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所谓“社会主义新传统”，是因应于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而生的，即是一种传统道统失序带来人心难以安顿的问题。作者探究村庄如何重建道统、铸造新人，新的道统被作者称之为“新德治”，这之中最重要的是新德治贯穿了一整套“塑造新人”的治理技术。同时，也强调村民的身体绝不是被动地顺应国家的要求，它可以以某种抗拒或扭曲来回应国家的要求。

本书的五个事件中的“小人物”通过各种规章制度而与“国家政策”搭上线。第一个事件是1951年“宗派斗争”的激流。对旧保长孙玉林的审判除了原有纠纷，还包含了“新政权要拿一个‘恶霸’来奠定人民革命政权权威性”的国家意志，阶级斗争对象的划分标准具有随意性、模糊性，使得“敌人”随时可能出现。第二个事件是1960年的饥饿与暴力。公社化大食堂制度下的饥荒时期，生产队长等成为“特权阶层”，揭发他们的社员也被暴力殴打，建国初期的平等意识逐渐消失，以暴力为底色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国家也不得不转向，处罚犯错误的干部。第三个事件是1970年一起蹊跷的破坏军婚案。赵宗福被严和烈强奸，但案发一年多以后才被曝光。因为赵宗福与军人丈夫感情危机，她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利用国家对军婚的保护曝光了此事。“揭发”让这一起普通的强奸案被升到涉及政治问题的高度。第四个事件是1976年的一起“捉奸”闹剧。牛运兴的丈夫严福文与下乡插队女青年李兴云通奸，很多与此事不相干的人热衷于“捉奸”，揭发者之一的赵远正也如愿顶替了严福文的职位。严福文的犯的错不大，但是最终以“破坏最高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的政治性案件来处理。第五个事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道德败坏分子”。党员干部王保卓在在个人生活中，多次犯下通奸、贪污、右倾等错误，但他长期被组织上视为自己人予以教育、团结和保护，直至1971年一封检举信让王保卓在建国前当过“反共”基干队队员的历史被曝光，上升到了政治问题，犯了党组织最无法容忍的试图欺骗、对抗党组织的错误而被抛弃。

综合来说，村民通过奠定人民政权权威性、迎合国家公社化政策、利用国家保护军婚政策、利用国家保护知识青年政策、及利用党组织对不可原谅错误予以惩罚的原则这些方式，使得个人积怨、派系斗争等冲突在新德治中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并由国家制度和政策作为处理矛盾的代言。其中个人积怨、派系斗争既有传统的早已有之的人际关系、利益矛盾等，也有国家权力植根农村而带来的具有新特点的阶级斗争，或者说不同政治身份的人内部和彼此间的斗争。

在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变革对传统的冲击之下，新德治在村民对政治规则的适应和利用中得到实现，传统良好地实现了与现代政治规则的融合。

但是，也要看到个人和派系对政治规则的“利用”所包含的负面意义。村民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对政治原则的拥护，而是出于个人利益、人际关系、彼此斗争乃至蓄意构陷等私人的原因。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现代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民主政治原则在精神上是违和的，如粮食不欠收却面临严重饥荒问题也表明这样的利用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无法真正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