。另外，他还不得不塑造这个教会的历史，从而为该教会的独立状态和独特实践提供依据。（p.186）在马修·帕克的领导下，兰贝斯宫就像一所学院，他的学者们通过创建档案，试图恢复修道院图书馆的知识。帕克的藏书帮助他评估了他所收集的传统的性质。
然而，虽然帕克对历史和史料充满热情，但是他和团队对于许多一手文献的处理方式却随意得让人震惊：他们在其中插入不合时宜的装饰。帕克的兰贝斯宫里有一批图书装饰艺术家，他们是书写、插图和装订领域的专家。有时，他们严格遵守纪律，一丝不苟地完成工作，恰如前文所述。有时，帕克却放任他们恣意妄为。例如帕克在致威廉·塞西尔的一封信中表示，他曾想让自己手下的一位一位名叫莱利（Lylye）的插画师为塞西尔的古英语《诗篇》创作一幅仿古插图。（p.194）某些时候，帕克的团队成员似乎不顾他们明明知道的特定字体所使用的历史背景。在其他情况下，帕克还故意改动他认为重要的文献证据。（p.195）
最后，帕克格拉夫认为，马修·帕克及其同事提到“档案馆”一词时，其定义是世俗的和教会的权力机构和统治机构的仓库——这些仓库的历史最近成了历史学家所关注和研究的焦点。（p.202）
第六章： 弗朗西斯·丹尼尔·帕斯托里乌斯制作笔记
在美国，帕斯托里乌斯讲述了博学的实践和启蒙运动的根源，这些都是在欧洲的学术和基督教的福利中成长起来的。
帕斯托里乌斯出身于德意志的一个富庶之家，身为路德宗教徒的他曾学习法律，于1683年6月来到美洲。帕斯托里乌斯在后来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度过一生，他从事过各种职业，担任过法兰克福公司的代理人，以及日耳曼敦的执法官、委员会代表、文书和镇长，这些法律和政治工作都要求他熟练掌握宾夕法尼亚的法律。然而，他笔记本里的内容则与工作和职业无关。帕斯托里乌斯的思想——至少是他的书籍——充斥着诗歌与散文、谚语和《圣经》中的韵文、对可食豆类的认识和调查的规则，以及作者们的书目和轶事。他的笔记本非常独特：他将所有素材储存起来，以供自己及子孙使用，储存之处包括他图书馆藏书的页边空白，也包括壮观的信息检索设备，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他的《蜂巢》（Bee-Hive）。这本篇幅庞大的摘录集如今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范佩尔特图书馆（Van Pelt Library）引以为荣的珍藏之一。（p.217）
帕斯托里乌斯的笔记本虽然不同于传统的中世纪页边注，但是同样具备深度阅读传统的所有特征：将页边注与摘抄辑录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单独而复杂的信息储存和检索系统。最重要的是，帕斯托里乌斯总是在与自己的书本进行活跃的对话。有时，他的评论以枯燥的拉丁文笑话和双关语的形式低调呈现。有时帕斯托里乌斯并不止于标出阅读体会。他将其中一些列入专门的最爱清单，并将从中撷取的选段抄录进《蜂巢》里。（pp.222-223）
结合当时欧洲知识界的背景审视帕斯托里乌斯的编集工作，我们可以看得更加透彻。他着手去做的，实际上正是伊拉斯谟当年所推崇的后为中欧学者所践行的事：广泛阅读用各种语言写成的文献，同时根据伊拉斯谟的中肯建议，按自己的方式对摘抄内容归类整理，使之成为自己的文献储备。不过，帕斯托里乌斯秉承一贯的做法，对借自他人的内容进行更新和改造。
在很大程度上，德意志启蒙运动也兴起于那个造就了帕斯托里乌斯的学究世界。（p.216）而他阅读文本的方式无论看上去有多奇特，实际上恰恰彰显了他是一个特殊文化背景下的标志性人物，甚至是一代独特的知识分子中的标志性成员。
（四）文献藏书的使用
第七章：维泰博的安尼奥对犹太人的研究
