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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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文字为业》
厄休拉·勒古恩
57个笔记
点评
◆ 2024/10/27 认为好看
操作说明
◆ 想象力不是一种挣钱的手段。它在生意人的字典里没有容身之处。它不是一种武器,尽管所有的武器都源自想象力,它们的使用或非使用都依赖于想象力,就像所有的工具及其使用一样。想象力是心灵的重要工具,是思想的基本方法,是成为人和继续做人的必由之路。
◆ 年幼的人类需要锻炼想象,就像锻炼身体与精神方面的所有生活必备技能一样,锻炼是为了成长,为了健康,为了能力,为了快乐。只要心智尚存,这种锻炼就应该持之以恒。
◆ 然而,随着各种各样的想象越来越多,对于自己应该教的东西——我们需要什么,应该如何生活——那些负责教授的人却几乎无法达成任何社会与道德共识。在这个时代,庞大的人口持续不断地被暴露在为了商业和政治利益而生产出来的声音、图像与文字面前,有太多人想要且能够通过诱人而强大的媒体发明我们、占有我们、形塑和控制我们。很难要求一个孩子独自找到出路。
没有人真的能够独自做成任何事。
一个孩子需要的,也是我们共同需要的,是找到其他一些人,他们沿着对我们构成意义且带来些许自由的故事线想象出某种生活,而我们需要聆听他们的声音。
◆ 聆听是一种社群行动,它需要空间、时间和寂静。
阅读正是聆听的一种方式。
阅读不是被动的听见或看见。它是一种行动,你需要去读。你按照自己的步调、自己的速度去读,而不是像媒体那样无休无止、时断时续、不清不楚、大喊大叫。你接收你能够且愿意接收的信息,而不是由别人高声大嗓地匆匆硬塞给你,从而整垮你、控制你。阅读一个故事,你所接受的是“讲述”,而非“灌输”。并且尽管你通常是独自阅读,却与另一个人心意相通。你不是在被洗脑、被收编、被利用。你是融入了一种想象力的行动。
那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 如果我没有违背法律流掉那个没有人想要的生命,我的孩子们就会被一道冷酷、偏执而愚蠢的法律流掉。他们就再不会出生。这想法是我无法承受的。因此我祈求你们看一看什么才是我们必须拯救的,不要让那些冥顽不灵的厌女症患者将它从我们手中再次夺走。
“实际上不存在之物”:论幻想文学,并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 “Fantasy,或者说phantasy,”姑妈一边回答,一边清清嗓子,“来自希腊语phantasia,文学用语。意为‘令某物可见’。”接着她会告诉我“幻想”在中世纪晚期意味着“对感知对象的心理把握”,是心灵将自己与外部世界相连通的行为,但之后却变成相反的意思,变成一种幻觉,一种虚假的感知,或者一种自我欺骗的习惯。她还告诉我,“幻想”这个词也开始意味着“想象力”本身,“对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形成心理表征的过程、能力或结果”。同样,这些表征,这些想象之物,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它们可以是令人类生活成为可能的洞见和预见,也可以是扰乱与危害我们生活的妄想和愚蠢。
因此“幻想”这个词依旧充满暧昧,一边是虚假、愚蠢与心灵的肤浅,另一边则是心灵与真实之间深刻而真正的连接。
◆ 或者换一种说法:小说——写小说,读小说——是一种想象力的行动。
◆ 有些人告诉我,他们不读幻想小说,“因为全都是编造的”,但幻想的材料却比现实主义所处理的社会规范还要持久和普遍得多。无论一个幻想故事是发生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构世界,它的材质都是精神活动,是人类的共性,是我们认识的意象。事实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无论有没有见过龙,都认得龙的样子。
◆ 因为它们美丽,因为它们丰饶,因为它们实现了文字最古老、最紧要的功能:形成“对实际上不存在之物的心理表征”。由此我们可以对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对我们应该去到的地方,对我们应该欢庆些什么,又必须害怕些什么,作出自己的判断。
