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 民族主义改变了人们痛苦的来源和对痛苦的体验

本文摘自本书“ 引言：本书论点及其起源 ”

本书的中心论点聚焦于民族主义这一文化现象与病因不明的三大现代精神疾病（即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重度单向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简言之，这些精神疾病是果，民族主义是因。有关民族主义，我已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这本书中对其历史作了客观、严谨的溯源和科学的定义，并将此定义运用于《资本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一书中。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本质上是 一种对于现实的世俗理解，其社会政治内涵主要基于个人在群体中享有基本平等的地位以及人民主权这两大根本原则。正如我在这两本书中所阐释的那样，这种意识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文化框架，也就是说，它所蕴含的有关人们对现实的想象代表了现代文化的根本核心。 这一意识也反映在所有具有现代性的制度中，包括开放的社会阶层体系、非私人化的国家政府组织形式，以及以增长为导向的现代经济体制。这一意识之所以被称作“民族主义”，是因为历史上16世纪的英格兰人最初将那时的社会理想称为“民族”。而这一理想的核心便是要树立两大基本原则：社会成员享有根本性的平等和人民享有主权。换言之，民族是由相互平等和享有主权的社会成员组成的，而共享主权下的平等则可以被诠释为个人自由，在英格兰和那些效仿英格兰及其民族主义意识的社会都是如此。但是，平等也可以被理解为集体独立于外国统治。不管哪种情况，平等都改变了个人身份认同的本质。无论个人处于何种境况、经历了什么变化或属于何种社会阶层，它都赋予了个人身份以尊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讲，个人地位成为了个人可选择的事情。同时，人民主权使世俗群体成为所有法条的根源，大大削弱了上帝等超自然的力量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世俗生活的重要性因此大大增加，而超自然的力量很快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人（最终也包括了女人）成为了自己的造物主。本书正是在这种广义且具有历史确切性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主义”一词， 而不是将它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仇外，虽然仇外确实是某些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我在此恳请读者铭记这一点。

很明显，现实意象的戏剧性转变，即人们对现实的看法的转变， 必然显著影响他们现实体验的本质，也就是说，人们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随着人们想法的转变而发生质性的变化。而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从一开始，民族主义便为丰富人类情感体验带来了巨大贡献，增添了在此之前大部分人都不曾体验过的情感，如野心、抱负，以及值得尤其珍视的幸福感和浪漫的爱情。由此，民族主义也改变了人们痛苦的来源和对痛苦的体验。当然，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最初都仅限于英格兰。16世纪初，英格兰出现了一种新的疾病，它虽然被确诊为一种精神疾病，但却表现得与当时所有已知的精神疾病大不相同，以致没有已知词汇（不管是医学词汇还是日常词汇）可以准确描述它。直到16世纪30年代，新的词汇才被发明出来，人们把这一怪异的疾病称为“疯癫”或“精神失常”。四百年后， 德国精神病学家才将其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疾病，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

在整个16世纪，疯癫症在英格兰迅速蔓延，以致该世纪末，如我们在《哈姆雷特》中读到的那样，它已被认作是英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到了17世纪，疯癫症也开始出现在大不列颠的其余地区以及英属海外殖民地区，在欧洲大陆却鲜为人知。来自他国的访客对此十分好奇，将其称为“英格兰精神病”。然而，当18世纪末民族主义在法国蓬勃发展时，疯癫症也抵达了法国。此后，随着民族主义的传播，疯癫症传到了德意志公国及俄罗斯。起初，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疯癫症几乎只对精英产生影响。而这些精英就是那些真正享受到蕴含于民族意识中的尊严、自由和选择的人。随着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深入到大众群体中，疯癫现象也相应在这些社群变得很普遍。到19世纪， 民族国家的包容性增强，让更多新群体成为了根本上平等的社会成员，也让更多的人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疯癫症的患者比率也相应增加。