维泰博的安尼奥（Annius of Viterbo）是一位伪造者，他通过发明、汇编和中介了解犹太学术，帮助激发了“基督教对犹太法律、历史和宗教的研究”。1920年代哈佛大学的斯拉夫语教授利奥·威纳（Leo Wiener）指出，安尼奥在对犹太人的研究里不仅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也使用闪米特语文献。他的评注中经常出现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的单词与短语，而且他通常会对其加以解释。正如威纳所解释的，这些材料不仅来自一位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信息提供者，“也来自另外两位姓名不详的《塔木德》研究者。”（p.263）
然而这是错误的。安尼奥实际上隐瞒了真正的文献来源和研究方法并虚构了古语言的词汇。他对其所谓希伯来语和“亚拉腊忒语（Araratheic）”词源的利用非常频繁。（p.268）在他看来，对这些专有名词的研究可以使他人认为自己的古代世界史论是真实可信的。
安尼奥给同时代和后世的学者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但也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鼓舞。有些时候比他更出名、更受尊敬的思想者安于固守原地且默默耕耘的知识疆域，他却能成为第一个开疆拓土的人；更重要的是，关于让他编织出引文之网的阅读与想象掘文献资料时就有多么孜孜不倦。这位伪书作者通过编集，通过中间媒介和捏造来掌握犹太学术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也对基督教学术圈关注犹太律法、历史和宗教的热潮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八章：约翰·凯斯关于历史的争论
约翰·凯斯（John Caius）是一位来自剑桥大学的医生、学者和语言学家，他在剑桥建立了自己的学院。他对历史论证和幻想进行阐述，但却很少关注其资料来源的材料和年代，他更喜欢公证标准而非语言学标准。
约翰·凯斯卷入了一场持续了近五十年的论战中：牛津和剑桥两座大学谁更古老？在与牛津针锋相对时，来自剑桥的约翰·凯斯将文献用作武器，写作了《论剑桥大学的古老历史》。文中他详细地引用自己找到的“本大学的黑皮书”——即一本黑色皮纸封面的文献集册，现以Collect.Admin.9（2）的签号存于剑桥大学档案馆中。（p.299）在此，凯斯意在明确两点：其一，他提供的文书是可信的，尽管它们仅以黑皮书中所见的朴素的近代形式被保存下来；其二，事实上，这些文献合乎传统的新复本很快就将被制作出来。
根据那个时代的标准，凯斯将这些材料作为论据是否合理呢？他的同时代人对此产生了分歧。一位显然来自牛津的读者在《论剑桥大学的古老历史》一书上写下言辞锋利的批注：
为何称其为黑皮书？因为它是黑色的吗?想要吓住牛津人？因为作者的道德黑暗吗？还是因为凯斯既没有美德，也不会坦白？因为它几乎就是空洞的谎言吗？还是因为它沾染了从一开始就满口谎言的魔鬼的臭气，近墨者黑？
Unde dicatur Niger codex? An ob colorem atrum? An ad terrorem oxoniensium? An ob nigros authoris mores? An quia non plus habeat candoris, quam virtutis MS virtus iste Caius? An quod affinis sit vanitati mendacij? An quod diabolum inprimis referat, qui fuit mendax ab initio?