一则回复,来自天仓五,通过安塞波传送
◆ 在小说中,“如何说”就是“说什么”,
书中的野兽
◆ 精灵是精神性的存在,没有实体仅有形式,他们是人类心理的碎片或意象,完全依附于人类,无法独立存在,因而无法建立真正的关系。
◆ 我们会因孤独而疯狂。我们是社会动物,是社会性生存的物种。人类需要归属。首先当然是归属于彼此。但正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如此远,如此擅长思考,如此充满想象,我们无法因为归属于一个家庭、一个部落,归属于和我们相似的人而满足。尽管有害怕,有怀疑,但人类的心灵依旧渴望某种更大的归属,更宽广的身份认同。野性因其未知、无情和危险而让我们害怕,但我们无疑需要它。为了免于疯狂,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加入(或者重新加入)那比我们自身更加古老和宏大的、来自动物的另类与陌生。
发明语言
◆ 在托尔金看来,这些学者(我还要加上诗人和有相同爱好的读者)在阅读一种新语言时所找到的快乐,来自“对词语形态的一种全新感受”。
引我超越思想
◆ 如果一首歌或一个故事是刻意为呈现某个问题或提供某个结论而写的,那么无论问题和结论多么有力或有益,这部作品都已然放弃了自己的首要职责和基本权利,放弃了它对于自身的责任。它的首要工作仅仅是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赋予自己恰当且本真的“形”。那形就是它自身的美与真。
◆ 艺术却能揭示信息之外的某些东西。在我写一个故事或一首诗的时候,它或许也会向我揭示真理。真理并不是我放进去的,而是写的时候从中发现的。
而其他读者或许会从中发现其他真理,不一样的真理。他们大可以用作者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对待作品。想想我们是如何阅读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的。在过去三千年中,我们阅读希腊悲剧,将我们的灵魂放入其中,并从中发现各种东西,关于人类的激情,对正义的祈求,以及永不枯竭的意义,而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作者有意提供的意图,关于宗教或者道德教诲,关于警示或者慰藉或者普天同庆。那些作品正来自那种神秘,那深处的水脉,那艺术的源泉。
◆ 于是,有些孩子会眨着明亮的眼睛,用谴责的语气问我:“如果你知道些什么,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来呢?”
为什么真理一定是隐秘的?为什么你做的陶罐一定要有个空洞,为什么你不能在里面装满好东西给我们?
好吧,首先,一个极为现实的理由:因为“真话说一半”往往比直白的说教更好,也更有效。
但也有道德方面的理由。因为我的读者会从我的陶罐中取出她自己所需的东西,而她比我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的智慧只在于知道如何做陶罐。我有何德何能给别人传道?
无论传道的态度多么谦卑,都是一种侵犯行为。
伟大自然的丰盛主菜
◆ 不过,即便电子工具让我们如此容易分心,睡眠之海依旧围绕着我们,无论我们有觉知还是仅仅醒着,它都会夜夜将我们唤回通往神秘的旅途。
◆ 我们也可以凭意愿让自己不要睡,尽管最终总是无可避免地失败。无论我们怎样尝试去抓住意识,当意识消散的时刻到来时,无论如何都无法坚持下去。意识就这样离开了,悄悄地带着整个宇宙一起。
◆ 我希望我们能对被赋予的伟大礼物有更多的尊重,尊重那寂静时刻,那无知无觉的时光。每一个夜晚都赋予我们深沉的遗忘之水,来自忘川之水,我们喝下那水,想起我们从何而来,练习如何回返那里,我们从中获得新生。睡眠是最为奇怪的开始,是最好的神话,也是意在祝福的仪式。
女人所知道的
◆ 再一次,我们看到男人所教的更容易支持现状,而女人所教的更为个体化,更容易具有颠覆性。
◆ 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告诉我们,女人天生不爱冒险,性格保守,因而是传统价值的主要拥护者。真的如此吗?或许这只是一个男人讲的故事,好把他们自己说成创新者、先驱者和变革者,改变社会方向的人,重要新事物的导师?