为什么民族主义的世俗性，以及基于民族主义构建的社会所体现出的两大准则（即生而平等和人民主权）会导致疯癫症呢？其原因是，这三个原则都让人掌握自己的命运。世俗性消除了人们寄望于来世的想法，让个人最终决定事情的轻重。平等原则鼓励人们为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奋斗，因为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想与地位更优越的人平等。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假设，意味着人们可以互换身份地位，这赋予了每个人去选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的权利。然而，正是这一蕴含于民族主义之中的自由，在赋予个人权利、鼓励个人去选择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的同时，却让个人身份认同的形成变得困难重重。与信奉宗教的前民族国家相反， 那时没有人会被问“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因为那时人们一出生是什么，长大后就会是什么。而在现代社会，个人身份的选择越多，人们越坚持平等原则，身份认同的问题就越大。清晰明确的身份认同是心理功能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畸形的身份认同则会导致精神疾病。然而，现代文化无助于个人获取明确的身份认同。相反，迷茫困惑是现代文化内在的特点。现代文化的这一先天不足，即无法给处于此文化下的人提供一贯的指引，被涂尔干称为“失范”（anomie）。

民族主义在不同社会里的发展方式不尽相同，因此民族主义的三个原则（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和人民主权）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个人在各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的形成，但这一影响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成长在一个信教的、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里，个人的身份认同和行为表现由其出身和天意决定。然而，蕴含于民族主义的个人自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成员不可能从其所处的现代文化环境中获得有关自己身份认同的全部信息。除了基于民族认同的国籍这 一大类的身份之外，现代个人必须决定自己是谁和应该做什么，以此构建自己个人的身份。我认为，通过将个人变成自己的造物主，人人平等和自我实现等价值观成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双相或单相）的具体诱因。而一个社会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取决于这一社会对这些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以及个人在社会里自由选择的范围。这些观点颠覆了目前关于精神疾病的主流看法。

首当其冲，我的观点意味着：虽然可能会有生物学上的先天倾向、遗传或其他因素决定哪些人会罹患精神疾病，但精神疾病本身并不是身体（即大脑）的疾病，而是思维的疾病。也就是说，它确实是一 种心智疾病。精神疾病的病原———如HIV之于艾滋病，或者如蚊子之于疟疾———并不是物理性的，而是文化性的。虽然有关精神疾病的主流观点将其视作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反对该观点的声音并非前所未闻，有时甚至形成了一支小型的“合唱队”。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提出一个经得起科学考证的其他假设。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三名治疗精神疾病经验丰富的专家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对近期书籍的详细评论。虽然他们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赞同精神疾病是因大脑中的化学物质的不平衡所致的主流观点。生物学主流观点不可挑战的权威，或许让本书的观点显得颇具争议。然而，我在之前两本书中所提出的主张在刚出版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但之后争议逐渐减少了。因此，我想这第三本书的观点也会在初期引起争议，之后则会自然被读者所接受，即使这些观点或许更加不同寻常。 然而，我因岁数渐大，开始觉得自然接受的过程太漫长了。另外，经过了过去二十多年对人类现代体验的研究后，我深感自己应当承担起一项责任，那便是在这部有关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总结篇中将我对现代性的整个研究置于读者们比较熟悉的研究传统和领域之中， 从而避免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不适感。

本书将其主题，即文化，置于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哲学（如果这些学科能够被分离的话）等抽象理论框架下。对民族主义和现代文化的聚焦则让本书成为一本历史社会学的著作。同时，因它将心理疾病作为讨论的核心，这必然使本书与心理学、精神病学、甚至神经科学联系起来。本书与所有这些领域都相关，却不完全从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这就如《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书虽与经济学、思想史、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等都相关， 但并不单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专业领域；而《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则与比较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文学以及宗教学等学科相关，但也不单纯属于其中任一学科。同前两本书一样，本书试图将所有有关人类体验的领域联系起来，同时对所有领域的研究都有所贡献，并形成一门有关人类的统一科学。引领前沿的法国精神病专家朱尔斯·巴雅尔热（他将在之后的一个章节里扮演重要角色）很好地概括了我的立场。他说：“虽然人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组成的，但人是一个整体。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结合在人体内的……各股力量，只有在人体外才能被看作是孤立的。”因此，这本书也必然是一本有关哲学的书。

