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试论本雅明之死

本雅明身后事

对于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交往，西方学者颇多微词，然而，在阿多诺、肖勒姆与布莱希特争夺本雅明的过程中，却只有布莱希特成了绝对的赢家。本雅明在给朋友（Kitty Marx-Steinschneider）的一封信（1933年10月20日）中谈到：“赞同布莱希特的作品是我全部立场中最重要和最富有防御性的观点之一。”这种表白除了说明布莱希特已经对他构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外，还说明这位小他6岁的戏剧家一定有某种非凡的魅力，甚至都让本雅明油然而生出许多崇拜之心。那么，这种非凡的魅力又是来自哪里呢？阿伦特的解释是这样的：“在布莱希特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具有罕见思想能力的诗人形象，而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站在左翼立场的布莱希特尽管高谈辩证法，却同他一样不是一个辩证思想家，布莱希特的智慧非同寻常地接近现实。和布莱希特在一起，他能够实践布莱希特所谓的‘天然地思考’（crude thinking / das plumpe Denken）。布莱希特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天然地思考。天然地思考也就是伟人的思考。’本雅明对此阐释道：‘在许多人看来，辩证法家就是喜欢钻牛角尖的人。……相反，天然的思想是辩证思想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不是别的，而是使理论联系实践。……一种思想付诸行动必须是天然的’。”阿伦特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本雅明亲近布莱希特的重要线索，但是相比之下，所罗门的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他认为，布莱希特坚持把革命力量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条原则，而正是他们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第11条提纲的共同兴趣使得本雅明不愿意放弃布莱希特，或使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阿多诺也在有生之年对布莱希特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在阿多诺的眼中，布莱希特是一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证主义者。他认为布莱希特每天花几个小时把灰尘弄到指甲里，只不过是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个工人。30当然，最让阿多诺不能容忍的还是布莱希特的辩证法和这种辩证法生产出来的艺术，这种艺术因其直接介入现实，最终沦为了政治的传声筒和宣传品，从而丧失了艺术所必须具有的否定性。在阿多诺看来，“现在并非一个为了政治艺术的时代，但是政治已经进入到了自律艺术之中”，31这样，艺术也就担负起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伟大的使命，即艺术必须既消除自身的异化因素，又同时积蓄起批判社会的力量，因为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能存活下去。32而一旦艺术与政治调情或与政治婚合，它的批判性与否定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多诺在批判布莱希特与萨特的“承诺性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时才指出：

艺术作品，至少是那些拒绝屈从于宣传的艺术作品，之所以缺乏社会影响，其中一个决定性原因在于它们不得不放弃使用那些迎合大多数公众的传播手段。假如不放弃的话，它们就会成为包罗一切的传播系统中的典当品。如果说艺术真有什么社会影响，它并不是通过夸夸其谈的宣讲，而是以微妙曲折的方式改变意识。任何直接的宣传效果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原因大概在于甚至这类作品也往往被看作完全的非理性之作，结果是介入的审美原则反而中断了原本可能会引发实践的机制。

因此，更准确地说，阿本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阿布之争。阿多诺想把本雅明从布莱希特那里夺过来，进而消除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影响，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甘斯（Raymond Geuss）在读了阿本之间的全部通信之后指出：“阿多诺逐步地、但坚持不懈地企图控制本雅明和他的计划，而本雅明对此的抵制则是微弱和消极的……观察本雅明是如何利用语言作为武器来逃离阿多诺不遗余力的收买，真是一件有趣的事。”38如果控制、收买之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只有让布莱希特的太阳沉入大海，才能扫清实现这一计划之路上的障碍。然而，是不是消除了布莱希特的影响就能让本雅明“改邪归正”呢？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布莱希特在本雅明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本雅明本人的思想中依然有一种观念的东西无法与阿多诺的思想握手言和。