我不知道。我想这一点值得思考。
◆ 然而,整个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那些架起火堆焚烧胸罩的可怕的女性主义者却在思考并提出这些问题:由谁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为什么战争和冒险是重要的,操持家务和生养孩子却不是?
那时候我不仅完成了几部长篇小说,更操持了多年家务,养育了好几个孩子,所有这些事都令我着迷,它们像人们所做的其他事一样重要。于是我开始思考:既然我是一个女人,那么为什么在我的书中,却是男人占据核心与主要位置,女人居于边缘与次要位置,就好像我是一个男人一样?
因为我的编辑希望我如此,评论家希望我如此。可是他们又有什么权利希望我女扮男装呢?
我自己又可曾尝试过用我自己的性别来写,以我的女性之躯,而不是穿着借来的男士礼服与护裆?我又是否知道应该如何以自己的女性之躯,穿着自己的衣服来写?
◆ 啊,不。我并不知道。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学习。是其他女性教会了我。那些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作家。那些曾被男权主义的文学建制埋葬,却又通过《诺顿女作家选集》等书籍而被重新发现,获得赞颂与重生的前辈女作家。还有我的同辈作家,大多数都比我年轻,作为女人写作的女人,写女人的女人,她们无视文学与类型的卫道士而写作。我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勇气。
◆ 在我的长篇小说《地海孤儿》中,有一个角色表达出她对于性别化知识的笃信。故事女主角恬娜和她的朋友蘑丝——一位又老又穷又天真的女巫,两人讨论到男性巫师和他们的力量。恬娜问,女人的力量又怎样呢?蘑丝回答:
“哦,亲爱的,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谁知道一个女人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呢?听着,夫人,我有我的根,它们比这座岛还要深。比大海更深,比陆地的升起还要久远。我来自黑暗。”蘑丝的眼睛在红眼眶中闪着奇异的光,她的声音好似乐器吟唱。“我来自黑暗!我比月亮更古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说出我是什么,女人是什么,有力量的女人,女人的力量,比树的根系更深,比岛屿的根系更深,比创世更古老,比月亮更古老。谁敢问黑暗?谁会问黑暗的名字?”
◆ “谁会问黑暗的名字?”蘑丝这样问,这是一个伟大的修辞学问题。
然而恬娜却回答了。她说:“我会。”接着她又说,“我在黑暗中住得够久了。”
蘑丝所说的正是男权社会希望从女人那里听到的。她骄傲地宣告男人留给女人的唯一一块领地,原始、神秘、黑暗的领地。而恬娜却拒绝被限制。她宣告的是理性、知识、思想,她宣告自己所拥有的不仅是黑暗,也有阳光。
在这段文字中,恬娜代替我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们在黑暗中住得够久了。我们有同样的权利要求阳光,要求学习和教授理性、科学、艺术,以及所有一切。女人们,让我们走出地下室,走出厨房和育儿室,整座房子都是我们的房子。男人们,轮到你们学习如何住在你们看上去如此害怕的黑暗地下室中,住在厨房和育儿室中了。当你住进去之后,来吧,让我们谈一谈,所有人一起围坐炉边,在起居室里,在我们共同的房子里。我们有太多东西要告诉彼此,有太多东西要互相学习。
消失的祖母
◆ 我注意到,有四种常见的技术或手段,被用来将女性的创作一本接一本、一位作者接一位作者地从文学正典中排除出去,它们通常会被人们无意识地使用(尽管并不总是如此)。这些手段分别是贬斥、不作为、例外化和消抹。它们共同累积的效果,则是女性写作的持续边缘化。
◆ 将一本女作家写的书与其他女作家而非男作家的书相比较,亦是一种隐晦却有效的贬斥方式。这样一来,评论家就永远不会说一本女作家的书比男作家的书写得好,从而将女性成就安全地隔绝在主流之外,局限在女生宿舍里。
◆ 我所知道的一个最直接的女性作家被消抹的案例,发生在华莱士·斯泰格纳与玛丽·哈洛克·福特之间。前者在自己的小说《安息角》中,使用了来自后者自传《遥远西部的一位维多利亚淑女》(A Victorian Gentlewoman in the Far West)中的背景、人物和故事,甚至标题都来自后者中的一句话。
