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政老登之书（经典，也有一些不足）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文明在世界冲突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确实有很多在西方世界不主流，但很真实的观点：承认普世价值其实就是西方的帝国主义；西方在历史上大多时候是落后的；西方现在的先进并不是因为思想，而是其在合适的时候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征服了世界；非西方的世界不会因为发展而偏西方，反而会出于自豪更加回归各自的传统文化（比如中东人口的增长会带来伊斯兰的复兴，东亚经济的增长也只会让人民选择东亚本来的文化而不是西化）；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总是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指手画脚。

作者也精准地（提早二十多年）剖析了俄乌局势：乌东在文化上本来就是非常俄罗斯华的地区，民心所向，其和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分裂是很正常的。

但一些地方还是弥漫着一种不自知的西方中心主义：比如认为中国人出于儒家的天下观接受不了多极世界的观点（恰恰相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长期的分裂，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西夏/辽/金对峙，当代在国际上也一直提多级世界，反而是美国希望一直单极世界）；认为美国为了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需要军事干预中国等等。

另一个例子是，在最后一章作者用很长的篇幅预演了一则他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充分展现了其对文明和文化的不了解：对岸、日本、韩国倒戈东大（这是否太中吹了），东大再次入侵越南（完全不懂中国的外交策略风格），东大、巴基斯坦、伊朗建立军事同盟，印度入侵巴基斯坦，美欧、俄罗斯、印度结盟，俄罗斯加入北约（这段给我看笑了，亨廷顿爷爷是连欧洲也不懂啊），打残了之后双方两败俱伤，南方的印度尼西亚成为新的主导国家（只看地理的话感觉不是不可能）……

下面是各章摘要。

第二章 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 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然而，几百年间，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1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欧洲。
•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 他们实际上也无休止地相互打仗；在欧洲国家中和平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第三章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

• 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完全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
• 使用英语来作知识交流因而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文化认同，并且确实加强了这种认同。正是由于人们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才使用英语来同具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
• 前殖民地走向独立并获得独立时，宣扬或使用本土语言、压制帝国语言，是民族主义精英使自己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确定自己认同的一种方式。
• 贸易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吗？它会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假设至少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
• 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
• 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
•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
•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

第四章 西方的衰落：力量、文化和本土化

• 西方力量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
• 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
•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实力联系在一起的。
• 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人’或‘独立后’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国（西方）的大学里接受用西方广为传播的语言进行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们第一次出国时是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数在国内由第一代人创立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授课越来越多地是使用当地语言而不是殖民语言。这些大学“与全球性世界文化的联系更加淡薄”，“知识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化的，这些知识通常范围有限，水平也很低”。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满于早些时候受过西方训练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此经常“易受排外主义运动的鼓动”。 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那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不能指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因此他们必须适应该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
• 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非通过显示自己有多么西方化来赢得选票。相反，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特征
• 宗教团体满足了被国家官僚所忽视的需要，包括提供医疗及医院服务设施、幼儿园和学校、对老人的照顾、自然灾害或其他灾难之后的紧急救援，以及经济遭受损失时给予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秩序和市民社会的破坏而造成的空白，被宗教团体，常常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所填补。
• 参与宗教复兴运动的人来自各界，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组成部分，这两部分都是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新移居到城市的人是第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一般需要感情上、社会上以及物质上的支持和引导，在这方面宗教团体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做得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说，宗教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弱者的维他命”。