事实上，对这本文献的权威性进行质疑的类似言论还有很多。面对质疑，约翰·凯斯反复强调自己的论证值得相信，因为他几乎没有使用近期的文本：“盖因我几乎没有使用印刷文本，而是将写本作为纯净而可敬的古老历史的典范，使用写本是我的一大乐事。”（p.314）
在这里，近代早期对于文献权威性的认定被格拉夫顿所察觉。恰如彼得拉·舒尔特（Petra Schulte）所言，原始文献在理论上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它能“产生”复本，而复本只能“被生产出来”。只有“能有所出”的范本——而不是“被产出”的范本——才具有“公信力（publica fides）”，即权威。另外，众所周知，复本往往不如原本，墨水和皮纸的质量都较差，不如原本那么适合充当证据。为此，公证人们精心设计出一套复制与核验程序，旨在制作出能有效替代原件的复本。公证人必须在尺寸适当的皮纸上逐字誉抄文献。接着，他必须在一名政府代表和五名公证人面前大声朗读文本，其中两名公证人跟随他的朗读查看原本，另外三名则随之查看复本。只有经过这番程序，见证人才能以规定的形式写下自己的证明。
第九章：巴鲁赫·斯宾诺莎读《圣经》
格拉夫顿将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圣经》文本史方法与早期学者的工作相结合。他认为，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与“人文主义者和伪造者、教会史学家和古怪的批评家”一样，为启蒙运动做出了贡献。格拉夫顿的结论是“人文主义者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工作形式：一种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工作”，他们“既是工匠，也是思想家”。
在著作《神学政治学》一书中，斯宾诺莎精心选择、有的放矢，从众多已被大多数人遗忘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学术成果中汲取养分。但同时，斯宾诺莎也疏忽了大量内容。与之同时代的莱布尼茨指出了斯宾诺莎知识技能方面的若干欠缺。1670-1671年，莱布尼茨在给《神学政治论》作注解时指出，斯宾诺莎似乎拥有大量的东方学知识，他还担忧唯有具备可与之媲美的专业知识的人才能驳斥他那些骇人的激进理论。但是，他也记录了自己对斯宾诺莎将以斯拉提升至主要作者地位的疑虑。（p.354）斯宾诺莎提出了一种理论，即《圣经》的历史只能以《圣经》为依据。然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却将《圣经》的文本历史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之下。
四、结语——墨渍所揭示的
《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可视为一本格拉夫顿的论文合集，因此较难按时间顺序找出一条完整的叙事主线，内容略显琐碎。总体而言，作者以欧洲早期书籍的编撰、选材、校对、排版、卜测、设计、字体、插图、装帧等一系列繁琐又枯燥的必要工序流程，结合文献学理论与手法、批判主义思维，呈现出从无到有的各项隐藏在成品书籍背后的细节。
需要补充的是，译者对部分书名和人名的翻译存在一定问题：文中的“让·马比雍”多译为“让·马比荣”，“奎契迪尼”多译为“奎恰迪尼”，《轻松理解历史的方法》多译为《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共和国六论》多译为《国家六论》。
回到内容本身，格拉夫顿在人文传统与智力创新、文本学习与工艺知识、手稿与印刷品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他细致地阐述了造就书籍黄金时代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笔记本的编写、文本和校样的抄写和修改、文本的准备——他向我们展示了学者们的努力如何塑造了有影响力的书籍、论文和赝品。最重要的是，格拉夫顿明确表示，书籍制作的本质对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思想的生命取决于双手的劳动。
人文主义者既是手艺人也是思想家。他们生活在思想的世界里，但那也是由完整和零散的书卷组成的世界。为了体现理念的新颖，他们不得不采取鲁特琴匠人雕琢琴木、绷紧琴弦的技巧。无论是手写还是印刷，只有技艺最为精湛的复制粘贴，才能让他们在凝望过去时发现的全新模式呈现能够为读者所见和能够说服他人的物质形态。看着他们工作的场景，我们会发现他们不仅在阅读文本和其他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证据形式。同时也在触摸它们；他们不仅在创作那些改变世界的书本，同时也在制作它们。人文主义者常常强调他们与体力劳动者在社会和文化上的距离，然而，他们不仅在宁静的书房里作研究，也在拥挤的商铺里劳作。文本与经验、文字与实物在他们的周围碰撞。格拉夫顿从人文学者的角度审视了他们的世界，他再次表明，尽管人文学科面临着持续的挑战，但他是他笔下人物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也是我们这些有幸认识他或读到他的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