1966年，阿多诺又与肖勒姆共同编辑出版了2卷本《本雅明通信集》，本雅明的思想形象得以更饱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很显然，为了更好地传播本雅明的思想，阿多诺不可能让本雅明那些未刊手稿以其实际的未完成状态呈现给读者，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在所难免。阿多诺对本雅明的思想形象建构遭到阿伦特的强烈反弹。阿伦特的第一任丈夫是本雅明的远房亲戚，1933年纳粹上台后，两人都流亡巴黎，这期间交往颇多，可谓知己。在阿伦特这位女性思想家看来，本雅明看似笨拙、忧郁、一事无成，却是一位才华横溢、具有独一无二创造力、水准堪比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文学批评家，但绝不是什么哲学家，不管是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肖勒姆意义上的犹太教神秘主义哲学家！

作为本雅明后期巴黎生活的见证者，阿伦特了解本雅明与阿多诺、霍克海默之间的思想争论，很为本雅明所受之来自阿多诺等人的严厉批判或思想挤压感到不平。1941年，阿伦特很不情愿地按照本雅明的嘱托将《论历史的概念》转交阿多诺，但她怀疑阿多诺这些“猪猡”是否会因为立场不同而否定、隐匿这一手稿，结果阿多诺1942年就公布了，她只能悻悻然作罢。20世纪50年代以后，阿伦特一方面致力于反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建构，另一方面也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老师海德格尔的思想，从而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与阿多诺构成了对立关系。以1966年阿多诺和肖勒姆编辑出版的2卷本《本雅明通信集》为激发点，阿伦特决定反击，先是写信质疑阿多诺篡改《论历史的概念》手稿，后于1968年在美国推出了自己编辑的本雅明文集《启迪》，并在长篇导言“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中炮轰阿多诺建构的本雅明思想形象，力陈本雅明绝不是什么有系统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深海“采珠人”，用碎片化的思想照亮“黑暗时代”。因为阿伦特的工作，本雅明在英语世界很快就声名鹊起，广为人知起来。

1969年因心脏病突发离世的阿多诺未必知道阿伦特对本雅明的思想建构，但同样活跃于英语学术界的肖勒姆显然很快就注意到了。因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肖勒姆就曾致信指责阿伦特缺乏“对犹太人的爱”，忘记了自己“从什么发展而来”，结果阿伦特非常直截了当地答复肖勒姆：自己只是出生于犹太家庭，但从来无意成为文化、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因此自己压根不存在犹太意识的觉醒问题。这一答复让肖勒姆感到震惊。如今，阿伦特居然向自己最珍视的、与本雅明的友谊发动攻击，力图篡改历史，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已届七十高龄的肖勒姆行动起来，于1975年推出《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一书，以自己保存的几百封书信为基础，建构出了他心目中的本雅明。在肖勒姆眼中，本雅明的思想本底是犹太教神秘主义，原本他还可以更进一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始终徘徊不前；20世纪20年代初以后，本雅明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正是在布莱希特、阿多诺等的影响下，他从犹太神秘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但这种转向既不成功也没有让本雅明感到愉快，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压抑和禁锢了本雅明的思想活力。由于《论历史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色彩，肖勒姆对本雅明思想形象的建构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阿多诺和肖勒姆当年都反对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交往，认为后者“粗犷的马克思主义”对本雅明的思想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因而二者在编辑《本雅明通信集》的时候有意识少选了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通信。阿伦特对阿多诺和肖勒姆的这一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她看来，布莱希特之所以与本雅明的交往显得颇为粗鲁无礼，那是因为他生性冷淡，待人一向如此，但布莱希特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诗人，这使得本雅明能够超越粗鲁的交往方式和布莱希特建立诗人间的心灵之交。

重量级朋友们的竞争性加持，强有力地推动了本雅明思想地位的提升和文化传播的扩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谁的本雅明是真正的本雅明？或者说，本雅明是谁？就在人们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位局外人——才华横溢的文学批评家兼作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出现了，以一篇充满深刻洞察力的同情理解与自我理解的评论《在土星的标志下》，让人们意识到本雅明的性格特征或者说性格缺陷，为人们思考本雅明是谁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雅明之死