斯泰格纳贬低了他从福特那里偷来的人物,将其塑造为一位不忠的妻子,因为粗心而弄死了自己的孩子。对于福特自传中讲述的真实的人物关系,对于女儿死去的方式,对于母亲深沉的悲痛,斯泰格纳的写作都是一种残酷的拙劣模仿。福特对于人物和风景的把握在斯泰格纳的整本书中都变得粗糙和廉价。
斯泰格纳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福特或者她的书,刻意隐瞒了她是一位发表了自己作品的作家这一事实。关于他作品来源的唯一线索是致谢中的一句话,其中感谢了他的几位朋友,福特的后代,“感谢他们将自己的祖母借给我”。
祖母比写作的女人要容易对付得多。祖母甚至不配拥有姓名。
◆ 抢掠别人的坟墓,只要不提被抛下的墓主就好。
许多人读过玛丽·福特的书后,都认为它比斯泰格纳写得更好。她的故事基于从她自己的生活中精选出的事件,其叙述兼顾情绪控制与准确性。她从生活而不是二手资料中提取出那些先驱者、工程师与西部风光。斯泰格纳对背景、情绪和人物进行了感伤化和庸常化处理。然而他是一位著名男作家,并将这个角色发挥到了极致。他做到了。他因为这本书而获得普利策奖。他的作品不断重印,不断得到赞扬和研究。
玛丽·福特是一位女作家,知名度一般,且淡泊名利。她的书消失了。被消抹了。尽管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团结足以令其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忽视之后得到重印,但又有谁知道它?谁在读它?谁在教它?
谁会在乎它?
◆ 如果那些女性批评家,女性主义作家,公正的学者、教师和文学爱好者不分外留意,持续努力,让佩里的作品保持可见,被研究、谈论、阅读和重印,那么用不了几年,那些作品就会悄无声息地进入故纸堆。它们终将绝版,被遗忘,尽管与此同时,另一些二流作家的作品却会长盛不衰,仅仅因为作者是男性。
不能这样下去。我们真的不能让那些优秀作家继续被消抹,被埋葬,仅仅因为她们不是男性;不能让那些本该寿终正寝的作家,那些文学批评和文学课中的僵尸一次次复活,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女性。
编故事
◆ 好吧,言归正传。故事主要分两种:一种讲的是发生过的事,一种讲的是没发生的事。
第一种故事包括历史、新闻报道、传记、自传和回忆录。第二种则是虚构——你编出来的故事。
◆ 所有这一切的问题都在于,你的真实不是我的真实。我们感知真实的方式并不一样。其中有些人实际上根本感觉不到真实。只要你看“福克斯新闻”,就一定会发现这一点。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定义真实的方式存在着这些不同,于是有了虚构。
◆ 事实本应是我们共有的基础,我们的共识。但实际上,事实是如此难以获取,如此依赖于人们的视点,如此富于争议,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在虚构中寻找共享的真实。我们通过讲述——或者阅读——对于某个并非真实,却可能曾经存在或者将会存在的人来说,没有真正发生,却可能曾经发生或者将会发生的故事,来打开想象力之门。而想象力则是最好的,或许也是唯一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了解彼此的思想和心灵。
◆ 而想象力,即便是最天马行空的想象,也并非与现实脱离:想象承认现实,从现实出发,最终回归并丰富现实。
◆ 想象力就像任何基本的人类能力一样,需要练习、纪律和训练,童年时如此,有生之年也如此。
◆ 训练想象力的最好方式之一,或许没有之一,就是聆听、阅读、讲述或书写虚构的故事。好的创造,即便看似异想天开,却兼具与现实之间的一致和内在一致。空有一厢情愿的故事,或者暗藏强制性说教的故事,缺乏智性上的一致和完整:它便不是一个整体,不能自圆其说,不能对自己诚实。
◆ 一旦孩子们超越孩子气的一厢情愿(我击落了四十架敌机!我成了火星女王,还骑了独角兽!我在笨蛋杰基·比森眼睛上揍了一拳!),他们将从想象力之父那里得到训练,学习聪明地使用想象力,正确地使用想象力。他们会知道,想象是进入现实的方式。想象是不可或缺的为人之道。