第五章 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 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
• 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
• 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人想要现代化，但不一定要西方化。
• 1995年，除伊朗外，每个穆斯林人口占优势的国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都比15年前更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主义化。
• 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关注建立伊斯兰教学校和在国立学校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实际上伊斯兰教团体造就了伊斯兰的“市民社会”，它在范围和活跃性上相当于、超过、而且常常取代世俗文明社会中常见的脆弱体制。
• 城市化，社会动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信和媒体应用的加强，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扩大。这些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伊斯兰教的象征、信奉和信仰满足了这些心理需要，伊斯兰福利组织满足了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穆斯林感到需要回复到伊斯兰教的观点、习俗和体制，为现代化提供指导方向和动力。
• 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
• 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 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 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
• 穆斯林对待伊斯兰国家的人与对待敌对国家的人的态度也不相同。中国人对待华裔的外国人与对待非华裔的外国人的方式大不一样。
• 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
• 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包括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
• 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包括了至少具有三种相当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已成为其实现重要的体制认同及开展广泛的重要活动的主要障碍。
• 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 1. 自由贸易区 2. 关税同盟 3. 共同市场 4. 经济联盟
•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的问题，
• 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试图使他们的国家脱离西方并使之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因而从相反的方向造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这两个现象证明了无所适从的国家是可以识别的，它们的领导人自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而观察家则把它们说成是“两面人”。
• 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俄罗斯，主张民主化者通常是主张西方化者，但主张西方化者却不是主张民主化者。俄罗斯的历史教训在于中央集权成为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
• 土耳其为什么被忽略？而且为什么它似乎总是排在最后？在公开场合，欧洲官员提出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低，而且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尊重人权。私下里，欧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认，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希腊人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想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可能从一个拥有6000万穆斯林和大量失业入口的国家涌入移民的景象。
• 北约在一旦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受到伊拉克攻击时北约应作何反应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这使得土耳其人无法确信，当他们的国家受到并非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时，北约将会作何反应
• 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澳大利亚应当脱离西方，把自己重新确定为亚洲社会，并与它的地缘上的邻国建立紧密的联系

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 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
• 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是西欧人想听到的答案，他们私下里大都支持这个答案，各种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也明确赞同这个答案。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指出的，承认中欧与严格意义上的东欧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这一区别在苏联存在的年代曾经变得模糊不清。
• 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过去，西乌克兰有时是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 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
• 在中苏分裂后，它把自己看作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
• 自从放弃通过国外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定位为世界华人的代表”。
• 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
• 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
• 90年代初，北京和台北在缓慢地、可察觉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拢，并在扩大经济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发展着共同利益。
• 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
• 沙特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政治，它使苏德里斯反对沙马斯和其他部落。
•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
• 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常与种族集团的界线不一致，如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就被分隔在不同的国境内。这些国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开来，而另一方面；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
• 伊斯兰世界因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生了分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利用对穆斯林伊斯兰信仰的认同来促进其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
• 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宗教共同体，伊斯兰这个概念一直意味着，过去，核心国家通常只有当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哈里发和苏丹——在一个单一的统治机构中合二为一时才能形成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 他们会赞同谢尔盖·阿尔巴托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描述：“一群热衷于夺取他人钱财、将不民主和相异的经济政治行动规则强加于人、压制经济自由的新型布尔什维克。”
• 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
•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企业急切地想要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到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投资，因而对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要求政府不干扰它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
• 理查德·尼克松于1994年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内，会显得可笑。”
• 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实际上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结果是，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
• 在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政党和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往往都取得比全国大选更好的结果。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 不论是政治家、官员、学者、商人还是记者。相反，他们会强调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其文化优越性，抵制西方的猛烈进攻以保持其文化完整的必要性。
•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
• 20世纪90年代初，日美关系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而变得日益紧张，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作用、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日本对美国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政策的态度、日本参与维和行动，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问题。
• 可以想象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本，而且需要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加紧重新武装，获得核武器，在争取亚洲其他国家的支持方面与中国展开积极的竞争。日本可能愿意参加美国领导下的反华联盟，尽管连这一点也不能肯定，但它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平衡者。
• 因此，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
• 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心目中最理想的仍是过去几十年的模式，即处于占优势的美国的庇护之下。但是，随着美国对亚洲事务参与的减少，日本国内敦促日本“重新亚洲化”的势力将得到加强，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的。
• 缺少核心国家的南方文明，即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依赖于西方，而且军事和经济力量相对软弱
• 尽管如此，西方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差异仍小于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异。 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仅会引起略微严重一些的冲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软弱）
• 俄罗斯同意欧洲联盟和北约扩大到把中欧和东欧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包括进去，西方则承诺北约组织不继续扩张，除非乌克兰分裂成两个国家。
• 对俄罗斯来说更大的威胁是进入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据报道，中国在那里的非法移民人数1995年达到300万—500万，而东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口大约是700万。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警告说：“中国人正在和平地征服俄罗斯远东地区。”俄罗斯高级移民官员也赞同地说：“我们必须反对中国的扩张主义。”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用詹姆斯·库尔思的话来说，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
• 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
• 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若是发生战争，它将会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大幅度减少。台湾和大陆已和解，台湾继续保持它事实上拥有的大部分独立，但明确承认北京的宗主权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 大家知道，恐惧会产生仇恨，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的自保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虽然亨廷顿声称冲突并不等于战争，然而他也不排除冲突可以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