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多元文化的探索之门
《文化模式》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写于1934年。这本书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有关文化问题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主要内容
《文化模式》通过对不同原始部落文化模式的研究，探讨了文化差异、文化整合以及社会的本质等问题。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至第三章首先表明作者对习俗、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整合等基本观点；第四至第六章展示了田野调查的结果，即三个典型的原始部族（普韦布洛人、多布人和克瓦基特尔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最后两章归入主题，论述了社会本质以及个人与文化模式的问题。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文化因素就像是一套供人选择的项目，有些民族选择了这些因素，并形成了自己的形貌，另一些选择了其他的因素，并形成了别的形貌，而不同的文化形貌决定了个体的形成，因而，文化便产生了它的性格特征，成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整体。
《文化模式》是基于一定的时代特征而创作的。20世纪30年代初，功能主义在人类学界兴起，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其主张实证主义，开始推广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从中论证文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并探讨文化的功能作用。功能主义向世人呈现了文化结构的有机整体性。然而，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本尼迪克特注意到了这些不足之处，从而立意探索文化的深层结构与价值观念，把一种文化的制度和习俗当作人们主观态度的表现来看待。此书可以说是本尼迪克特人类学理论的合集，包括作者发表的5篇关于文化模式理论思考的论文。此书出版于1934年，是本尼迪克特在对祖尼人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完成的。
文化模式的概念
在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中，她指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但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些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这些选择具有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因此追求不同的价值和目标。例如，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选择了中庸之道、循规蹈矩、遵循传统的行为模式，他们所追求的价值可能是稳定、和谐与传承；而克瓦基特尔人选择了感情强烈、个人主义、拒绝失败的行为模式，他们追求的可能是自我实现和强烈的情感体验。
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模式并非单个文化特质的简单组合，而是各种文化特质有机结合形成的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以一种文化为例，其在选择了自身的行为方式、社会价值、目标取向后，会通过不断的融合、改变、修正，趋向于具有一致性的行为模式，从而形成一个内在整体的文化体系。就像一个社会的文化会从周围地区的特性中选择可用者，舍弃不可用者，并对其他特性进行改造，以符合自身需要，最终整合出一个具有独特意图和驱动力的文化完形。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因为不同民族和社会的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例如，普韦布洛人、多布人和克瓦基特尔人这三个原始部落，他们的文化模式截然不同。普韦布洛人呈现出日神型文化模式，中庸、循规蹈矩且遵循传统，这反映出他们相对保守、注重秩序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多布人崇尚阴险、鼓励嫉妒、热衷斗争，体现出他们较为激进、竞争意识强烈的心理状态和思维倾向；克瓦基特尔人感情强烈、个人主义、拒绝失败，展现出他们富有激情、强调个体价值的心理特质和思维模式。
本尼迪克特主张文化相对主义，她认为各种文化不能在一种伦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行为模式组合，追求不同的价值和目标。例如，不同的原始部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普韦布洛人追求中庸之道、循规蹈矩、遵循传统；多布人崇尚阴险、鼓励嫉妒、热衷斗争；克瓦基特尔人感情强烈、个人主义、拒绝失败。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评判。
与尼采的联系
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借鉴了尼采的文化批判思想，运用酒神狄奥尼索斯式和日神阿波罗式的文化来刻画不同部落的文化气质。
尼采在其早期作品中批判了浪漫主义所宣扬的“文化”，之后通过对犹太－基督教道德文化的犀利批判，成功地“解构”了原先单一的“高级”文化，指出了文化的种种可能，使单数的“文化”转变为复数的“诸文化”。
在《文化模式》中，本尼迪克特从总体观念和写作细节两个方面受益于尼采。在总体观念上，她运用尼采的文化批判来支持文化人类学派将单一文化转变为多种多样的“诸文化”的努力，展现出与尼采相似的洞察力。在写作细节上，她借用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明的两种文化——酒神狄奥尼索斯式和日神阿波罗式的文化，来刻画祖尼、多布和美洲西北海岸克瓦基特尔人这三个群体的文化气质。
在尼采那里，酒神文化的特征是“醉”，是在近乎歇斯底里的迷狂之中触及真正的个体性；日神文化的特征是“梦”，是以一种“不动心”的理智静观去超越自身的个体存在。
本尼迪克特对祖尼文化的描写体现了阿波罗文化的典型特征。祖尼人坚决要求个人融入团体之中，个人的祈祷若与整体活动分开则没有力量，神圣的力量来自形式上的结构而非个人。这种个体性的完全消失以及由“成员资格”提供的力量，正是去中心化、无权威的文化表现，真正的权威来自抽象的“团体”。
相比而言，多布文化和克瓦基特尔文化则展现出酒神式的极端迷醉特征，个体性得到极大张扬。多布人相信在友善表现背后是背信弃义，克瓦基特尔人以显示自身高贵和对手低下为行为支配，经济交易、婚姻、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都以受辱或当众施辱的形式进行。
有人批评本尼迪克特试图将许多文化归类到“日神”和“酒神”的范畴之下，但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明确声明，并非所有文化都具有这种一致的结构，不能削足适履地强使每一种文化都去适应“一言以蔽之”的特点。“日神”和“酒神”的说法只是为了方便理解而引入的说明，并非先验意义上的范畴。
此外，本书还探讨了社会的本质以及个人与文化模式的问题。个体在社会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对立、不适应以及努力适应的关系，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个人的性格主体来自他所处的文化，我们应该包容本文化内的“变态者”，即与所在文化模式相左的人，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文化模式》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其研究特点，如整体研究观、对比研究观和文化相对研究观，还在于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它对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强调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和信仰，注重培养凝聚力和形成组织文化。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尊重文化差异，倡导文化相对主义，避免文化中心主义，以更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文化和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