◆ 如果身为写作者的你,能够摆脱对于编造故事的清教徒式恐惧——如果你意识到,并不需要长篇累牍地直接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而是将人生经历作为编故事的材料,作为想象力的材料——那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突然间自由了。你的故事不再是“你的”故事。它跟你没关系。它只是一个故事——你可以自由地跟随它去它想去的地方,让它找到自己真正的形态。
◆ 加里·斯奈德讲过一个意象,经验好比堆肥。肥料是由各种废物和垃圾堆放一段时间之后沤成的。这一过程需要寂静、黑暗、时间,以及耐心。靠着这些肥料,花园里的草木才得以繁荣生长。
写作就像园艺,这是一种很有用的比喻。你种下种子,但每一棵植物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园丁掌控全局,这没错,但植物却是活生生的自在之物。每一个故事都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式去迎接阳光。你作为园丁的最好工具就是你的想象力。
◆ 故事就像诗歌一样,只能以它唯一能被讲述的方式来讲它要讲的东西,而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构成故事的文字。这就是为什么文字如此重要,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时间来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文字。为什么你需要寂静、黑暗、时间、耐心,以及关于英文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基础。
◆ 正因为如此,我热爱虚构并鼓励人们去编故事。我花时间去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文字。学习使用文字很花时间。这需要实践。这需要下工夫,长年累月的工夫。你写的东西或许一直不能发表出来。即便发表了,也几乎一定不足以维持生计。但如果这就是你想做的事,那么再没有什么,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会比写故事,比写作本身——比知道你自己写了,你把字写对了,你编了一个故事并诚实地讲了出来,更加物有所值。讲真话是一件伟大的事,也是一件罕有的事。祝你愉快!
自由
◆ 任何人类的力量都可以被人类自身抵抗和改变。抵抗和改变往往从艺术开始,更往往从我们的艺术开始,从书写文字的艺术开始。
一部非常好的美国小说:H. L.戴维斯的《蜂蜜之角》
◆ 是无所不在的电视、手机和社交媒体挽救我们远离孤寂。与此同时,许多人来到西部正是为了寻找孤寂——找地方、找空间、找寂静。我们是社交动物,却又渴求在独处中塑造我们的灵魂。
可能性的狂风:冯达·麦金泰尔的《梦蛇》
◆ 作家莫伊·鲍斯特恩(Moe Bowstern)转给过我一句口号,让我颇为欣赏:“用善意颠覆。
写对了:查尔斯·L.麦克尼科尔斯的《疯狂天气》
◆ 也许成长总是既意味着找到自己的族群,又意味着流放。
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 重读这些伟大的段落是多么令人愉快啊,譬如尤里·日瓦戈带着妻子和孩子,与其他难民一起挤在运货车厢里,踏上从莫斯科到乌拉尔的长途火车旅行。这本书里充满令人难忘的画面,譬如西伯利亚的雪地里,长而空旷的火车停在铁轨上,漆黑、死寂;还有那些安静而可怕的句子,描述成熟的麦田如何起伏摇荡,发出沙沙声,却不是因为有风,而是因为老鼠——村民们都死了;麦穗无人收割,数以百万的老鼠在其中繁殖——尤里独自一人,徒步穿过这些麦田,走在从乌拉尔回莫斯科的路上。
整部小说都由旅途、离别和相聚构成——几十个角色消失又出现,他们因为热恋而结合,但无法长久维系,强烈的恨就像爱一样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相遇,分离,哭泣,再次相遇,却浑然无知。这并非无序,而是一种疯狂又复杂的相互联系,就像巨大火车站里的轨道——所有交错的命运,所有怀抱赤诚之心的灵魂,都像尘埃一样无助,被革命的狂风裹挟着。
尊严的榜样:对若泽·萨拉马戈作品的思考
◆ 他从不多愁善感。在他对人的理解中,有一种非常罕见的东西——一种允许爱和钦慕生长的幻灭,一种看清世事之后的宽恕。他对我们不报太多期望。在精神和幽默感方面,他可能比此后所有小说家都更接近于我们第一位伟大的欧洲小说家塞万提斯。