本书的方法论，总体而言，是以猜想与辩驳的科学方法为准则。即：首先按照逻辑建立假设，然后系统地运用所有现存的相关经验证据来检验假设是否为真。这一做法遵从了人文科学的“三位巨人”（他们同时也是哲学家）的指导。他们分别是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学、文化历史学和经济历史学领域的马克斯·韦伯，以及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的马克·布洛赫。具体而言，本书采纳了涂尔干提出的“准则”，即在尝试解释之前先将每一个社会事实当作是可以仔细、客观定义的事情。同时，本书还结合了韦伯的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从布洛赫那里，本书采纳了其对“有意”和“无意”史料的区分及其对后者的偏爱。也就是说，本书将重视看似与研究对象无关的历史材料，以便找到“不由自主的证人”（witnessesinspite of themselves）。另外，本书还会沿用布洛赫交叉考据的策略，即将某时某地的证据与来自其他地方的证据进行对比。最后，同布洛赫一样，本书将语言作为证据和分析工具。涂尔干、韦伯和布洛赫（我按其出生年份来排列他们）在社会科学界享有无法逾越的权威。他们的主要理论都极度重视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经济和政治）。如果按照科学理论的一般寿命来衡量，他们的理论算是老古董了，然而到目前为止，它们一直没有被后人超越。我之所以遵从他们，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他们都从一个统一 的人文科学的角度思考，并将这样的科学定义为心灵科学（mental science）。他们的具体叫法有所不同，涂尔干称之为“社会学”，布洛赫称其“历史学”，韦伯有时称其“历史学”，有时又称其“社会学”。当涂尔干所用的法语词汇“精神的”（mental）被翻译成英文里的“社会的”（social）一词时，他对人文科学的理解可能就在翻译的过程中丢失了。同样，韦伯对社会行为的主观意义的一再强调也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被掩盖。但布洛赫表述清晰，这层涵义不会被丢掉。他说：“在最后的分析中，人类意识才是历史的主题。对于历史而言，人类意识的相互联系、混淆和影响，就是客观事实本身。”我想，我的研究也是属于人类科学这一“心灵主义”（mentalist ）传统。

在这三位经典学者中，涂尔干在本书中被提及最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在之前的书中更多提及韦伯，现在想多提涂尔干，以示我对这两位社会学创始人同等的敬意，还因为本书可以说是涂尔干《自杀论》一书的延续。在所有行为中，涂尔干选择了最隐私、最个人、 甚至似乎最不受社会影响的自杀行为，并用它来阐明那些非物质的、但具有经验存在的社会事实，即由精神性的“集体表现”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构成的事实，它隐藏于人类生物现实背后，对个人心理产生的作用最大。同样，本书聚焦于已在生物学上被确认真实存在的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并为这些重大健康难题提供一种文化上的和历史上的解释，尝试以一种最戏剧化的方式来展示由象征性和非物质的因素构成的社会现实，以及这些因素对人类生活产生的深刻且无所不在的影响。

当然，知识系谱并不如此简单。一个人不会一开始便选择要遵从的权威（至少，我不是的），然后模仿该权威来研究自己的课题。正确做法是，在受其他正在发生的事实（比如，另一些研究项目或对生活中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的思考）的启发后，脑海里会自然产生某一课题。然后，大脑会立刻将其与已存在记忆里的类似课题相关联。从那时起，记忆里的相关课题便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然而，在我这里，涂尔干的存在却可以说是有着远超一切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早在25年前，我便从他那里学到了“失范”（anomie）这一核心概念和相关解释。作为一种结构上的不一致，即“集体表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之间的系统性不一致的状态，“失范”直接影响个体经验，造成深刻的心理不适。这种不适促使参与者想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解决这些令人烦恼的不一致。因此，这个概念包含了最普遍适用的社会变革理论，以及唯一一个能够轻易由经验证据考证的理论， 因为它指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连接成因和结果的（心理）机制。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失范”是我解释民族主义为何出现的核心概念。然而，让我开始考虑“失范”在心理和逻辑上的影响的，却是我在为撰写《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而研究美国经济的过程中所发现的“失范”在美国社会尤其普遍这一事实。