本雅明在翻越比利牛斯山的时候，一直拎着一个黑色公文箱。带领本雅明一行人逃难的丽萨·菲特寇后来回忆，这个公文箱又大又沉，本雅明告诉她，“这里面有我的新手稿。……我不能把它弄丢。这份手稿一定要保存下来，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由于患有心脏病，本雅明逃难时行进缓慢，走走停停，每走十分钟，休息一分钟，菲特寇说这是他事先计算好的行进速度。但是这个公文箱非常重，同行的青年和菲特寇不得不轮流帮他提。“今天，”菲特寇回忆道，“大家经常问我:关于他的新手稿，本雅明都说了些什么?他跟你讨论过手稿的内容吗?它是不是发展了一套哲学新思想?天啊,我当时正忙着带领我的小队伍上山;哲学问题至少要等到下山才有功夫聊。当时的首要任务是从纳粹手里解救出几个人来，可我却跟他这个‘怪人’在一起。老本雅明无论如何也不肯丢弃他的累赘--那个黑色公文箱;我们不得不拖着这个巨兽翻山越岭。”菲特寇的回忆与西班牙边境警察的报告吻合，报告记录了本雅明的遗物，其中确实有一个“皮质的公文箱”，还有“一些文件，内容不详”。自从1980年听说了菲特寇的回忆以后，本雅明的好友肖勒姆和《本雅明文集》的编者、阿多诺的弟子蒂德曼就开始四处寻找黑皮箱和手稿的下落。可惜线索在西班牙Figueras档案馆中断。他们的推测是:这份“比本雅明生命还重要”的手稿或者被本雅明的同行伙伴亨妮·古兰出于各种原因销毁了，或者在波港边境处或Figueras档案馆遗失。肖勒姆相信它是《拱廊街》的最新成果，蒂德曼则推断它是《论历史概念》的其中一份手稿。于是，这篇遗稿便成了一个谜。

本雅明逝世数月之后，阿伦特寻找他的坟墓，结果是“找不到，哪里也没有他的名字”。四年之后，在阿伦特去过的某个公墓里树立起本雅明的坟，木头上刻着他的名字。肖勒姆说，这个坟是后人为了骗取寻古者的小费而伪造的。本雅明真正成为了无名之徒，生前他在世界中无处安身，身后又在世界上无迹无踪。

如果他有机会为自己为自己选好墓志铭，会是什么样呢？至少不是现在，在一个不正确的地方刻下空泛而潦草的德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写成的话： “所有文明的记录，都是蛮行的记录”。 在此援引他论述悲苦剧与悲剧时的语言吧：

一个广为流传的观念是，在这一个时刻，时间如同天平的指针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命运，永恒轮回的真正秩序只可以通过间接的、寄生的方式从时间角度加以指称，所以命运的宣示需要一段时间。午夜时分犹如时间通道的开口，命运的宣示就置身其中，在这个框架下，同一个鬼魂形象就会不时显现。

最后一封信，本雅明致阿多诺（？）

“本雅明致亨妮·古兰[和阿多诺]西班牙，波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结束一切。这里是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小村庄，没有人认识我，我的生命将在这里走到尽头。 ”

PS：但是我查了一下，原文件是没有（和阿多诺）的

布莱希特给本雅明的悼亡诗 On the suicide of the refugee W.B.

“先于屠夫行凶之前，你自我了断/经八年流亡，无奈注视着恶势力崛起/最终面临不可通过的边界/人们说，你通过的边界是那个可通过的。”1

“我听说你举起手对准自己， 在知道那屠夫快来的时候。 经过八年的流亡，眼看着敌人壮大， 然后终于面一个通不过去的关卡，你通过了，他们说，一个通得过的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