◆ 雷蒙多是“一个简单的普通人,他与芸芸众生的唯一区别,在于他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可见的一面和不可见的一面,除非我们把两面都看清楚,否则就对它们一无所知。”
H. G.威尔斯:《时间机器》
◆ 这样的描述不仅适用于这部作品本身,也说出了科幻小说叙事手法的特点:以清醒的方式讲述想象之物,让不可置信之事变得可信。
罗伯托·波拉尼奥:《佩恩先生》
◆ 用简明直白的语言进行内容概括会歪曲这本书,因为我们知道的“发生了什么”全都是叙述者告诉我们的,而他并没有区分现实和幻觉。
若泽·萨拉马戈:《从地上站起来》
◆ 从二十世纪初到推翻独裁统治的1974年四月革命,一个农民家庭的三代人,这个“坏天气”家族的故事,贯穿了这部名为《从地上站起来》的长篇小说,并且正是这些从地上站起来的男人和女人们,首先是作为真实的人,其次是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让我学会了如何耐心,如何相信,如何信任时间,正是这时间同时建立和摧毁我们,为了建立和再次摧毁我们。
◆ 当警卫往受害人身上泼水的时候,我们跟随水的漫长旅途,从大地深处,到云中,到雨里,到陶罐里,然后“从高处被泼到一张脸上,突然落下,突然绽开,缓缓流过嘴唇、眼睛、鼻子和下巴,流过憔悴的脸颊,流过被汗水浸透的前额……从这样一张面具上,水知道这个人依然活着”。
◆ 这部小说中唯一的幻想,就是它出乎意料的充满希望的结局。萨拉马戈对于何为真实非常看重;我认为他选择在一个高光时刻让故事结束,不是因为他相信社会正义的理想终会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相信”任何东西——而是因为他认为理性的希望比绝望更有用,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追寻美。他的伟大作品《失明症漫记》同样在结尾处转向光明。但在《复明症漫记》中,转变再次发生……他知道黑暗是什么。
◆ 我唯一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已充分消化吸收的东西,是那些苦难的经历在那些女人和男人们身上形成的某种美德:一种天生的对于生活的朴素态度。……每天我都能感觉到它在我精神中存在,像一种持续不断的召唤:我还没有失去希望,至少现在还没有失去,希望能多从那些尊严的榜样中获得一些伟大的力量,而这些榜样是阿连特霍的广阔平原提供给我的。
作家周记
◆ 我认为,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只要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我们现在仍旧如此),女人们就有权利创造学习或工作的飞地,在那里,女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依据自己的主张,决定她们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做,而不是服从或模仿男人做什么和想要做什么。任何飞地都并非全部现实,任何排他性都并非完全正当,然而当一种巨大的不公正占据上风时,任何对抗它、消除它的机会,即便只是暂时生效,都是正当的。
◆ 智慧和艺术过去曾完全被男人占有,并且这种所有权得到如此绝对的维护,以至于没有哪个女人会认为社会能够轻易允许她从中分到应得的一份。许多女性依然觉得,称自己为思想家、创造者,说我是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个艺术家,是一件困难的,甚至让人害怕的事。在一个没有这种恐惧的地方,有一段时间纯粹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对许多男人来说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期望;但对许多女人来说,则是一份令人震惊的、一生只有一次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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